2026-07-27
安德烈·迈丹斯基
《哲学问题》2019 年第 2 期，第 128—136 页。
DOI：https://doi.org/10.31857/S004287440003880-3
来源：https://www.academia.edu/41913681/Мышление_и_язык_в_Логике_Ильенкова
埃瓦尔德·伊里因科夫对思维与语言相互关系的理解，建立在这样一个命题之上：在人的人格形成过程中，对象性实践活动、劳动具有首要地位。思想与言语是在“实践性交往”的过程中，或者说，在人同物质文化对象进行共同—分担活动的过程中，作为行动的形式而产生的。亚历山大·梅谢里亚科夫也把同一原则奠定在扎戈尔斯克实验的基础上，该实验旨在教育聋盲儿童。马克思主义的“行动逻辑”同各种版本的“言语逻辑”——福音书式的、黑格尔式的、新实证主义式的，等等——相对立。伊戈尔·汉泽尔在其文章中，试图从鲁道夫·卡尔纳普“逻辑语义学”的立场批判关于思维和语言发生的劳动理论。伊里因科夫则批判“实证主义”（以及整个经验主义哲学），因为它把思维的逻辑形式同“内部言语”的心理形式混为一谈。其结果是，逻辑科学变成了一套操纵词语、记号和符号的规则体系，丢失了它本来的对象——思维的规律和范畴。扎戈尔斯克实验仿佛慢镜头一般，直观地展示了人的人格如何从“实践”中发生。伊里因科夫把它视为“行动逻辑”胜过“言语逻辑”的实践证明。
关键词：埃瓦尔德·伊里因科夫，逻辑学的对象，思维，语言，言语，劳动，观念，扎戈尔斯克实验，实践性交往。
本文系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项目第 17-03-00160a 号的研究成果。
语言与思维的相互关系，是贯穿埃瓦尔德·伊里因科夫全部创作的一条主题。他第一次触及这一问题，是在1954年2月至3月间于莫斯科国立大学举行的那场关于逻辑学对象的马拉松式讨论中[伊里因科夫，2017]；伊里因科夫生前发表于《哲学问题》的最后一篇文章，同样讨论了这一主题[伊里因科夫，1977]。
这些年来，伊里因科夫的信条从未改变：“行动—思想—言语”（Дело — Мысль — Слово）。在这个逻辑三位一体中，三个“位格”的排列顺序具有决定性意义。伊里因科夫始终坚持《浮士德》中的公式“Im Anfang war die That”——“太初有行动”。这也是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第一条公理。思维是对象性活动、劳动、“手的工作”的观念形式；语言则是思维在人类交往过程中得以实现的形式，也是向他人表达思想、观念的形式。
“人的思维是在社会的人的对象性实践生活的熔炉中产生的（而不是苏醒的）；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它的‘中介者’，言语、语言也随之产生。”[伊里因科夫，1974б，第 80 页]
这些话是伊里因科夫在同黑格尔的论争中写下的。对黑格尔而言，如同昔日对福音书作者约翰而言一样，“太初有言”。言语逻辑与行动逻辑的对立，是思维科学史上一场经久不息的冲突。伊里因科夫喜欢把这门科学的名称“逻辑学”（Логика）首字母大写，仿佛要以此强调它不同于首字母小写的“逻辑”——形式逻辑、符号逻辑和数理逻辑。
对黑格尔而言，言语是思想的天然要素，是精神在其中“苏醒”而达到自我意识、随后又在实践中实现自己并把自己“对象化”的形式。黑格尔的逻辑三位一体呈现为：“思想—言语—行动”。而在后来的现代唯心主义者那里，思想则消融在言语之中，变成语言结构的一种功能。新实证主义、生存论诠释学和结构主义，都从这一言语主义的根系中生长出来。
“因此，卡尔纳普—维特根斯坦的追随者同马丁·海德格尔的追随者之间的距离，并不像乍看之下那么遥远。两者都在为‘说话的人’（然而，遗憾的是，已经不是‘思维的人’）发展一套处理言语的技术。在这里，言语（记号、符号、语言）变成了一堵不透明的墙，把自然和历史的客观实在遮蔽在人面前；而它本应成为一种完善的光学工具，使人能够在自然和历史中辨认出那些没有言语（没有语言）便无法辨认的截面和方面。”[伊里因科夫，1987，第 162 页]
上述批评显然也适用于持分析哲学立场的伊戈尔·汉泽尔。汉泽尔对伊里因科夫提出的许多批评，伊里因科夫早已从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伊戈尔·纳尔斯基和德米特里·戈尔斯基等人那里听过许多遍。例如，人们曾无数次责备伊里因科夫“消极对待研究语言结构的学科，首先是数理逻辑、逻辑语义学和语言哲学”（伊戈尔·汉泽尔）。〔原文此处为“логический семантике”，存在形态配合异常。——译注〕这种说法确有几分道理。伊里因科夫的确采取过一种极其消极的态度——不过，这种态度针对的并不是数理逻辑和逻辑语义学本身，而是在它们的土壤上生长出来的那种“语言哲学”；这种哲学把语言变成思维的原始源泉，变成逻辑形式的造物主。
当形式逻辑学家从事自己的本职工作——“命题演算”、制定语言形式的符号化规则、设计把一种符号系统转换成另一种符号系统的算法，等等——时，对他们不可能、也不应当有丝毫责难。他们正在推进逻辑科学。
伊里因科夫说：“所以我认为，同一个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正在从事一项科学工作者所需要的重要事业。他研究的是思维作为主观过程而运动的这些外部形式，或者说，是从思维在语言中的表达形式这一侧面研究思维。这里的‘语言’是在广义上使用的，也就是形式逻辑学家理解这个词时所使用的意义。”这段话出自一篇正在准备发表的报告，伊里因科夫曾在一次关于逻辑学对象的讨论中宣读这篇报告1。可以看到，他充分肯定了形式逻辑，也肯定了他的“亦友亦敌”季诺维也夫的工作——季诺维也夫在回忆录中就是这样称呼伊里因科夫的。在生命晚年，伊里因科夫对纳尔斯基也作过同样的评价2，并再次强调，形式—数理逻辑“在自己的界限内”是正确的：科学术语必须严格保持单义性（同一律），而禁止矛盾对思想的语言表达具有“绝对效力”。
伊里因科夫在形式逻辑的意义上使用“语言”一词，并同意思维在语言中的表现形式“应当得到不亚于支配这些形式运动的内在规律——也就是说，不亚于思维的辩证规律——那样细致的研究”。他接着说：“我完全真诚地认为，这种研究（对思想的外部语言表达形式的研究。——A.M.）拥有自己现实的对象，并且能够帮助我们在思维过程中，即在真正的逻辑学的对象中，理解许多东西。”
通常人们会说，伊里因科夫“消极”对待形式—数理逻辑，不重视它的现代成就，等等。这类说法背后其实是对这位哲学家一再讲明、白纸黑字写下的“肯定性”意见的无知或忽视。对于分析最广义的语言以及思想表达的符号形式，这门科学同首字母大写的逻辑学对于研究思维的规律和范畴一样，都是必要而有用的。
在伊里因科夫那里，“消极态度”开始于数理逻辑学家和逻辑语义学家转而评判那些具有非语言本性的事物之处。对于“超越”语言的实在，这种逻辑的知识并不比算术对地球上逻辑学家人数的知识更多。甚至语言本身，即言语鲜活的生命，也远不能穷尽为按照符号逻辑规则对记号和意义所作的操作——否则，语文学家便会失业。伊里因科夫之所以嘲笑形式逻辑学家充当思维立法者的企图，是因为他在思维中看到的东西，比“命题演算”丰富得不可估量。
“凡是试图把形式推导中处理记号—符号的规则推广到思维工作的任何其他情形，也就是赋予这些规则以‘一般思维规律’、逻辑规律的意义，这种企图都不比下列做法更聪明：把刑法条文‘运用’于同步加速器电磁场中基本粒子的行为，或者运用于狒狒群体内部的相互关系。”[伊里因科夫，1979a，第 136 页]
汉泽尔反驳说，可是数理逻辑的规则毕竟规定了真与假的区别——仿佛伊里因科夫没有注意到这个平凡事实。诚然，语言结构确实为思想的真实表达规定了某些非常严格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条件，就是禁止矛盾和要求术语具有单义性。正如上文指出的，伊里因科夫承认这两项原则具有“绝对效力”，但仅限于思想的语言表达，而不适用于认识世界和获得新思想（观念）的过程。
至于内容性的（按照汉泽尔的术语，即“符号外的”）思维，企图从形式的真理标准这一“高度”对它作出裁判，只会以宣布思想的每一次新转折都是“不合逻辑的”而告终。新的观念和科学理论并不与旧观念、旧理论同一，也不是按照形式逻辑的规则从后者中推导出来的；相反，它们往往同后者发生矛盾。“现实的、发展着的思维（处于历史发展中的科学）最终看来就像一场彻头彻尾的误会，像一个不断违反逻辑规范、从头到尾都不合逻辑的过程。”[伊里因科夫，1979a，第 138 页]
汉泽尔特别强调，伊里因科夫不了解现代符号逻辑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3：他没有把卡尔纳普读完，也没有认真研读教材 Abriss der Logistik。遗憾的是，汉泽尔没有同读者分享他的猜测：这本教材（或其他论著）中的哪一项具体发现，可能迫使伊里因科夫修正自己关于符号逻辑之对象及其权限边界的判断……
同样奇怪的是，汉泽尔责备伊里因科夫“……拒绝在他称为‘语言哲学’的领域中工作”。伊里因科夫认为，哲学原本的、唯一的对象是思维。语言是另一门科学——语言学——的对象。伊里因科夫从未想过要以哲学思辨取代对语言的具体科学研究。谈到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时，伊里因科夫指出：“仍然无法理解，这本书展开的究竟是对什么的理解。对语言的理解吗？让语文学家来判断吧。”[伊里因科夫，1987，第 160 页]
伊里因科夫同样“消极”对待语文学家侵入哲学领域。他毕生呼吁人们具体地思维，反对生理学家、遗传学家和控制论专家的“哲学化”冒险。
科学家必须清楚地看到自己学科的对象边界，并尊重相邻学科的边界。倘若有人在脑的神经联系和反射中“发现”心理学问题的答案，在 DNA 分子中寻找文化能力的公式，或者在没有正确理解“自然”智能的本性和结构的情况下模拟“人工智能”，事情便很糟糕。
逻辑学研究思维同语言的关系。可以看到，伊里因科夫就这一问题写过不少东西。也可以说，这就是他的“语言哲学”。它同新实证主义者、诠释学家以及汉泽尔本人的语言哲学毫无共同之处——他们难以理解伊里因科夫的原因大概也正在这里。在逻辑思维形式“内长化”（вращивание，列夫·维果茨基的术语）为个体心理的过程中，语言以及一般意义上的记号发挥着关键作用。这里发生了从逻辑科学的领域、从这个“纯粹思维的王国”4，向科学心理学领域的过渡。
在个体意识中，思维过程以“内部言语”的形式进行。哲学经验主义——包括具有新实证主义或新康德主义底色的“现代逻辑”——把这种心理形式当成逻辑形式，结果逻辑学便变成了一套操纵词语、记号和符号的规则体系。按照伊里因科夫的说法，这种“心理主义”意味着逻辑学的坟墓，因为它使逻辑学丧失了自己的真正对象。逻辑学不再研究思维的客观规律和范畴，而开始研究这些规律和范畴在主体头脑中得以实现并“发挥作用”时所采取的那些形式——这些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约定的、“规约的”，而且常常是不适切的。
维果茨基早已在理论和实验两方面出色地说明，内部言语起源于人类交往的外部“人际心理”形式。伊里因科夫对维果茨基怀有崇敬之情，并曾同维果茨基的学生合作，在文化—历史心理学领域开展工作。两人在哲学上还有一个共同的英雄——斯宾诺莎。不过，他们对斯宾诺莎心理学的理解相距甚远。参见[迈丹斯基，2018]。
人们常常试图从自然主义的思维学说出发，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历史的关于观念的东西的理论；伊里因科夫把这种自然主义学说同斯宾诺莎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汉泽尔也是这样做的。他把伊里因科夫借斯宾诺莎之名所写的关于“思维着的身体”的论述，当成伊里因科夫本人的观点——即他关于思维和观念的东西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在《辩证逻辑》第二篇论文中，思维被规定为“主动地依照任何其他物体的形式来构造自己的行动，使自身在空间中的运动形式主动地同其他一切物体的形式和位置相协调的能力”[伊里因科夫，1974a，第 34 页]。通过意识到自己沿外部物体轮廓所作的运动，“思维着的身体”获得了关于周围世界的充分观念……
这里以“思维”的名义描述的，其实是斯宾诺莎的“想象”（imaginatio）——生命身体产生外部物体之感性形象的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并不会产生任何观念或思想（cogitationes）5。难道广延的样态——身体——能够形成思维的样态，即观念吗？对斯宾诺莎而言，这是荒谬的。不过，这会不会是伊里因科夫自己关于思维、观念和观念的东西的看法？倘若如此，为什么他在其他任何一部讨论逻辑学的著作中——包括《观念东西的辩证法》——都没有对“思维着的身体”说过一个字、发出过一点声音？
伊里因科夫所举的观念形式包括：数学真理、逻辑范畴、道德律令、价值形式、国家法律、语言的语法结构——“……个别个人正是在其内部苏醒而进入自觉生活的那个文化的普遍规范”[伊里因科夫，2009，第 11 页]。那么，“思维着的身体”通过运动形成的轮廓“观念”同这些东西有什么关系？在讨论斯宾诺莎的那篇论文中，又有哪一项文化规范被提到过？对伊里因科夫而言，观念的东西是人同世界以及同自身之间的社会关系。观念是“国家组织”的形式，即人们社会生活的形式，而不是身体运动的形式。
在第二篇论文结尾，伊里因科夫委婉地纠正了自己笔下的伪斯宾诺莎：“劳动——社会的人以行动改变自然的过程——正是那个以‘思维’为‘谓词’的‘主体’。”[伊里因科夫，1974a，第 54 页] 思维的主体不是身体，而是行动！思维是劳动、是“社会的人”的对象性实践活动的一种属性，同时又是一种特殊的劳动。这种脑力劳动同天然的心理功能、同眼睛及其他身体器官沿外部物体轮廓的运动之间的差异，正如歌剧咏叹调或圣咏同鸟鸣之间的差异一样。
“思维的不是某种特殊的‘灵魂’，而是人的身体本身”[伊里因科夫，1974a，第 22 页]——以“现代自然科学”名义反对文化—历史思维理论的批评者，同伪斯宾诺莎一样赞同这个自然主义命题。丹尼尔·丹尼特和约翰·塞尔这类当代“心灵哲学家”，也会欣然在它下面签名。在他们那里，是身体思考和梦想、爱与欣赏、悲伤与怀疑。
伊里因科夫同这种躯体哲学相距极远。在他看来，人不是“思维着的身体”，而是寄居在人属（Homo）个体的身体和心灵中的“社会关系的总和”6；正是它“把这个身体变成自己顺从而易于操纵的工具”[伊里因科夫，1979б，第 193 页]。如果抽掉社会使之“内长化”进来的各种功能，人的身体不仅不思维，而且严格说来甚至还不是人的身体。它只是灵长类动物的类人身体。为了成为人的身体，这个身体本身及其教育者都必须付出大量劳动。
伊里因科夫把注意力集中在马克思主义公式“行动—思想—言语”如何在教育心理学中发挥作用的问题上。对伊里因科夫而言，新生儿不能进行探索—定向活动这一事实，意味着心理生活完全缺席，即“心理为零”7。昆虫和动物生来就能够在空间中自主运动，寻找有用物质。人却不能。那么，这种首要的心理能力是怎样形成的？扎戈尔斯克实验在这里提供了帮助。教育者教会聋盲儿童依靠嗅觉和触觉寻找食物。正是在这种探索活动中，外部世界的最初形象和心理才得以产生，与之同时产生的还有空间的“先验形式”。
就活动对象而言，感性形象表现为该对象的几何“轮廓”；就主体而言，它表现为身体器官运动的轨迹，或者说行动的“感觉运动图式”（让·皮亚杰）。“感觉运动图式是事物的空间—几何形式被运动展开于时间中的结果；除此以外，它不包含任何东西。它是一个再现事物形式——亦即空间上固定的形式、外部物体的几何形态——的过程图式。”[伊里因科夫，1977，第 94 页] 这是一切生命存在物的感性活动所遵循的一般原则。
伊里因科夫笔下的“斯宾诺莎”把这种感觉运动图式称为事物的“充分观念”。而真实的斯宾诺莎却认为，想象的一切观念、人的身体状态的一切观念，无一不是不充分的8。伊里因科夫追随让·皮亚杰，主张感觉运动图式构成了语言的那些“深层结构”；诺姆·乔姆斯基则认为，这些结构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
“乔姆斯基揭示的‘深层结构’，确实是在个体发生中、在儿童能够说话和理解言语以前形成的。人无须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也能在感觉运动图式的形态中看到它们显而易见、甚至可以说触手可及的实在性；所谓感觉运动图式，就是正在成为人的存在者同事物打交道并在事物中活动的直接活动图式，其形态是一个纯粹身体性的现象——一个身体同位于它之外的其他身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皮亚杰所说的感觉运动图式，或者语言学家喜欢称作的‘深层结构’，正是哲学历来冠以逻辑形式或‘思维本身’的形式之名的东西。”[伊里因科夫，1977，第 94 页]
如此大胆的论断最好得到一些具体材料的支持，例如展示黑格尔的“存在”与“无”范畴、或者斯宾诺莎“实体”的感觉运动对应物。皮亚杰并没有走得这么远。他所论证的只是：某些逻辑运算是在感觉运动图式的基础上形成的9。后来，皮亚杰援引其同事赫尔米娜·辛克莱的实验，表达了这样的信念：乔姆斯基的原初“句法结构”无非就是感觉运动图式10。
在皮亚杰的“发生心理学”中，伊里因科夫所欣赏的是把思维理解为内化了的对象性行动。在内化过程中，行动失去其运动成分，变得可逆，并开始“在符号上实施”（而不再在外部物体上实施）。感觉运动图式最终转变为逻辑图式——更准确地说，转变为“逻辑运算系统”[皮亚杰，1969，第 579–585 页]。
思想在对象性实践活动过程中作为行动的一种形式而产生，言语则是在同他人交往的过程中表达思想的形式。这并不十分复杂。不过，还必须考虑另外两个具有原则意义的要点。人的生命活动从始至终、从一开始就是这样一种活动：（1）它是同他人共同—分担的；（2）它以文化对象为中介。
正是基于这一点，维果茨基不同于伊里因科夫，认为新生婴儿具有心理，尽管他“还完全不具备动物的主要特征——即在空间中独立移动的能力”[维果茨基，1984，第 271 页]。这种心理从一开始虽然纯粹是情感性的，却已经具有社会性，正如我们的全部生命活动从出生之时起就具有社会性一样。
“婴儿行为中的一切，无一例外，都编织并嵌入社会之中。<...>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婴儿称为最大限度社会性的存在者。儿童同外部世界的任何一种关系，甚至最简单的关系，总是一种通过他同另一个人的关系而折射的关系。婴儿的整个生活是这样组织起来的：在每一种情境中，另一个人总以可见或不可见的方式在场。”[维果茨基，1984，第 281 页]
起初，儿童只是被动地参与对象性实践活动；尽管如此，周围人已经把他当作主体。而且在一定意义上，他确实是社会关系的主体，因为他的情感和有机反应会引起成人作出人格性的回应，从而决定成人的社会行为。此后，儿童发现这种相互联系，并学会主要借助哭泣和其他带有情感色彩的声音来控制母亲和他人的行为，控制他们身体的运动；这远早于他学会控制自己身体器官的运动。
儿童四周都是文化对象，因而也处处都是观念的东西——体现于身体—几何形式之中的观念。在共同活动（这种活动常以游戏的形式进行）中，这些观念被内化，并作为儿童自己使用这些对象及其他类似对象的活动图式而被掌握。
“即使在感觉运动思维领域，人的发展也同动物‘思维’的发展有着原则性的区别。问题在于，人的活动的感觉运动图式，是作为使用由人为了人而创造的事物的活动图式联结起来的；它们再现了‘对象化’于这些事物之中的理性——社会的人的思维——的逻辑。”[伊里因科夫，1977，第 95 页]
很难理解，汉泽尔为什么会认为伊里因科夫把“物质—实践”功能置于“沟通”功能之前。这不过是他的阅读视角中又一次奇怪的畸变。伊里因科夫无数次写道，任何为人所特有的活动或能力都具有社会本性。也许他应当把“社会的”改说成“社会—沟通的”，这才会使分析哲学家理解他的思想？
伊里因科夫在讨论扎戈尔斯克实验的文章中坚持认为，人的心理和人格只能从实践性交往开始形成——用汉泽尔偏爱的语言说，就是从“沟通”开始。“这种实践最初即使仅仅在于用勺子喝汤、在水龙头下洗手或者穿裤子，也没有关系。扎戈尔斯克学校的经验无可争辩地证明：在同他人进行实践性交往的需要得到发展这一基础上，‘语言’会自然、顺利而迅速地接合进来。反过来则既不能形成人的行为，也不能形成把语言作为强大思维手段来使用的能力。”[伊里因科夫，1975，第 83 页]
实践性交往是劳动的一种形式。正是它使灵长类动物成为人。教育者同儿童分担自己的劳动；随着儿童相应的主动性、他的文化“自主活动”逐渐增长，教育者一点点地把自己承担的劳动份额缩减到零。如果没有同他人的“沟通”，聋盲儿童甚至不可能获得动物的心理，更不必说人的人格。聋盲儿童人格的形成，一方面是教育者多年坚韧劳动的成果，另一方面是这些儿童自身劳动的成果，是他们“共同—分担活动”和“实践性交往”的成果。
汉泽尔先把“劳动在个体发生上优先于沟通”这一荒谬观点归给伊里因科夫，随后又轻易地援引亚历山大·梅谢里亚科夫和谢尔盖·西罗特金的著作反驳它。与此同时，他又指责梅谢里亚科夫“……把儿童习得语言的所有阶段都排除在描述之外”。紧接着，在同一段落结尾，汉泽尔却转述了梅谢里亚科夫关于手势语言如何形成的论述……汉泽尔未能发现的、劳动相对于观念的东西的“优先地位”在于：观念的东西产生于劳动过程，随后又转化为人的劳动活动的必要环节和普遍形式。马克思是这样理解的，伊里因科夫也追随马克思作如是理解。黑格尔则相反，把劳动描述为观念的东西的一种表现形式，即精神自我发展的一个环节。
为了在排列各种“个体发生上的优先性”时避免任何“翻译困难”，最好引用伊里因科夫本人的话：“在开始教儿童语言以前——即使是最初级的手势形式——首先必须使他具备在人所组织的日常生活领域中以人的方式行事的能力。在这一基础上，言语（语言）便会毫不费力地接合进来。采取相反的顺序，则两者都无法形成。……现实的、为人所特有的（合目的的）活动的逻辑，总是先于言语的语言学图式、先于‘语言的逻辑’而被掌握，并且始终是后者的基础和原型。因此，人可以在研究语言逻辑以前、之外并独立于这种研究而理解思维的逻辑；反过来，却既不能理解语言，也不能理解思维。”[伊里因科夫，1977，第 96 页]
对物质文化对象的实践掌握，总是先于对语言的掌握11。交往的实践性形式先于其言语形式。扎戈尔斯克实验完全证实了这个简单真理。
维果茨基 1984——维果茨基 L.S.《婴儿期》（俄文原题：Младенческий возраст），载《文集》，全6卷。莫斯科：Педагогика，1984年，第4卷，第269–317页（Vygotsky L.S. Childhood. In Russ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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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里因科夫 1974б——伊里因科夫 E.V.《黑格尔论思维与语言》（俄文原题：Мышление и язык у Гегеля），载《第十届国际黑格尔大会报告集》（莫斯科，1974年8月26–31日）。莫斯科，1974年，第IV辑，第69–81页（Ilyenkov E.V. Thought and Language in Hegel. In Russ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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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里因科夫 2017——伊里因科夫 E.V.《从抽象上升到具体：陡峭的道路，1950–1960》（俄文原题：От абстрактного к конкретному. Крутой маршрут. 1950–1960），E. 伊列什编。莫斯科：Канон+，2017年（Ilyenkov E.V. From the Abstract to the Concrete: A Steep Route. 1950–1960. In Russian）。
皮亚杰 1969——皮亚杰 J.《逻辑学与心理学》（俄文译本标题：Логика и психология），载《心理学著作选》。莫斯科：Просвещение，1969年，第567–612页（Piaget J. Logic and Psychology. Russian translation）。
皮亚杰 2001——皮亚杰 J.《皮亚杰理论》（俄文译本标题：Теория Пиаже），载《让·皮亚杰：理论、实验、讨论》，L.F. 奥布霍娃、G.V. 布尔缅斯卡娅编。莫斯科：Гардарики，2001年，第106–157页（Piaget J. Théorie de Piaget. Russian translation）。
皮亚杰、英海尔德 2002——皮亚杰 J.、英海尔德 B.《初级逻辑结构的发生：分类与序列化》（俄文译本标题：Генезис элементарных логических структур. Классификация и сериация）。莫斯科：ЭКСМО-Пресс，2002年（Piaget J., Inhelder B. La genèse des structures logiques élémentaires, classification et sériations. Russian translation）。
Bakhurst, David (1991), 《苏联哲学中的意识与革命：从布尔什维克到埃瓦尔德·伊里因科夫》（原题：Consciousness and Revolution in Soviet Philosophy: From the Bolsheviks to Evald Ilyenkov），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etc.
迈丹斯基 2018——迈丹斯基 A.D.《从斯宾诺莎与马克思的视角看 L.S. 维果茨基的“文化心理学”》（俄文原题：“Культурная психология” Л.С. Выготского в оптике Спинозы и Маркса），《文化—历史心理学》2018年第14卷第1期，第126–130页。
[1] 在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资助的项目框架内（项目负责人为院士 V.A. 列克托尔斯基），人们已经开始准备出版十卷本《伊里因科夫文集》。这篇报告以及其他此前未发表的档案文献都将收入其中，包括两篇学位论文、发言提纲、大量鉴定意见、评论和书信。那些因审查制度或其他原因而被编辑删节——有时甚至被严重破坏——的手稿，将以其真实形态刊印。 ↩
[2] 作为形式—数理逻辑专家，他从科学术语使用的正确性这一角度研究“科学语言”，是完全正确的”[伊里因科夫，1991，第 317 页]。〔原文此注缺少左引号。——译注〕 ↩
[3] 西方第一位研究伊里因科夫思想的学者戴维·巴克赫斯特也曾遗憾地指出，伊里因科夫“令人惋惜地不了解形式逻辑对20世纪哲学所产生的（往往极富成果的）影响……令人遗憾的是，这位知识渊博、思想开放的哲学家的著作中包含着这样一条庸人主义的线索（philistine thread）”[Bakhurst，1991，第 172 页]。巴克赫斯特在注释中解释说，这是由于伊里因科夫不懂英语。 ↩
[4] “Das Reich des reinen Denkens (Gedankens)”——黑格尔对逻辑学的界定，即“纯粹思维（思想）的王国”。 ↩
[5] 《伦理学》的作者告诫说，不能把思维的观念同身体的形象混为一谈（第二部，定理48）。形象以及指称它们的词语，只“由身体运动产生，其中丝毫不包含思维的概念”（定理49）。可是在伊里因科夫笔下的“斯宾诺莎”那里，谈论的却全是思维的样态——观念，而且还是“充分的”观念——如何从“身体运动”中产生…… ↩
[6] “Das Ensemble der gesellschaftlichen Verhältnisse”，马克思《费尔巴哈提纲》中的表述，即“社会关系的总和”。 ↩
[7] 我们暂且不讨论这种心理概念是否正确；它把情感（аффекты）排除在心理生活之外。而在斯宾诺莎那里，关于心灵的科学恰恰从情感概念开始。维果茨基也赞同：“情感是整个心理发展的阿尔法和欧米伽，是它最初和最终的环节、序幕和尾声。”[维果茨基，1984，第 297 页] ↩
[8] “只要人的心灵想象一个外部物体，它就不具有对这个物体的充分认识”（《伦理学》第二部，原文作“тер. 26”，推论）。“人的身体任何状态的观念，都不包含对外部物体的充分认识”（《伦理学》第二部，定理25），同样也不包含“对人的身体本身的充分认识”（定理27）。缺乏理性、仅以想象为指导的存在者，不可能拥有任何充分观念——无论关于外部世界，还是关于自己的身体。 ↩
[9] 特别是分类和“序列化”（把对象排列为有序序列）运算。参见[皮亚杰、英海尔德，2002]。 ↩
[10] “乔姆斯基相信他的语言结构由遗传决定；然而，我们或许可以表明，感觉运动图式的发展（辛克莱正在研究这一问题）满足构造语言结构所依据的这些基本单位所需的一切必要且充分的条件。”[皮亚杰，2001，第 152 页] ↩
[11] 这里的“语言”，是指借助手势、词语或其他记号进行人类交往的观念形式，而不是所有高级动物都具有的情感性言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