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7-28
埃瓦尔德·瓦西里耶维奇·伊里因科夫（Эвальд Васильевич Ильенков，1924—1979）是战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具有系统原创性的哲学家。他关于《资本论》的逻辑、辩证逻辑、观念的东西、活动论进路、文化—历史心理学、盲聋教育和共产主义人道主义的论述，集中于一个贯穿其思想发展的中心问题：客观世界和社会历史中形成的活动形式如何成为人的思维形式，个体又如何通过掌握这些形式而形成思维、人格与自主活动能力。围绕这一问题，伊里因科夫把辩证法规定为研究思维之普遍形式的逻辑和认识论；以抽象的东西与具体的东西的辩证法说明科学理论对对象内部联系的再现；以观念的东西说明社会形式在物质载体中的对象化及其客观效力；并把心理、教育、人格和自由置于社会历史能力的个体发生过程之中。本文结合思想史、文本发生史与研究史，系统考察上述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重建1953年学位论文、1954—1955年哲学对象论争、1956年书稿与1960年删节本、1974年和1984年《辩证逻辑》、观念的东西诸稿以及身后档案出版物之间的版本关系；同时讨论斯宾诺莎、黑格尔、马克思和文化—历史心理学在其思想中的不同作用，以及其理论在苏联哲学、俄语研究和国际马克思主义中的接受与争论。全文区分生前定稿、未刊手稿、身后编辑本、档案文件、书信、回忆录和研究解释的证据身份，并据此评价迈丹斯基、马列耶夫、巴克赫斯特等人的文本整理与理论阐释。本文的目标不是把伊里因科夫的工作还原为若干著名命题，而是在版本可辨、材料可核的基础上，呈现其哲学的系统结构、历史条件、理论限度及继续研究所需的文献坐标。
关键词： 伊里因科夫；辩证逻辑；抽象的东西与具体的东西；观念的东西；对象性活动；思维着的身体；人格；苏联哲学
在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通行叙述中，苏联哲学往往仅仅作为一种制度化意识形态出现：它或者被归结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科书体系，或者被看作西方马克思主义形成时必须与之划清界限的理论背景。这种叙述当然具有现实根据。哲学研究在苏联受到党政机构、学院建制、出版审查和政治运动的多重制约，哲学概念也经常被改写为可供行政确认的命题体系。然而，如果据此把苏联哲学史理解成一种没有内部差异的教条史，就无法说明战后围绕《资本论》的逻辑、哲学的对象、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心理与意识、科学方法以及人的发展而展开的一系列论争，也无法说明伊里因科夫、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季诺维也夫（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Зиновьев）、格奥尔基·彼得罗维奇·谢德罗维茨基（Георгий Петрович Щедровицкий）、梅拉布·康斯坦丁诺维奇·马马尔达什维利（Мераб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Мамардашвили）、费利克斯·特罗菲莫维奇·米哈伊洛夫（Феликс Трофимович Михайлов）、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科普宁（Павел Васильевич Копнин）等人之间既相互影响又彼此分化的理论道路。
伊里因科夫在这一历史中的特殊位置，首先来自他对哲学对象的重新规定。他并不否认自然界和社会生活的客观存在，也不把哲学缩减为个体认识过程的心理描述；他的主张是，哲学不应当充当各门具体科学之上的“关于整个世界的科学”，替物理学、生物学、经济学或历史学预先规定对象的普遍图景。哲学的专门对象是思维的普遍形式及其客观意义，即人类的理论认识何以能够把握对象本身的联系、矛盾和发展。因此，辩证法、逻辑和认识论不是三门彼此外在的学科，而是同一研究对象的不同规定：辩证法研究的不是脱离认识活动的“世界规律”清单，逻辑研究的也不是与内容无关的主观操作规则；二者相遇于这样一个问题，即对象的现实形式如何在社会实践和科学研究中成为思维的形式。1954年伊里因科夫与瓦连京·伊万诺维奇·科罗维科夫（Валентин Иванович Коровиков）共同提出的论纲，正是沿着这一方向把哲学规定为关于科学思维及其规律和形式的科学。theses-object
这一定义在当时被批评为“认识论主义”，仿佛它取消了物质对意识的第一性。此种批评忽略了伊里因科夫论证的真正重心：只有当思维形式被理解为对象性实践活动的历史产物，而不是头脑内部自生的图式时，哲学对思维的研究才可能保持唯物主义性质。思维并不因为具有主观的承担者，就成为纯粹主观的过程。概念、范畴和推理形式的内容，来自人类改变对象、检验对象并使对象进入社会生活的历史过程。后来伊里因科夫将这些形式概括为主观活动的客观形式；这一规定既反对把思维归结为脑的自然属性，也反对把逻辑范畴规定为先验意识或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mareyev-suspicion
因而，伊里因科夫研究的对象不能被限定为某一个孤立概念。他关于抽象的东西与具体的东西的研究，考察科学理论如何从经验材料和历史事实中形成能够再现对象内部联系的概念；关于观念的东西的研究，考察社会活动的形式如何对象化在语言、货币、艺术、技术和制度等物质载体中，并取得不依赖于单个个人意志的客观效力；关于思维着的身体的研究，试图借助巴鲁赫·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说明思维不是与身体并列的实体，而是身体按照对象的形式组织自身活动的能力；关于心理、人格和教育的研究，则追问这些社会历史地形成的普遍活动方式如何由个体掌握。这里的共同线索不是对“活动”一词的泛化，而是客观形式、社会活动和个体能力之间的发生关系。
伊里因科夫的思想经常以几个彼此分离的标签进入研究：早期著作被视为《资本论》方法研究，成熟时期的主要贡献被归结为辩证逻辑，晚期论争则集中于“观念的东西”；其心理学、教育学和文化论述又常被纳入维果茨基学派或活动理论的历史。这样的分科有助于确定具体问题，却容易遮蔽这些研究之间的系统联系。
《科学理论思维中抽象与具体的辩证法》所研究的，并不是一种可从外部套用于材料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程序。伊里因科夫首先区分抽象的东西与具体的东西、抽象性与具体性、一般与普遍物，并由此反对把理论认识理解为从多个个别对象中抽取共同特征、再把所得一般概念排列成分类体系。科学概念的任务不是删除差异以保存共同点，而是揭示一个关系何以成为对象整体发生和发展的条件。所谓具体的普遍物，因而不是覆盖范围更广的属概念，而是能够在自身发展中说明特殊形式和个别现象的现实关系。理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也不是从一个词语演绎出全部事实，而是在历史和经验研究的基础上，寻找能够作为理论起点的最简单关系，并逐步再现对象作为多种规定之统一的具体结构。abstract-concrete
这一逻辑问题直接通向观念的东西。个人能够运用概念，不是因为头脑预先具有与世界相对应的形式，而是因为他进入了一个已经由前人活动组织起来的文化世界。工具的用途、词语的意义、货币的社会效力、艺术形象的结构和科学概念的规范，都不等于承载它们的材料的物理性质，也不等于某个个人一时的心理状态。它们是社会关系在物中的存在方式，是一个对象代表另一个对象及其社会规定的形式。伊里因科夫用 идеальное 指称这一特殊领域。本文依照项目术语记录将其译为“观念的东西”，以区别于价值评价意义上的“理想”和个体心理意义上的“想象表象”。1962年《哲学百科全书》条目《观念的东西》已经明确指出，观念的东西不是个体心理事实或生理事实，而是社会历史的事实，是精神生产的产物和形式。ideal-encyclopedia
由此，逻辑与人格理论之间也并不存在不可跨越的距离。逻辑范畴若是人类对象性活动所形成的普遍形式，那么个体的思维能力就不能从遗传结构、脑机制或语言符号本身得到充分解释。个人必须在同他人的共同活动中掌握文化对象的社会用途，使外在的活动方式转化为自己的能力。人格并非生物个体所天然具有的内部实体，而是在社会关系中形成并能够自主地组织活动的主体。伊里因科夫对列夫·谢苗诺维奇·维果茨基（Лев Семёнович Выготский）、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列昂季耶夫（Алекс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Леонтьев）、彼得·雅科夫列维奇·加尔佩林（Пётр Яковлевич Гальперин）以及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梅谢里亚科夫（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Мещеряков）的重视，正建立在这一理论前提上。扎戈尔斯克盲聋教育工作的意义也不在于为某一哲学命题提供一次简单的“实验验证”，而在于它集中展示了对象性行动、同他人的共同—分担活动、言语和自我意识之间复杂的发生关系。soviet-philosophy
这一问题结构也说明，伊里因科夫的理论不能被无条件地整合成一个没有困难的封闭体系。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迈丹斯基（Андрей Дмитриевич Майданский）在肯定其活动论进路的同时，曾从维果茨基心理学出发批评伊里因科夫没有充分说明情感、早期交往和语言在心理发生中的独立作用；他还质疑伊里因科夫归于斯宾诺莎的“思维着的身体”概念是否准确。maidansky-oittinen 这些批评并非外部附加的问题，而是伊里因科夫理论自身留下的张力：如果人的能力由对象性活动形成，那么对象动作、情感关系、交往、语言和概念思维之间究竟具有怎样的发生顺序和结构差异？如果逻辑研究从心理和语言的特殊机制中抽象出来，它又应当怎样说明逻辑形式由个体实际掌握的过程？后续章节将把这些问题分别置于原始文本和研究争论中讨论。
伊里因科夫的国际接受具有明显的不对称性。俄文世界保存了数量可观的生前出版物、未刊手稿、书信、会议记录、内部评议和回忆材料，但相当一部分材料直到其身后多年才陆续问世。英语研究在戴维·巴克赫斯特（David Bakhurst）1991年的 Consciousness and Revolution in Soviet Philosophy 之后形成了较稳定的讨论传统；此后围绕观念的东西、活动论进路、黑格尔和斯宾诺莎解释以及文化—历史心理学的专题译介和研究不断增加。Dialectics of the Ideal、The Practical Essence of Man、Intelligent Materialism 以及巴克赫斯特的 The Heart of the Matter，分别从观念的东西、晚期苏联活动论哲学、黑格尔与辩证法以及伊里因科夫—维果茨基关系等方面扩展了英语研究的范围。english-research
中文世界并非没有伊里因科夫译介。1980年代前后，《马克思〈资本论〉中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辩证逻辑》和《列宁主义辩证法和实证主义形而上学》等著作已有中译或流传版本。然而，既有译本所依据的俄文版本并不完全相同，若干重要手稿、档案文献和身后出版物也长期没有进入中文讨论。尤其需要指出的是，1956年写成、1997年以完整形态出版的《科学理论思维中抽象与具体的辩证法》，与1960年经删节和改题后出版的《马克思〈资本论〉中抽象与具体的辩证法》，不是同一文本的两个可以任意替换的书名。后者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上，却经历了结构调整和大幅删节；仅依据1960年版，无法完整把握伊里因科夫关于感性、表象、概念、知性与理性、一般与普遍物以及科学理论结构的早期系统研究。versions-1956-1960-1997
近年来的俄文档案出版进一步改变了研究条件。叶莲娜·埃瓦尔多芙娜·伊列什（Елена Эвальдовна Иллеш）、伊利亚·拉斯金（Илья Раскин）、弗拉季斯拉夫·亚历山德罗维奇·列克托尔斯基（Владислав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Лекторский）、阿列克谢·格里戈里耶维奇·诺沃哈特科（Алексей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Новохатько）和迈丹斯基等人先后参与手稿辨识、档案调查、编目与出版。2026年出版的《青年伊里因科夫：档案研究》由伊列什编纂、迈丹斯基任学术编辑，集中收录1950—1955年的自传、学位材料、教学计划、关于哲学对象和《资本论》辩证法的笔记，以及围绕1955年论争形成的会议记录、党务文件和书信。这些材料使研究者能够把早期思想的形成同当时的教学实践和学术制度联系起来，而不必只依赖数十年后的回忆。young-ilyenkov
材料的扩展要求明确证据身份和解释责任。本文以伊里因科夫生前定稿并发表的作品确定其公开理论立场；有明确手稿依据但经身后编者拟题、删节或编排的文本，须连同编辑史使用；会议记录、党务文件、工作报告、书信和学位档案用于重建事件过程；同事、学生与家属的回忆保存交往细节、语气和时代经验，其时间距离、关系位置与叙述目的同时构成解释条件。迈丹斯基、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马列耶夫（Серг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Мареев）、巴克赫斯特等人的工作属于研究解释：它们连接分散文献、提出问题并重构理论，但研究者的结论仍与所引材料保持层级区别。网页文本库和研究组织网站承担检索和导航功能，具体引证则尽可能返回初刊、正式版本或可辨识的编辑本。后文凡无特别说明，均依此区分作者的公开论证、手稿中的探索、档案所记录的事件、回忆者的见证、研究者的解释以及本文据诸项材料形成的判断。
这一方法同时规定了本文的叙述结构。第二章考察生平、学术制度和思想形成，第三章建立主要著作、手稿与身后编辑本的版本地图；第四至第九章依次分析哲学对象与辩证逻辑、抽象的东西与具体的东西、观念的东西、思维着的身体、活动—心理—语言以及人格—自由—教育—文化，由逻辑和科学理论进入社会形式与人的发生。第十章把这些论证置回战后苏联哲学、《资本论》逻辑研究、形式逻辑论争和活动论进路，第十一章说明文本保存、家庭档案、回忆录与最新出版，第十二章重建俄语和国际研究的主要解释路线及现有争论，第十三章据材料类型、理论难度和研究目的提供分级阅读路径与资源索引。十三章共同服务于同一项工作：在制度史、文本史与概念分析的相互校正中，说明伊里因科夫的哲学如何形成、如何构成一个有内部联系而仍包含张力的理论计划，以及后来的编辑和研究如何改变我们对这一计划的理解。
据此，伊里因科夫的生平不宜被处理为一位思想家与“官方哲学”之间始终不变的单线冲突。他受到教学限制、出版删改和政治审查，也在学院体制内部获得职位、奖项、编辑工作和国际交流机会；研究机构既执行制度约束，也通过具体学者和工作关系提供研究条件，同一位同行在不同时期又可能分别成为合作者、学生、论敌或编辑者。制度条件、文本变化和理论分歧的合并考察，能够说明其哲学何以形成于苏联学术体制内部，又何以持续触及这一体制的若干基本预设。
伊里因科夫1924年2月18日生于斯摩棱斯克，父亲瓦西里·巴甫洛维奇·伊里因科夫（Василий Павлович Ильенков）是苏联作家，母亲叶利扎维塔·伊里尼奇娜·伊里因科娃（Елизавета Ильинична Ильенкова）从事教育工作。全家1928年迁往莫斯科。1941年9月，他进入莫斯科哲学、文学和历史学院哲学系；该学院并入莫斯科国立大学以及战时疏散，使他的大学教育很快被战争中断。1942年8月入伍后，他在炮兵学校受训，1943年起进入西部战线，后转入白俄罗斯方面军，曾任炮兵排指挥员，战争结束时抵达柏林。1946年1月复员后，他回到莫斯科大学哲学系继续学习，1950年毕业并进入外国哲学史教研室攻读研究生。chronology
战争经历在伊里因科夫思想中的意义，不宜通过几则人格轶事加以推断。他没有留下足以支持一种完整“战争哲学”的系统文本，其前线笔记也有相当部分已经散佚。马列耶夫及其他回忆者强调战争对其道德性格、反官僚主义态度和人道主义立场的影响，这些判断具有传记价值，却仍属于回忆性解释。较为确定的是，复员后的伊里因科夫把主要精力投入德国古典哲学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的研究。战前在莫斯科哲学、文学和历史学院听鲍里斯·斯捷潘诺维奇·切尔内绍夫（Борис Степанович Чернышев）讲授黑格尔逻辑，构成其早期哲学训练的重要部分；战后，他在莫斯科大学的课程、讨论班和研究生训练中继续研读黑格尔、斯宾诺莎和马克思。mareyev-suspicion
1950—1953年的学位论文准备工作，是理解其成熟思想的第一个关键环节。1953年9月，他以《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唯物辩证法若干问题》通过副博士学位答辩，导师为特奥多尔·伊里奇·奥伊泽尔曼（Теодор Ильич Ойзерман）。正式论文已经把马克思的科学方法、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的关系置于中心位置；但家庭档案中保存的早期草稿表明，伊里因科夫原先的研究范围更广。他阅读了当时尚无完整俄译的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讨论直观、主体性和“对世界的实践—精神掌握”，并试图把人的主观形式理解为历史上有限的社会实践对对象本质的片面表达。home-archive
这些草稿的重要性在于，它们显示伊里因科夫并非先从一套既成的“辩证逻辑”出发，再把它应用于马克思文本。相反，他的问题起源于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的批判：如果感性认识不是孤立个人对外物的被动接受，而总已受人类实践方式制约，那么主观性就不能被解释为意识或脑给客观对象添加的成分。人在直观中所把握的，是对象在一定社会实践关系中向人显示的方面；理论认识的任务，则是区分其中属于对象自身的规定和属于历史上有限的活动方式的规定。后来关于抽象的东西与具体的东西、对象性活动及思维形式客观性的论证，已经在这里获得最初结构。
迈丹斯基根据论文草稿上的批注提出，奥伊泽尔曼对伊里因科夫超出马克思文本明文、试图发展一种新的认识论解释持谨慎态度，并对作者提问：“你一直以马克思的名义说话，但这些话在马克思的什么地方？”在其解释中，伊里因科夫随后搁置了五个学期形成的稿本，于1953年上半年重写出较适合答辩的版本；正式摘要又经过奥伊泽尔曼大幅编辑，题名和章名亦由导师调整。home-archive 这一重建有手稿改动和档案版本作为根据，但对奥伊泽尔曼动机的说明仍属于迈丹斯基的研究解释，不能直接等同于当事人的自我陈述。它至少揭示了一个后来反复出现的文本史问题：伊里因科夫的公开文本往往是原始研究、制度要求、编辑删改和作者自我修订共同作用的结果。研究者既不能把正式出版物视为未经中介的思想全貌，也不能反过来用身后发现的草稿取消作者生前定稿的文献地位。
1953年12月，伊里因科夫进入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辩证唯物主义部门工作，并在该所任职直至去世。这个职位使他获得了相对稳定的研究条件，也把他的工作置于战后苏联哲学最重要的制度中心。此后他一方面继续在莫斯科大学兼课，另一方面承担研究所内部评议、百科全书撰稿、学术出版和集体研究任务。研究所既是他遭遇审查和论争的场所，也包含鲍尼法季·米哈伊洛维奇·凯德洛夫（Бонифат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Кедров）、马克·莫伊谢耶维奇·罗森塔尔（Марк Моисеевич Розенталь）、科普宁等在不同阶段支持其研究的学者。把伊里因科夫简单描述成学院体制之外的孤立反对者，因而并不符合其实际学术生涯。
1954年春，莫斯科大学哲学系要求伊里因科夫和科罗维科夫提交关于哲学对象的讨论提纲。二人在4月形成《关于哲学同自然和社会知识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相互联系问题的论纲》。这份后来长期只能通过回忆和档案线索为人所知的文本，直到档案整理之后才得到系统出版。论纲的核心不是宣布自然或社会问题不属于哲学关切，而是考察哲学与具体知识在历史上怎样分化：当各门科学逐渐取得自身对象之后，哲学若仍以“整个世界”为直接对象，就只能与具体科学重复，或把具体科学尚未解决的问题据为己有。哲学的特殊任务，应当在于研究科学思维的规律和形式，亦即辩证逻辑。theses-object
这一主张同时包含对教科书体系的制度性批评。把辩证唯物主义规定为关于自然界最普遍规律的学说，把历史唯物主义规定为同它并列的社会历史部分，容易使哲学成为一种在具体研究之前即可宣布结论的“普遍科学”。伊里因科夫和科罗维科夫试图用“唯物主义辩证法”取代作为封闭学科名称的“辩证唯物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专门工作集中到逻辑和认识论。他们并不是要恢复新康德主义式的纯粹认识论；恰恰相反，他们主张思维形式之所以具有逻辑意义，是因为它们能够表达现实对象经由实践揭示出来的普遍联系。这一点也解释了其立场的双重处境：在主张哲学研究思维时，他们被指责为割裂思维与存在；在后来坚持思维形式具有客观内容时，他们又被一些方法论研究者批评为没有说明认识形式的“特殊性”。
论争并非一次单纯的学术会议。科罗维科夫后来回忆，二人提交提纲时有意把表述写得尖锐，希望由此引起实质讨论，却没有预料到事件会持续近两年。1955年春，苏共中央科学文化部委员会检查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教学和思想教育工作，论纲被纳入政治审查。3月至5月间，哲学系学术委员会、党组织和相关教研室举行多次会议；5月13日的学术委员会讨论以对二人的集中批判告终。他们被指责为黑格尔主义者和“认识论主义者”，并失去在莫斯科大学正常授课的资格。科罗维科夫随后离开专业哲学研究，转入新闻工作；伊里因科夫则因已在哲学研究所任职，得以继续学术工作。korovikov-memoir
现有档案使这段历史不再只能依据回忆重建。伊列什发现的论纲、委员会文件、会议记录和1955年两次党内会议记录，以及二人致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Никита Сергеевич Хрущёв）和帕尔米罗·陶里亚蒂（Palmiro Togliatti）等人的信件，显示论争包含多层制度过程。2026年《青年伊里因科夫：档案研究》进一步把1953年入职材料、1954年教学文件、论纲手稿、1955年会议记录和年度工作报告编排在同一文献序列中。因而，用“因一次演讲而被逐出大学”概括整个事件并不准确：二人既经历了公开批判和教学权利受限，也进行了申诉和解释；伊里因科夫同哲学研究所的劳动关系并未因此中断。young-ilyenkov
这场论争还必须放回战后青年哲学家的分化过程。伊里因科夫同季诺维也夫、谢德罗维茨基和马马尔达什维利都参与了对逻辑、方法和认识问题的重新讨论，但他们对哲学对象的理解很快出现差异。季诺维也夫及其周围研究者更重视科学认识的操作、方法和形式结构；伊里因科夫则坚持逻辑范畴必须被理解为对象性实践中形成的客观形式，而不能化为主观的“思维方法”目录。迈丹斯基依据1961年马马尔达什维利学位论文答辩记录，把双方的分歧概括为“方法论者”与“认识论者”、季诺维也夫路线与伊里因科夫路线之间长期论争的一个结果。伊里因科夫作为正式评议人，批评马马尔达什维利没有充分理解黑格尔把生活和实践引入逻辑的意义；马马尔达什维利则指出，同一社会实践能够产生科学、艺术以及各种虚幻的转换形式，不能从实践与存在的同一性直接推出认识形式。mamardashvili-debate 这场争论表明，战后苏联哲学的创造性并不是由一个统一“学派”完成的，而是在对教科书体系的共同不满中形成了彼此竞争的研究方案。
1956年，伊里因科夫完成《科学理论思维中抽象与具体的辩证法》书稿。这部著作发展了学位论文中的问题，却不再局限于《资本论》的个别方法论命题。全稿从“抽象”和“具体”概念的哲学史入手，依次讨论感性、直观、表象、语言、概念、知性与理性、一般与单一、分析与综合、逻辑与历史以及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其目的不是为政治经济学提供一套专门方法，而是以《资本论》为主要范例，建立关于科学理论思维结构的辩证逻辑研究。
这部书没有以原貌在1950年代出版。1960年，苏联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了经过重写和大幅删节的《马克思〈资本论〉中抽象与具体的辩证法》。迈丹斯基网站所列生平年表指出，出版文本较1956年书稿缩减超过三分之一；现存两个文本的目录和正文也证明，1960年版集中于《资本论》方法，删去了早期全稿中相当多的认识论、心理学和逻辑史论述。versions-1956-1960-1997 因此，研究时必须同时保留作品发生史和出版史两个层面：1960年版是伊里因科夫生前正式发表、并在国际上产生广泛影响的第一部专著；1956年书稿则保存了更完整的理论计划，1997年的出版使这一计划重新进入研究视野。不能把1960年书名简单改写成1997年书名，也不能把1997年编辑本无条件当作1956年手稿未经编辑的外交式复制。
出版过程还同所谓“意大利事件”相连。伊里因科夫曾把书稿交给意大利费尔特里内利出版社；该社因出版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而处于苏联文化政治的高度敏感地带。伊列什和迈丹斯基根据档案材料认为，这一外部联系加剧了伊里因科夫在出版和职业上的困难。italian-affair 这一事件说明，文本删改不能只从抽象的哲学正统之争解释，国际出版、机构声誉和冷战文化政治同样参与了作品的形成。不过，1960年版并非因此成为没有研究价值的残本。它系统确立了伊里因科夫在《资本论》逻辑研究中的位置，并于1961年即由费尔特里内利出版意大利文全译本，随后又有日文、南斯拉夫文等译本。1965年，他关于辩证法史和理论的系列研究获得苏联科学院切尔尼雪夫斯基奖。这些事实表明，其工作在受到限制的同时，也获得了正式学术承认和国际传播。
1960年代前半期，伊里因科夫作为作者、后又作为“辩证唯物主义”条目组编辑参与《哲学百科全书》的编纂。百科全书工作不是其哲学之外的事务性劳动。1962年第二卷刊出的《观念的东西》条目，以高度压缩的形式提出了后来持续扩展的理论：观念的东西是客观现实在人的活动形式、意识形式和意志形式中的反映，是社会历史和精神生产的事实；它既不能被实体化为独立精神，也不能被还原为脑的生理状态。条目引发的争论延续到1968年《心理与脑——答德·伊·杜布罗夫斯基》、1979年《观念东西问题》以及身后编辑出版的《观念东西的辩证法》。这些文本之间存在发表语境、论战对象和编辑状态的差异，不能合并成一篇没有变化的“观念的东西理论”。ideal-publication-history
与此同时，伊里因科夫继续参加德国古典哲学和辩证法史研究。他曾参与黑格尔《精神哲学》和《精神现象学》俄文版相关工作；家庭档案保存的一份约三十页《精神哲学》评注，被迈丹斯基判断为可能为该版前言准备的未完成稿。在这份手稿中，伊里因科夫开始把人格规定为文化或“客观精神”的主体和产物，所列文化形式已经接近后来观念的东西理论的对象范围。Л. К.·瑙缅科（Л. К. Науменко）的回忆还称，伊里因科夫原受托为《精神现象学》撰写导言，后来把任务交给朋友尤里·尼古拉耶维奇·达维多夫（Юр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Давыдов）。home-archive 这里所说的尤里·达维多夫是哲学家和社会学家，须同后来发展性教学的重要理论家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达维多夫（Васи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Давыдов）严格区分。
伊里因科夫同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利夫希茨（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Лифшиц）和米哈伊洛夫的关系，分别构成其美学—文化理论与活动论哲学的重要背景。利夫希茨同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ács）关系密切，强调艺术真理、文化遗产和客观价值，并在晚年对伊里因科夫的活动论观念的东西概念提出批评；伊里因科夫则高度评价卢卡奇《青年黑格尔》，同学生共同翻译、讨论此书，并为卢卡奇《社会存在本体论》撰写内部评议。双方的接近不等于理论同一：伊里因科夫反对把辩证法本体论化，利夫希茨则认为“观念的东西”不能只限于社会活动在自然物上留下的形式。米哈伊洛夫同伊里因科夫长期讨论人的活动、意识、国家和异化问题，后来保存了若干有关“机器式社会主义”的谈话记忆；这些回忆是理解晚期政治哲学的重要线索，但不能替代伊里因科夫本人留下的稿本。
1964年和1966年，伊里因科夫分别参加萨尔茨堡和布拉格的国际黑格尔会议，1970年又参加柏林国际哲学会议。这些交往使其工作进入国际黑格尔研究和欧洲马克思主义讨论。1968年11月，他以《关于思维的本性问题——以德国古典辩证法分析材料为基础》通过博士学位答辩。博士论文由此前为哲学研究所“辩证法史”项目撰写的研究发展而来，后来成为《辩证逻辑：历史与理论论文集》的重要基础。1974年初版《辩证逻辑》通过斯宾诺莎、康德、费希特、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和列宁的理论冲突重建逻辑问题，而不是按年代编写一部一般哲学史。其中心仍是思维形式的客观性：逻辑只有说明概念形式怎样表达对象的现实运动，才不至于退化为主观规则或语言结构的技术分析。
研究所的日常工作同时包括大量内部评议。迈丹斯基在个人档案和科学院档案中发现，伊里因科夫审阅过恩斯特·布洛赫的黑格尔研究、卢卡奇《社会存在本体论》以及大量学位论文和来稿；1955年工作报告所记载的审稿量已相当可观。home-archive 这类材料有助于修正只依据少数名著形成的作者形象。伊里因科夫的思想不仅产生于公开论著，也产生于授课、研究所集体项目、百科全书编辑、学位答辩和内部评议。其许多理论分歧正是在这些不以独立著作形式发表的文本中得到最直接的表达。
2004年回忆录使这些制度记录获得了更具体的教学史内容。科罗维科夫回忆，两人在莫斯科大学任教时有意不以教科书为课堂中心，而让学生直接研读哲学原始文献；讨论往往以问题而非标准答案结束，集中于哲学的对象、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的关系、哲学史分期和唯心主义在认识史中的作用。他把二人的授课称为一个以伊里因科夫为主要理论推动者的“教学组合”。这项证言有清楚的当事人位置，也带有数十年后回顾1954—1955年冲突的评价框架；它不能代替课程表、讲稿和学生记录，却能说明哲学对象论纲并非脱离教学实践的纯粹学科宣言。二人所谓哲学应当研究思维的普遍形式，首先表现为一种课堂要求：学生应当在经典文本和现实问题中重建概念形成的理由，而不是把既定结论归入“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的预制分类。korovikov-teaching-memoir
米哈伊洛夫关于后来教学活动的回忆呈现了同一取向的另一种形态。他记载，伊里因科夫曾在莫斯科大学心理学系主持约两年的哲学小组，讨论笛卡尔、康德、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等人的文本；在研究所、心理学研究机构和其他学术讨论中，伊里因科夫通常不以“学派领袖”的身份要求听众服从自己的术语，而是试图把分歧重新引向对象和经典文本。米哈伊洛夫同时强调，伊里因科夫没有建立一个拥有固定组织、门徒谱系和内部纪律的“自己的学校”。这是一位长期友人的人物判断，而非可由单一文件证明的制度事实；但它有助于限定“伊里因科夫学派”这一后出名称：伊里因科夫确有持续影响的读者、学生和合作者，却未把这种影响组织成由本人主持的封闭学术团体。mikhailov-teaching-memoir
回忆录还保存了正式机构之外的思想生活。米哈伊洛夫、苏沃洛夫、万斯洛夫等人分别记述伊里因科夫家中持续出现的哲学家、心理学家、教育工作者、作家和外国来访者，以及音乐聆听、器械制作、翻译和日常谈话同理论讨论相互交织的情形。此类材料容易被写成人格轶事，因而尤其需要限制其用途。它们所能较可靠说明的，不是某项理论由一次家庭谈话直接产生，而是伊里因科夫的学术交往没有严格依照研究所科室和学科边界组织：哲学经典、心理学实验、盲聋教育、艺术和技术问题能够在同一交往空间中被讨论。回忆者对其沉默、温和、严厉或孤独的描述则属于观察者的个人印象，应同作品解释和死亡原因分析分开。memoir-intellectual-milieu
若把这些回忆按照回忆者同伊里因科夫的关系位置重新排列，而不是按照赞扬性评价摘录，就会出现数个彼此交叉、又不能相互替代的观察层面。瑙缅科既是1954年哲学对象论争时期的莫斯科大学学生，又是后来辩证逻辑研究的参与者。他的回忆从一篇讨论《资本论》中单一、特殊和普遍物关系的课程论文开始，记述伊里因科夫逐页批注学生稿件、邀请学生进入讨论并使手稿在同学间流传。瑙缅科同时坦率地说，伊里因科夫并非通常意义上善于组织课堂气氛的教师；后者的力量更在于把一个正在形成的问题公开呈现出来，使听者面对论证本身，而不是面对一套教学程式。万斯洛夫则从哲学研究所同事的位置回顾1950年代进入研究所的一代青年学者，强调斯大林去世后机构氛围逐渐变化、新入所青年同老一代研究人员之间的复杂关系。二者合读，可以看到伊里因科夫的教学影响与研究所地位具有不同的制度基础：前者常以手稿、讨论班和非正式研读小组为媒介，后者则须经过选题、集体计划、答辩、出版和学术委员会的正式程序。memoir-naumenko-vanslov
瑙缅科的证言还有另一项方法史意义。他把伊里因科夫阅读斯宾诺莎和黑格尔的方式描述为：并不满足于逐句恢复作者意见，而是试图进入同一问题的客观结构，检验古典文本的概念是否仍能表达这一结构。这项描述解释了伊里因科夫哲学史写作的力量，也指出了它的风险。就其长处而言，哲学史不再是意见编年，而成为关于思维问题本身的论证史；就其限度而言，研究者容易用成熟理论重组前代作者，把原文本中的差异视为次要细节。瑙缅科明确意识到伊里因科夫可能“校直”斯宾诺莎，但倾向于为这种做法辩护。本文在使用这项回忆时，只把它视为伊里因科夫阅读实践的近距离描述，不据此裁定其斯宾诺莎解释在文本史上是否正确。关于“思维着的身体”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归于斯宾诺莎本人，仍须由《伦理学》文本、伊里因科夫的1965年报告和后来的研究争论共同判断。
Г. Г.·沃多拉佐夫（Г. Г. Водолазов）的回忆来自研究所青年同事和朋友的位置。他记述伊里因科夫听取他人陈述时通常不立即打断，而是在对方讲完之后作简短评论、推荐手稿并邀请其参加研究所讨论班；又以1968年博士答辩为中心，描写学术委员会内部既有尖锐质疑，也有利夫希茨和较年轻研究者的公开支持。这份证言补充了正式答辩文件未能保存的现场感受，同时使用了鲜明的阵营化语言。由此可以确认，伊里因科夫的学术声望没有消除制度冲突，研究所内部还存在由代际、研究方向和个人关系交织而成的支持网络；至于每位答辩参加者的学术动机，则不在这份单一证言的解释范围内。
А.·哈米多夫（А. Хамидов）以外地来访者和较年轻研究者的身份记述伊里因科夫，特别强调哲学劳动同文学、音乐和手工制作之间的连续性：伊里因科夫能够修理器物、使用电烙铁和无线电元件，晚年还学习装订书籍。瑙缅科也提到工作桌上的录音设备、电子元件和工具。两篇回忆由此互证了手工技术在其日常生活中的持续位置。这些生活史材料为理解伊里因科夫反对把思想劳动同物质操作截然分离的态度提供了传记背景；对象性活动理论本身仍应从《辩证逻辑》《心理学》及有关机器和人的作者文本中重建。memoir-vodolazov-khamidov
回忆者对教学严厉程度的描述并不一致。В.·波利舒克（В. Полищук）作为研究生，记述导师很少逐步安排论文工作，甚至使他长期感到自己的研究没有获得关注。他后来把这种方式解释为迫使学生独立“游泳”的教育原则，并将研究生培养同扎戈尔斯克儿童教育相联系；但他同时承认，伊里因科夫本人没有作过这种类比。导师的低干预方式可以在回忆中取得教育意义，也可能包含时间、性格和制度条件的偶然结果。А. Н.·希米娜（А. Н. Шимина）的证言呈现了另一面。她在研究哲学与教育问题时得到伊里因科夫的鼓励和书面材料，后者又建议她联系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达维多夫；她多年后在伊里因科夫遗稿中发现自己写下的一张求助便笺，并据此理解他对年轻研究者问题的重视。两份材料共同显示，伊里因科夫的教学关系既包含对研究者独立性的高度要求，也包含保存来信、转介同事和长期提供问题线索的支持方式，尚不足以概括为一套普遍适用的“伊里因科夫教学法”。memoir-polishchuk-shimina
学生、读者与合作者的界限在这一网络中并不固定。哲学系学生可以通过课程论文和讨论班成为辩证逻辑研究者；心理学系学生及扎戈尔斯克受教育者会反过来成为哲学论证的批评者和共同讨论者；工程师、控制论研究者和系统分析专家则把“辩证方法是否能够进入具体技术研究”的问题带入哲学家的交往范围。此种跨学科网络不应被浪漫化为没有等级和冲突的自由共同体。回忆录恰好表明，其中存在导师与研究生、研究所正式研究员与外地来访者、哲学家与技术专家之间不对称的知识位置；对同一交往，一方可能记得思想启发，另一方则可能记得没有得到具体回答。研究这些差异，比从回忆中合成一个始终正确、对所有人具有同样吸引力的人格形象，更能说明伊里因科夫哲学在何种实践关系中被接受。
音乐是多位回忆者反复提到、且具有相对稳定互证的生活内容。万斯洛夫、瑙缅科和亲近友人均记述伊里因科夫对贝多芬、巴赫等作曲家的长期兴趣以及家庭中的唱片聆听。这里同样不宜从音乐趣味推演某个哲学命题。它所揭示的是伊里因科夫关于文化能力的论述并非只面对科学概念：他把音乐、文学和造型艺术视为人类感性形式的历史发展，把艺术教育理解为个人取得普遍文化能力的组成部分。其美学著作对想象、形式感和作品客观内容的讨论，应首先通过原文重建；回忆材料只帮助我们理解，音乐并非偶尔用于修辞的例子，而是其个人文化实践的一部分。
В. В.·万斯洛夫（В. В. Ванслов）的回忆使音乐关系获得较清楚的学术史背景。他1950—1958年在哲学研究所美学部门工作，兼有音乐学和艺术史训练；据其叙述，两人因住处相近而经常同行，讨论哲学、美学和研究所生活，又曾对照总谱聆听瓦格纳歌剧。万斯洛夫把伊里因科夫1953年进入研究所置于“解冻”初期青年研究者进入机构的过程，认为这一代人对德国古典哲学、马克思文本和艺术史的重新研究，为他继续留在研究所提供了新的学术环境。“解冻”是回忆者对时期的总体概括，并未消除1954—1955年论争和研究所内部的持续冲突；它所说明的是，伊里因科夫对同时代同事的意义还体现于具体部门读书、讨论和合作关系的改变。memoir-vanslov-aesthetics
万斯洛夫还把哲学史与感性文化的学习理解为同一教育过程：现代人形成思维，需要有机掌握哲学史；形成“有意义的视觉”和听觉，则需要艺术史与音乐。这个概括同伊里因科夫《论偶像与理想》的文化教育论相符，却仍是回忆者对长期谈话的综合，不是可逐字归为伊里因科夫的正式命题。它的价值在于揭示“普遍文化能力”在这一交往网络中的实际含义。掌握普遍物并不只是能够使用哲学范畴，还包括个人的感觉器官经由世界艺术史和音乐史获得人的形式。哲学、美学和教育并非三个并列兴趣，而是围绕个体如何把社会历史能力转化为自身能力展开。
利夫希茨成为这一网络的重要节点，也不是由单一“学派继承”关系造成。万斯洛夫回忆，他与伊里因科夫分别在1950年代中期接近利夫希茨；伊里因科夫翻译卢卡奇《青年黑格尔》期间致信卢卡奇询问理论问题，卢卡奇建议他直接向在莫斯科的利夫希茨请教。其他回忆者同样记述伊里因科夫、利夫希茨与卢卡奇之间的文本传递和私人交往。多项证言可以相互支持这一关系的大体轮廓，但翻译稿版本、信件日期和具体问题仍应由书信与档案核定。更重要的是，这条关系没有取消分歧：利夫希茨后来系统批评伊里因科夫对观念的东西的规定，伊里因科夫则并未接受利夫希茨的全部美学本体论。友谊、共同的反教条立场和理论一致性必须分别叙述。
研究所内部的文化生活也不只由正式研讨会构成。万斯洛夫记述，伊里因科夫与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季诺维也夫曾参加所内墙报编辑，以讽刺画和短文批评机构中的狭隘作风，并因此受到党组织批评、后来被撤出编辑工作。由于目前采用的是回忆文本，这一事件的具体次数和处理文件仍需档案互证；它至少显示，哲学争论同机构日常语言、幽默和非正式公共空间相连。把伊里因科夫写成只在书斋中完成逻辑体系的作者，会遗漏其概念批判如何进入研究所共同生活；反过来，也不能因其讽刺性格便把正式哲学论证解释为个人反抗气质的产物。
万斯洛夫1958年离开哲学研究所转向艺术研究，十年后又恢复同伊里因科夫的联系。1970年代中期，伊里因科夫曾同他讨论转入苏联艺术科学院所属理论与艺术史研究机构的可能性；转职没有实现，但伊里因科夫进入该所学术委员会并参加会议。这项证言补充了晚年处境的制度细节：面对哲学研究所内部压力，他并非只有离开学术界或保持原职两个抽象选项，而曾考虑借助美学研究网络改变机构位置。万斯洛夫事后认为艺术研究机构对伊里因科夫的哲学规模过于狭窄，这属于回忆者评价；可以确认的关系事实，应同人事档案和学术委员会记录进一步核对。
沃多拉佐夫从另一条路径进入这一网络。他最初通过研究生哲学讨论接触1960年著作，随后向伊里因科夫提出在家定期举办自学研讨会的设想。按照其回忆，系统课程没有真正建立，只有几次围绕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讨论；伊里因科夫更多是耐心听取陈述、作简短补充、借出自己的手稿，并把年轻研究者转介给研究所讨论班或其他学者。这个未能制度化的研讨会，比一个成功“学派”的故事更能说明其影响方式：问题、手稿和人物联系在非正式网络中流通，却未形成统一课程、固定成员和继承资格。伊里因科夫对某一年轻人提供帮助，也不等于他承担了完整导师职责。
家庭空间在许多证言中既是日常生活场所，也是非正式学术空间。来访者对奥莉加·萨利莫娃—伊里因科娃（Ольга Салимова-Ильенкова）承担接待和家庭劳动的记述，提醒研究者不能把“伊里因科夫家的厨房”抽象成只有男性哲学家参与的精神共同体。讨论能够持续，依赖具体的照料、食物、居住条件和家庭成员的时间安排。叶莲娜·埃瓦尔多芙娜·伊列什后来对家庭档案的保存、编目和出版工作，又使家庭关系成为文本传承的一项制度条件。因而，家庭不只是传记叙述中的私人背景，而是学术交往和档案保存的物质场所；但这并不意味着家庭回忆对公共事件拥有天然优先权。家庭档案、机构文件和不同参与者证言仍须彼此校验。
最后，回忆录中关于疾病、长期压力和死亡前状态的描述，必须同上述工作方式与交往史分开处理。亲友和学生能够证实他们所见的身体状况、谈话和行为变化，却未必能够知道其全部原因；不同回忆者又常在伊里因科夫去世多年后，用苏联晚期政治史或个人哲学来解释这些记忆。把传记的终点投射到此前所有事件，会使教学、研究、友谊、审稿、音乐和手工劳动都被改写成死亡的预兆。本文采用回忆录的目的恰好相反：在承认政治压力、出版受阻和个人痛苦的同时，恢复其长期思想劳动的多种关系形式，并把无法互证的细节明确保留为“某人回忆”。
伊里因科夫同文化—历史心理学和活动理论的联系，并非晚年偶然增加的应用领域。迈丹斯基在家庭档案中发现的1954或1955年意识讲稿，以及后来由诺沃哈特科拟题为《意识的对象性问题》的手稿，已经反对把意识理解为脑借助感官复制外部世界的功能。意识的发生必须通过人所面对的对象世界来说明，而对象世界对于人并不是未经中介的自然环境：劳动和社会活动已经改变对象的形式，使其成为具有文化用途和意义的对象。语言在早期讲稿中被视为个体进入意识领域的重要中介，逻辑范畴则构成能够为他人理解的表达和共同意识的结构条件。home-archive
这种立场使伊里因科夫接近维果茨基、列昂季耶夫和加尔佩林的研究传统。他尤其重视梅谢里亚科夫在扎戈尔斯克开展的盲聋儿童教育工作，并长期参与有关学生培养、理论说明和公共辩论。这里的核心不是证明缺少视觉和听觉的儿童也具有某种预存思维，而是研究人在先天感官条件受到严重限制的情况下，如何通过照料者与儿童的共同—分担活动逐步形成对象动作、定向能力、交往、言语和自我意识。伊里因科夫把这一过程理解为社会文化能力由外部共同活动转化为个体能力的过程，并由此反对把人格归因于脑结构、遗传天赋或孤立语言训练。与此同时，后来研究指出，实际教育过程、参与者之间的分工以及学生自身经验远比哲学概括复杂，扎戈尔斯克经验不能被叙述成伊里因科夫个人理论的单一产物。soviet-philosophy
1968年出版的《论偶像与理想》把人格教育、技术文明和共产主义理想联系起来。伊里因科夫批评用一台比人更聪明的机器替人决定社会目标的设想，因为这一设想保留了个人同其社会能力相分离的状态：原本应由人共同掌握的组织和判断职能，被对象化为支配人的独立系统。他对“机器”的批评因而不限于计算设备。迈丹斯基依据1960年代未刊记录、被删改的会议报告和米哈伊洛夫等人的回忆，认为伊里因科夫把苏联国家机器视为“机器式社会主义”的现实形式，并把国家消亡理解为管理职能逐步转交给个人和自治共同体的过程。machine-socialism 这一解释能够连接其教育论、异化论和政治思考，但其中一些最尖锐的表述只见于笔记或回忆，后续讨论必须逐项注明材料来源，不能把它们当作伊里因科夫生前公开表达的完整政治纲领。
1970年代，伊里因科夫一方面完成《辩证逻辑》，继续写作斯宾诺莎、黑格尔、列宁和观念的东西，另一方面参与盲聋教育研究并处理关于心理、人格和学校教育的公共论争。1976年春，他写成《观念东西的辩证法》，但哲学研究所所长鲍里斯·谢苗诺维奇·乌克兰采夫（Борис Семёнович Украинцев）阻止了全文发表。1979年刊出的《观念东西问题》与完整手稿的关系，涉及删节、改题和身后编辑，不能简单看作同一文本。其最后一部围绕列宁、波格丹诺夫和实证主义的书稿，也在1980年以《列宁主义辩证法和实证主义形而上学》这一编辑题名删节出版。晚期伊里因科夫的公开著作、未刊稿和身后编辑本之间由此形成复杂的文本层次。
伊里因科夫于1979年3月21日去世。现有传记和多种回忆材料将其死亡记为自杀，但对原因的解释并不一致。教学和出版方面长期受到限制、重要手稿不能完整发表、研究所内部冲突、健康状况和个人精神处境，都是传记材料涉及的因素；任何一种因素都不足以单独构成经过证明的因果说明。马列耶夫的早期纪念文章把死亡置于再次加强的思想压力中，迈丹斯基则进一步把“机器式社会主义”的历史失望同其生命意志联系起来，这些都是需要结合作者立场和写作年代阅读的解释。death 严谨的思想史叙述应当确认可以核验的制度事件、文本删改和死亡事实，同时保留因果判断的不确定性，避免把死亡转化为证明某种政治或哲学结论的修辞。
伊里因科夫去世并没有终止其文本的形成史。部分手稿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经过删节、拟题或重新编排后发表；1997年《科学理论思维中抽象与具体的辩证法》的完整出版，2016年围绕哲学对象论纲的档案集，2018年《观念的东西与现实：1960—1979》，2019年以后陆续出版的文集，以及2026年《青年伊里因科夫：档案研究》，不断改变研究者所能见到的材料范围。因此，伊里因科夫的“著作”不是一个只需列出书名的封闭集合，而是由生前版本、手稿层、档案层和身后编辑层共同组成的文本历史。对这一历史的系统辨析，是进入其理论的必要条件，也将构成下文讨论辩证逻辑、抽象与具体和观念的东西之前的下一项工作。
伊里因科夫著作的版本问题并非一项可以附在理论研究之后的书目整理工作。对他的若干核心概念而言，文本形成的制度条件本身就是理论内容得以公开呈现的条件。1950年代关于哲学对象和科学理论结构的论述，在授课论纲、学位论文、期刊文章和专著书稿之间多次转换；《辩证逻辑》在作者生前初版与身后第二版之间发生了结构重组和大量文字改动；《观念东西的辩证法》在作者生前未能以俄文完整发表，后来又以不同题名、不同删节程度和不同编排方式进入期刊与文集。若仅把晚出的合集当作作者思想的透明载体，便会把编辑决定误认为作者修订；若仅依照首次公开发表的文本，则又可能把制度性删节误认为作者理论的实际边界。
这一区分首先要求澄清“完整文本”的含义。完整并不必然等于作者最后定稿，也不必然等于未经编辑的手稿摹本。一部身后出版物可能恢复早先被删除的章节，却同时吸收作者后来为外文版所作的插补；一篇以手稿为依据的文章可能保存主要论证，却由编者拟定题名、移动段落或统一引文；一部生前出版物虽然具有作者认可的公开形态，也可能是在外部压力下删节而成。严格的文本研究因而至少需要同时记录写作时间、首次发表时间、作者是否在世、题名来源、文本载体、编辑者、删改说明和所依据的底本。本文所谓“生前定稿”，只指有证据表明作者对该公开版本承担最终责任，并不表示其中不存在通常的编辑加工；所谓“身后编辑本”，也不预先断定其不可靠，而是要求引用者说明它与手稿或生前版本之间的关系。textual-strata
这项原则还涉及伊里因科夫作品边界的确定。公开著作、百科条目、会议报告、内部评议、书信、工作报告和课堂讲稿并不具有同一种言说地位。百科条目受到篇幅、体例和集体编辑工作的制约，却是作者公开规定概念的重要证据；内部评议可以比公开文章更直接地表现理论分歧，却未必经过作者为公开发表所作的最后修订；书信能够记录特定事件中的即时判断，但不能自动上升为系统立场；由家属或学生保存、后经编者拟题的手稿，则必须把作者原有题记同出版题名区别开来。伊里因科夫研究中的许多表面矛盾，实际上来自材料层级未经说明：研究者有时用身后恢复的强烈表述解释生前出版物，有时又以生前删节本限制手稿中已经展开的论证。
1953年副博士学位论文《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唯物辩证法若干问题》是现存早期文本中第一个具有完整学术形式的成果。它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为对象，集中讨论科学研究中的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以及理论体系的起点。论文并不是后来著作的缩略稿，但其中的问题结构已经构成1956年专著书稿的基础。家庭档案中的更早草稿又表明，正式论文只是一个较广研究计划经过收缩后的形态：伊里因科夫原先同时处理马克思早期手稿、直观、主体性以及对世界的实践—精神掌握，后来才把论证集中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因而，从草稿到学位论文的变化首先是研究对象和论证策略的调整，而不能只理解为文字修改。early-text-chain
1954年与科罗维科夫共同形成的哲学对象论纲属于另一条文本链。论纲不是一篇在通常编辑流程中独立投稿的期刊论文，而是同莫斯科大学哲学系内部讨论直接相连的文件。它的意义既在于提出哲学是关于科学思维及其规律和形式的科学，也在于把这一命题置入知识历史分化的过程：随着自然和社会的具体领域成为专门科学的对象，哲学不再以一门包罗万象的“世界科学”与它们竞争，而把思维把握对象的普遍形式作为自身对象。论纲、相关会议记录、党务文件和当事人书信共同构成1954—1955年论争的材料，但它们不能合并成一个同质文本。论纲表达理论主张，会议记录保存发言和组织处理过程，事后回忆则提供参与者对事件意义的重新理解。
这一论纲的公开史本身说明档案发现怎样改变思想史叙述。伊列什在档案研究中发现相关文本后，2016年以《围绕哲学对象论纲的激情（1954—1955）》为题编成档案集；论纲的俄文文本后来发表于《哲学问题》2020年第4期，并附诺沃哈特科评注。由此，过去主要依据科罗维科夫回忆和马列耶夫叙述所重建的事件，获得了可以逐条分析的同期文本基础。回忆材料并未因此失去价值，但它们不再需要替论纲本身发言。研究者现在可以分别考察：伊里因科夫和科罗维科夫怎样表述哲学对象；反对者怎样把这种立场归类为“认识论主义”；组织处理如何从理论争论转化为教学和人事后果；此后伊里因科夫又怎样在《辩证逻辑》和列宁研究中重新提出辩证法、逻辑与认识论的同一性。
1955年《哲学问题》第1期刊出的《关于科学理论认识中抽象与具体的辩证法》，在文本性质上不同于论纲。它把哲学对象问题推进到科学概念的结构，已经明确反对把抽象等同于思维的一般形式、把具体等同于感性材料的丰富性，并提出具体真理只能采取相互联系的范畴体系之形式。这篇文章同年被译为意大利文，成为伊里因科夫最早进入西欧马克思主义讨论的文本之一。它既不是1953年论文的简单摘要，也不是后来专著中任意截取的一章，而是从学位研究走向系统著作的中介文本：一方面保留了以马克思方法为中心的论述，另一方面已经把“科学理论认识何以具体”规定为逻辑本身的问题。它在后来的书目和选集中被重印时，写作年代、初刊载体和再刊年份必须分别标明，否则容易把1990年的再刊误作首次俄文发表。early-text-chain
《科学理论思维中抽象与具体的辩证法》与《马克思〈资本论〉中抽象与具体的辩证法》的关系，是伊里因科夫版本史中最容易造成理论误读的一例。前者完成于1956年，原计划以科学理论思维的一般逻辑结构为中心；后者1960年由苏联科学院出版社出版，是这一书稿经过删节、改写和改题后的公开版本。两书共享大量论证和文本段落，却不能视为同一著作的两个译名。题名的变化同时对应研究范围的收缩：1960年版更加集中于《资本论》的方法，原书稿第一部分对感性、表象、词语与抽象、意识机制、知性与理性以及概念形成的系统讨论被显著压缩，围绕形式逻辑和黑格尔传统的若干尖锐论述也遭到删削。迈丹斯基依据出版史所作的研究认为，伊里因科夫在研究所领导和多位审稿人的压力下将篇幅削减约三分之一；其生平年表亦记载，书稿排版曾被命令撤毁，最后出版物是在反复改写后形成的。abstract-book-history
不能因为存在外部压力，就把1960年版完全排除在作者著作之外。它是在伊里因科夫生前以其姓名正式出版的第一部专著，具有作者当时能够公开承担的结构，并且通过意大利文、日文、南斯拉夫文及其他语种的翻译形成了广泛影响。西欧读者最初认识伊里因科夫，主要依据的正是这个以《资本论》为中心的版本。卢乔·科莱蒂（Lucio Colletti）为1961年意大利文版所作长篇序言，也以该版本为对象展开反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逻辑解释。因而，1960年版既是一个受删节的文本，也是一个具有独立接受史的作者版本。研究《资本论》方法及伊里因科夫在1960年代的国际传播时，它不能被1997年版取代；研究伊里因科夫早期关于科学理论思维的一般构想时，它又不足以替代1956年书稿。
1997年由РОССПЭН出版的《科学理论思维中抽象与具体的辩证法》，首次使1956年书稿的整体结构进入公开研究。该版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把抽象的东西与具体的东西作为辩证逻辑范畴加以考察，从术语史、感性与意识、知性与理性逐步进入概念、一般与个别以及具体统一；第二部分讨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科学史中的理论发展、逻辑与历史以及《资本论》的方法。其后所附关于克龙罗德的答复、经济学家会议发言、商品生产、马克思和Wert译法的材料，又属于与专著主题相关但写作时间、场合不同的附录，不能在引用时一概当作1956年正文。
1997年版还收入伊里因科夫1976年为拟议中的德文版撰写的作者序。序言称旧书写于将近二十年前，并说明作者只作了少量插补，没有把此前十五年的哲学文献全面纳入评论。这一序言表明，后来流传的“完整版”不是一个与1956年作者意图毫无差异的机械复原物：它保存原书稿的广阔结构，同时包含作者在1976年面对新出版语境所作的说明和有限修改。因此，更准确的称法是“以1956年完整书稿结构为基础的1997年出版版”。在本文中，以该版分析感性、表象、概念、一般与普遍物以及知性与理性的关系；涉及1960年公开立场和国际接受时，则另行引用1960年版。两者不相互替代。
这一版本关系还影响中文书名的选择。《马克思〈资本论〉中抽象与具体的辩证法》只适用于1960年俄文版及其既有中译；《科学理论思维中抽象与具体的辩证法》则指1956年书稿及1997年完整出版形态。把后一题名统一替换为前一题名，会遮蔽第一部分并不限于政治经济学的逻辑研究；把前一题名完全废弃，又会抹去1960年版作为独立出版物的历史事实。本文在理论章节中将逐次标明所据版本，并在引用附录时说明材料的原始场合。
《辩证逻辑：历史与理论论文集》1974年初版是伊里因科夫生前最后一部以完整专著形态出版的主要哲学著作。全书由导言、两部分十一篇论文和结语组成。第一部分通过近代哲学史重建逻辑对象，从斯宾诺莎的思维着的身体、康德的二元论困难、费希特和谢林的活动原则进入黑格尔把辩证法规定为逻辑的方案；第二部分则围绕唯物主义地改造这一传统，讨论客观唯心主义批判、思维的唯物主义理解、逻辑—辩证法—认识论的同一性、矛盾和普遍物。它的结构不是若干既有文章的简单合集，而是用哲学史中的理论冲突组织辩证逻辑的概念发展。正因如此，篇章次序、段落衔接和结语都构成论证的一部分。
1984年身后出版的第二版增加五篇论文，把其中三篇插入原第二部分，又把两篇编成原书不存在的第三部分。新增篇章本身多具有重要价值，其来源大体可追溯到《哲学百科全书》的《〈资本论〉的逻辑》条目、1971年《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史》中的章节、1977年的《辩证法与世界观》以及1979年的《战斗的唯物主义意味着辩证的唯物主义》等既有文本。然而，第二版没有把这些文章作为附录保存，而是改变了原书构造；更严重的问题是，原有十一篇也经过广泛的无署名修订。迈丹斯基逐篇比较两个版本后发现，改动不仅涉及标点、引文译本和文风，还包括整段乃至整页删除，部分论述中“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被改为较弱的“相互关系”，对象性实践活动和观念的东西之活动本性的若干关键表述也遭删去。个别篇章删节接近原文的百分之十五。dialectical-logic-editions
因此，“第二版”在这里不能被理解为作者认可的增订本。它是一个由两种不同操作组成的身后编辑物：一方面汇集了五篇具有真实作者来源的相关作品，扩展了主题范围；另一方面修改了1974年版的作者文本，却没有为每项修改提供底本和编辑说明。前一种操作具有文献整理价值，后一种操作则破坏了版本的可追溯性。引用第二版新增文章时，应尽量回到各文初刊或较早版本；引用1974年已有篇章时，应以初版为基本依据，并在需要讨论身后接受时再与1984年文本校勘。本文及中文项目优先采用1974年初版，理由不是把所有晚出材料排除在外，而是把作者生前控制的著作结构同身后汇编分开。
这一选择同时纠正了一个常见阅读印象。许多读者通过1984年版第一次接触《辩证逻辑》，从而把十六篇论文构成的结构当作伊里因科夫本人最后安排的体系，又把删除后的活动概念和思维—存在关系当作作者原有措辞。版本校勘显示，若要理解伊里因科夫何以把逻辑规定为主观活动的客观形式之科学，1974年版不仅在时间上更早，而且在理论上保留了更完整的活动论表述。1984年版的价值主要在于保存和传播新增文本，不能以“增订”名义取得对初版的解释优先权。
伊里因科夫关于идеальное的论述不存在一部从最初到最后保持不变的单一著作。1962年《哲学百科全书》第2卷的《观念的东西》条目，是他生前公开发表的第一个系统规定。条目在百科全书的有限篇幅内，将观念的东西界定为社会历史的事实和精神生产的形式，明确反对把它化约为个体心理或脑的生理状态。该文本同卷中的《理想》条目第一部分，以及《一般》《现实性》《统一》《个别》等相关条目，共同构成伊里因科夫在百科全书工作中建立的范畴网络。研究其成熟概念时，《观念的东西》条目具有初刊可确定、作者生前发表和概念规定集中三重优势；但它毕竟是百科条目，尚未展开后来围绕价值形式、对象化、人格和杜布罗夫斯基观点形成的全部论证。
1968年《哲学问题》第11期刊出的《心理与脑——答德·伊·杜布罗夫斯基》，产生于杜布罗夫斯基《脑与心理》所引发的论争。该文主要讨论人格、才能和天才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由神经生理机制说明，并没有提供一套替代1962年条目的新定义。迈丹斯基据此指出，把它视为伊里因科夫对杜布罗夫斯基“主观现实”论的完整回应并不准确；伊里因科夫对狭义心理主义的正面批判，后来集中进入《观念东西的辩证法》。这说明同一论争中的文本也应按其直接对象区分：一篇讨论心理和脑的文章，不能仅因涉及同一论敌就被当作观念的东西理论的完备表述。
1976年春写成的《观念东西的辩证法》，是这条文本链的核心。它原为哲学研究所集体著作所写的长篇章节，作者在其中重新处理了哲学史上观念的东西与物质的东西的对立，系统批评把观念的东西限定为个体意识状态或“脑的神经动力过程”的观点，并从马克思的价值形式分析出发，把它规定为至少两个物质对象之间的一种社会代表关系：一个对象在人的活动中代表另一个对象的普遍形式。这里的“代表”不是任意符号约定，也不是物理相似，而是对象性活动实际建立起来的社会功能。该手稿因研究所内部阻力未能在作者生前以俄文全文发表。1977年，罗伯特·达格利什（Robert Daglish）以 The Concept of the Ideal 为题发表“删节并修改”的英译；它是重要的生前国际传播文本，却不能反向作为俄文手稿的版本依据。ideal-text-chain
伊里因科夫去世后，《哲学问题》1979年第6、7期以《观念东西问题》为题刊出俄文节本。这个题名并非原手稿题名，文本也有删节。1984年文集《艺术与共产主义理想》收入题为《观念东西的辩证法》的较长版本；迈丹斯基认为该本比其他早期身后版本更接近原稿，但仍不能视为完全可靠的作者定本。1991年《哲学与文化》再次收入该文，而《逻各斯》2009年第1期第6—62页所刊整理本，则成为后来俄文研究经常引用的完整文本入口。由此，从1976年手稿到2009年刊本并不是一条简单的“初版—再版”顺序，而是由英译节本、俄文改题节本、身后文集本和较晚整理本组成的多支文本谱系。
这种谱系直接影响概念解释。例如，只依据1979年《观念东西问题》，研究者可能无法判断某一缺失段落是作者自己放弃的论证，还是编辑删节；只依据1977年英译，又会把译者明示的修订混入作者原文；只依据1984年文集，则需要注意其虽较接近手稿，仍未提供完整的校勘说明。本文后续讨论观念的东西时，以1962年百科条目确定作者生前公开的概念起点，以1976年手稿的2009年整理本分析完整论证，并用1979年与1984年版本说明身后接受。不同版本中的差异将作为解释对象，而不会被预先消除。
还应把《观念东西的辩证法》同《哲学中的理想问题》区分开来。俄语идеальное与идеал虽有词源联系，在伊里因科夫著作中却不是可互换术语。前者指社会活动中形成的观念的形式及其同物质载体的特殊关系，后者则涉及目的、价值、人格发展的范型和共产主义理想。《哲学中的理想问题》发表于1962—1963年，《论偶像与理想》出版于1968年，它们同观念的东西理论有内在联系，却各有自己的论证对象。中文若把идеальное和идеал都译作“理想”，便会在书名和概念层面合并两条不同的问题线索。本文固定使用“观念的东西”译идеальное，以“理想”译идеал，正是为了保存这一区别。
伊里因科夫晚期研究的另一项版本困难，集中体现在1980年出版的《列宁主义辩证法和实证主义形而上学》。该书围绕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俄国马赫主义、波格丹诺夫以及辩证法同实证主义的关系展开，是作者晚年重要的系统工作；但书名是编辑拟定的，出版发生在作者去世之后，文本亦有删节。家庭档案研究显示，现存稿本还包含对波格丹诺夫共产主义方案和国家问题更广的讨论。因而，这部书既不能被降格为与作者无关的编辑拼合物，也不能按普通生前专著处理。较为稳妥的做法，是把1980年出版文本作为具有确定公开形态的身后编辑本，同时把档案中恢复的段落作为手稿层另行引用。late-editorial-books
1991年《哲学与文化》进一步扩大了俄文读者可见的作品范围。该集同时收入生前文章、身后整理手稿、会议报告、书信和此前难以获得的论战文本，如《黑格尔与“异化”》《马克思与西方世界》《论亚当·沙夫对“人的本质”和“人道主义”的理解》《什么是人格？》《精神宇宙论》以及致不同对象的书信。它在伊里因科夫研究史上具有基础性意义，却不是作者本人按一个统一论证计划完成的专著。《精神宇宙论》尤其需要这种限定：它是1950年代中期的早期手稿，带有明确的“哲学—诗性幻想”副题，其宇宙论设想可以揭示伊里因科夫早期的斯宾诺莎式问题意识，却不能因1991年同成熟论文编入一书，就被当作其晚年体系的最终本体论纲领。
1984年《艺术与共产主义理想》也具有类似的复合性质。文集以利夫希茨纪念文章开篇，收入《观念东西的辩证法》以及美学、艺术教育和理想问题的多篇文本。它在主题上相对集中，但仍由不同年代、不同发表状态的文章组成。对文集的引用必须下沉到具体篇名及其初刊或手稿来源，不能仅以文集出版年替代文章写作年。1991年《哲学与文化》、2018年《观念的东西与现实：1960—1979》以及后来的多卷本文集同样如此：文集提供重要的保存与组织形式，却不取消其中每一文本的独立发生史。
这也意味着，伊里因科夫研究不能只建立一张按出版年份排列的书单。至少需要两套互相校正的序列：第一套按照写作和事件时间排列，以重建概念形成；第二套按照首次公开、再刊、恢复和翻译的时间排列，以研究接受史。1956年书稿在思想形成序列中早于1960年版，在公开接受序列中却直到1997年才以完整结构出现；1976年《观念东西的辩证法》在思想形成序列中属于晚期，在公开接受序列中则先有1977年英译节本和1979年俄文节本，后有1984、1991和2009年的不同整理形态。只有保持两套时间，才能避免用发表迟早替代思想先后。
上述文本关系可以概括如下。表中的“性质”不是价值判断，而是说明引用时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
| 年份 | 文本或版本 | 材料性质 | 使用原则 | |---|---|---|---| | 1953 |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唯物辩证法若干问题》 | 副博士学位论文；另有范围更广的早期草稿 | 用于重建早期马克思方法研究；草稿与答辩本分引 | | 1954—1955 | 哲学对象论纲及相关会议、党务文件 | 合著论纲与同期档案构成的事件文本群 | 论纲说明理论主张，档案说明争论过程，不以回忆录替代 | | 1955 | 《关于科学理论认识中抽象与具体的辩证法》 | 生前期刊论文；同年有意大利文传播 | 用于说明从学位研究到专著的概念过渡 | | 1956／1960／1997 | 《科学理论思维中抽象与具体的辩证法》书稿／《马克思〈资本论〉中抽象与具体的辩证法》删节改题版／完整结构出版版 | 同一写作工程的不同文本形态，并有各自接受史 | 理论结构以1997年版为主；1960年版单独处理 | | 1974／1984 | 《辩证逻辑》初版／身后第二版 | 作者生前著作结构／新增五文并广泛改写原文的编辑本 | 原有篇章以1974年版为主；新增篇章追溯初刊 | | 1962／1976／1977／1979／1984／2009 | 《观念的东西》条目及《观念东西的辩证法》文本群 | 生前百科条目、未刊手稿、英译节本、俄文改题节本、身后文集本、较晚整理本 | 区分概念起点、完整论证与接受史，不混作单一版本 | | 1980 | 《列宁主义辩证法和实证主义形而上学》 | 身后删节出版，题名由编辑拟定 | 出版本与档案恢复材料分引 | | 1984／1991及以后 | 《艺术与共产主义理想》《哲学与文化》及后续文集 | 跨年代、跨文本类型的编辑性汇编 | 引用到篇名、初刊或手稿，不把合集当作单一作者定稿 |
本文后续理论分析依照四项规则展开。第一，在可以取得生前初刊时，以初刊确定公开概念和作者用语；第二，在讨论未能完整发表的系统论证时，采用有明确手稿依据的整理本，同时说明编者和编辑史；第三，凡版本间存在实质差异，不把晚出文本静默覆盖早期文本，而把差异纳入理论发展和接受史；第四，数字化文本只承担检索与校勘入口的功能，页码、卷期和书目信息仍追溯至正式出版物。迈丹斯基长期维护的伊里因科夫文本网站对于发现版本和进行全文比对具有不可替代的导航价值，但网站呈现不自动等于批校本；项目中的Markdown文本同样保存来源、哈希和处理状态，不能仅因结构化程度较高而越过原始出版物的证据地位。
这个版本框架并不把理论研究缩减为文献学。其意义恰恰在于恢复理论命题的历史规定。1956年书稿与1960年删节本的差异，说明伊里因科夫的抽象—具体理论原本包含比《资本论》方法更广的意识和概念发生问题；1974年与1984年《辩证逻辑》的差异，显示对象性活动和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在作者论证中所占的位置，不能依据身后修订予以削弱；“观念的东西”文本群的差异，则使研究者能够区分百科全书式定义、论战性展开和系统手稿。下一章对辩证逻辑的考察，将以这些文本层级为前提，从哲学对象、思维形式的客观性以及逻辑—辩证法—认识论的同一性进入伊里因科夫的成熟论证。
伊里因科夫关于辩证逻辑的成熟论述始于1974年《辩证逻辑》之前。1954—1955年哲学对象论争已经提出此后贯穿其工作的基本限定：哲学研究科学思维的普遍规律和形式，而不以一套包罗自然、社会和意识的命题充当具体科学之上的“科学之科学”。这场争论同时涉及哲学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分工，以及唯物主义能否把思维规定为哲学的专门对象。批评者认为，哲学若不再直接陈述自然界和社会的一般规律，便会退回研究认识过程的“认识论主义”；伊里因科夫和科罗维科夫则把思维理解为对象性实践的历史形式，从而使逻辑研究仍然指向客观世界。哲学由此不替物理学、生命科学、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学规定各自对象，而考察这些科学在概念中再现对象时采用的普遍形式及其客观内容。dialectical-logic-object
这一规定同时反对两种哲学观。第一种把哲学理解为关于“世界整体”的百科全书，把具体科学尚未解决的问题暂时纳入哲学，再从一般世界观原则中推出答案。伊里因科夫认为，这种做法既会侵入具体科学的对象领域，也会使哲学命题脱离能够检验和发展它们的专门研究。第二种哲学观则把哲学缩减为知识形式、语句结构或个体认识机制的分析，仿佛思维的形式只属于主体一方，同被认识的对象没有内在关系。伊里因科夫所要求的辩证逻辑恰好位于这两个方向之外：它不提供一个与各门科学并列的特殊对象领域，而研究对象如何在科学思维中取得概念形式，以及概念运动如何能够再现对象自身的联系和发展。
1974年《辩证逻辑：历史与理论论文集》把这一方案明确表述为对“思维”的科学描述。这里的思维不是个人意识中可由内省观察到的观念序列，不是脑的生理活动，也不只是由词语、命题和符号构成的表达系统。伊里因科夫所说的逻辑，应当揭示科学思维在不依赖个人意志和自觉意识的必要环节及其次序中如何展开：如果一种思维确实在认识对象，它就必须在概念中再现独立于意识和意志而存在的对象，重建对象的自身发展，并最终在实验和实践中把这种概念重建转化为可检验的对象性活动。逻辑由此被规定为这种思维的理论描述，而思维本身则被规定为社会的人之现实活动的观念的环节。logic-1974-intro
《辩证逻辑》采用历史—哲学论纲的写法，并非以哲学史叙述代替系统逻辑。伊里因科夫认为，一个逻辑范畴的内容无法通过名义定义预先固定；只有重建它在哲学史和科学认识中产生、分化并克服自身局限的过程，才能获得较为具体的规定。斯宾诺莎、洛克、莱布尼茨、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和列宁在书中并不构成一条仅按年代排列的学说史，而是分别代表对思维与存在、概念与对象、形式与内容、矛盾与普遍物等问题的不同解决。历史材料在这里承担理论论证：后一立场只有在保存前一立场所发现的问题、同时说明其界限时，才构成概念上的推进。这种写法也决定了《辩证逻辑》不是完成的范畴体系。作者在结语中明确称，全书只讨论建立马克思主义逻辑所需的若干条件和前提；即使将来形成范畴系统，也还必须在具体科学研究中实现自身。把此书当作一套已经封闭的辩证法体系，会抹去作者对其论纲性质和集体研究性质的限定。
1954年的论纲与1974年的著作之间因而存在明确连续性，也存在理论重心的深化。早期论纲主要通过学科界限说明哲学对象，力图解除哲学对具体科学知识的替代；《辩证逻辑》则进一步回答：如果思维是哲学的对象，如何避免把逻辑变成心理学或语言分析，如何说明思维形式的客观性，以及如何理解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后一个问题决定了伊里因科夫不能满足于“思维反映存在”这一抽象命题。只要反映仍被设想为两个预先完成、彼此外在的实体之间的对应，逻辑就必须在主体内部寻找一种能够保证对应的机制，或者诉诸先验图式、语言约定乃至生理结构。伊里因科夫的解决方向，是把思维置于人类对象性实践活动之中：人并非在行动之外复制对象，而是在依照对象自身性质改变它的过程中形成相应的活动方式；概念则是这种活动方式在理论认识中的发展形态。
《辩证逻辑》第九篇以“论逻辑同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重合”为题，对列宁“不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的札记作出系统解释。伊里因科夫所说的“重合”，不是把三种既成学科的内容机械合并，也不是取消它们在研究角度上的区别。逻辑研究思维的普遍形式，认识论研究认识如何获得客观真理，辩证法研究发展、矛盾和普遍联系；如果思维形式本身是对对象运动形式的理论再现，那么三者便不能各自拥有封闭对象。脱离对象发展的逻辑只能研究表达或推演的形式条件；脱离思维和认识过程的辩证法则容易变成对一切事物普遍适用的规律目录；脱离逻辑范畴的认识论又会把认识理解为主体状态同外部对象之间的外在比较。三者的重合，意在取消这些由主客二分所造成的学科割裂。logic-dialectics-epistemology
这一命题的唯物主义含义，首先表现为逻辑形式不能从思维自身的结构中得到最终说明。逻辑范畴既不是个人在经验材料上进行抽象以后产生的主观分类，也不是先于人类活动存在的绝对理念。它们所表达的是人类对象性活动必须服从的普遍关系。人在劳动、实验和社会实践中不能任意处理材料，而必须使自己的行动符合对象的结构、性质和运动条件；只有这样，预期目的才可能通过对象之间的相互作用得到实现。活动形式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实践中被固定、传递和概括，才成为个人可以掌握的思维形式。逻辑规律因而是“主观活动的客观规律”：它们在思维中实现，却不由思维者的任意意志制定。
“客观规律”在这里不能被理解为把自然规律不加中介地搬入意识。伊里因科夫所讨论的，是自然和社会历史的关系经过对象性实践活动的中介而取得思维形式。人作为自然存在物，以自然界的一部分作用于另一部分；工具、实验装置和生产过程之所以有效，是因为活动者能够组织对象自身的因果关系，使一个对象按照其固有性质作用于另一个对象。与此同时，这种活动从一开始就是社会历史的：个体使用的工具、目的、语言和知识不是由其生物身体单独产生，而是由既有文化和社会分工提供。因此，逻辑范畴既不能还原为自然过程，也不能脱离自然过程而仅仅归属于文化约定。它们是自然的客观规定通过社会历史实践成为人的普遍活动方式的结果。
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的重合也改变了对“方法”的理解。方法不是研究开始以前已经完备、随后外加于任意材料的程序。若方法的结构同对象的结构没有内在关系，它至多能够整理已知材料，却不能指导新概念的形成。辩证方法的客观性，正在于其步骤必须由对象研究中出现的问题、矛盾和历史联系规定。伊里因科夫反复借助《资本论》说明这一点：价值、货币、资本和剩余价值不是同一逻辑模板的多个实例，而是同一对象系统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不同关系；理论范畴的次序只有重建这些关系的发生和相互转化，才具有逻辑必然性。所谓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也不是把历史事件按时间顺序抄入理论，而是使范畴次序再现对象发展中具有构成作用的关系。
这一立场还包含对教科书式辩证法的内在批评。如果辩证法的规律已经以若干普遍命题的形式预先完成，那么具体研究只剩下为这些命题寻找例证。伊里因科夫在《辩证逻辑》导论中明确反对用辩证法证明预先接受的结论，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推论过程不能产生新的规定，辩证法也就退化为论辩技术。真正的结果必须连同其形成过程一道得到说明。范畴的意义不在于为已有事实重新命名，而在于使研究者能够发现材料中的理论问题、区分本质关系与偶然条件，并根据对象所提出的矛盾推进研究。辩证逻辑因此既是对科学认识实际历史的重建，也是对现存思维方法的批判性规范；它不把事实上的科学活动全部宣布为辩证的，而要求揭示科学取得概念进展时所实现、但未必被研究者自觉表达的逻辑。
伊里因科夫把思维规定为逻辑的对象，却又坚持思维形式的客观性，这一立场集中表现在“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命题中。该命题很容易被误读为取消物质与意识的区别，或者把现实世界说成思想的产物。伊里因科夫对斯宾诺莎和黑格尔的讨论表明，他所说的同一性不是两个无差别项的等同。思维同它的对象在存在方式上并不相同：对象可以在个人意识之外存在，概念则是社会的人所进行的理论活动；对象的物质变化和概念的运动也不能相互替代。二者的同一性是在实践转化中实现的形式同一：真正的思维能够按照对象自身的形式组织活动，并在概念中再现这一形式。差异是同一性内部的必要规定，而不是从外部附加的限制。
早在1964年《关于马克思以前哲学中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中，伊里因科夫便把这一问题解释为逻辑史的中心问题之一。笛卡尔式二元论把思维和广延规定为互相排斥的实体，因而只能在二者之外寻找保证其一致的第三者；康德把对象能够被认识的条件归于主体的先验形式，却由此保留了现象与物自身的界限；黑格尔通过把存在理解为概念的自身外化克服主客外在性，又使现实存在从属于绝对思维。伊里因科夫试图以斯宾诺莎和马克思为依据作出唯物主义改造：思维不是与自然并列的特殊实体，而是自然界在社会的人之活动中形成的一种能力；概念的客观性来自活动者按照对象的形式行动，而非来自思维对对象的创造。thinking-being-identity
这也是《辩证逻辑》第二篇“思维着的身体”的理论位置。伊里因科夫借斯宾诺莎说明，能够思维的身体不是只按自身器官结构反应的身体，而是能够使自己的运动适应外部对象的形状、位置和关系，因而按照其他身体的形式行动的身体。该论证首先反对把思维的普遍性归结为脑的某种特殊结构：无论神经结构多么复杂，只要活动始终封闭在身体自身的预定形式内，就无法说明主体为何能够把握性质彼此不同的对象。思维能力的普遍性在于行动形式可以由对象规定。伊里因科夫随后又把这一斯宾诺莎式论证置于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中，强调思维的主体不是抽象的生物身体，而是改变自然的社会的人及其历史活动。
然而，从“思维着的身体”到社会历史思维的过渡并非没有理论困难。迈丹斯基指出，《辩证逻辑》第二篇对斯宾诺莎的重构，把身体沿外物轮廓形成的感觉运动图式称为对象的“充分观念”，这同斯宾诺莎对想象和理智认识的区分并不完全一致；而伊里因科夫其他著作所说的观念的东西，则主要指逻辑范畴、价值形式、国家规范和语法结构等社会文化形式。依迈丹斯基之见，如果不区分生物身体对环境的感觉运动适应与社会个人对文化形式的掌握，“思维着的身体”就可能在自然主义和文化—历史解释之间摇摆。maidansky-thinking-language 这一批评不必导向对伊里因科夫全部论证的否定，却要求研究者准确区分三个层次：生命体依对象轮廓调节行动的能力，社会劳动中依对象规律组织工具活动的能力，以及个体掌握历史形成的概念和规范后进行理论思维的能力。伊里因科夫的核心贡献在于把第二、第三层联系起来；他对第一层与第二层之间界线的说明则不总是充分。
思维形式的客观性还要求改变逻辑研究的单位。如果逻辑只考察单个个人在某一时刻进行的心理操作，它所得到的是注意、记忆、联想或内部言语的个体机制，而不是概念和范畴的历史内容。伊里因科夫所说的思维主体，首先是通过科学、生产和文化延续自身活动的社会人类；个人只有掌握这些历史形成的方式，才能成为思维的现实主体。这不是用“社会”这一集合名词取代个人。社会活动必须由具体个人承担，概念也只有在个人的判断、研究和行动中才现实地运动；但个人能够使用的范畴、问题形式和证明规范，并不是其私人心理的产物。逻辑研究由此必须同时反对心理主义和把社会形式实体化的客观唯心主义：前者无法说明范畴为何超出个人经验，后者则把人类活动的历史产物变成支配人的独立主体。
伊里因科夫同形式逻辑家的论争，常被概括为辩证逻辑对形式逻辑的排斥。1974年《辩证逻辑》和同时期材料并不支持这种简单判断。他承认，形式—数学逻辑对命题结构、符号化规则、推演程序和术语一致性的研究具有独立而必要的对象。科学表述必须避免由于词义漂移、语法歧义和不合法推演造成的矛盾；在这一范围内，同一律和矛盾禁律具有严格效力。伊里因科夫对季诺维也夫等形式逻辑研究者的评价也不是全然否定：他们研究的是思维作为主观过程的外部形式，或者说思维在广义语言中的表达形式。这一工作可以增进对思维过程的理解，却不等于穷尽思维的逻辑内容。formal-dialectical-logic
两种逻辑的区别，首先是对象的区别。形式逻辑把一个命题或符号系统的内容暂时悬置，研究表达式之间在既定规则下是否可转换、可推出和相互一致；辩证逻辑则研究概念如何从对象研究中形成、如何在矛盾中改变自身规定，以及一种理论如何产生此前尚不存在的新认识。前者能够检验一个论证在给定前提和符号意义下是否有效，却不单独回答前提何以被提出、概念何以具有这种内容、理论对象的边界为何改变等问题。伊里因科夫反对的不是形式分析本身，而是把形式分析的规则提升为一切思维的普遍规律，再据此把科学认识的历史发展判作不断违反逻辑规范的过程。
这一划界的理论背景是伊里因科夫对思维与语言关系的理解。在迈丹斯基的概括中，其基本次序是“活动—思维—词语”：思维作为对象性实践活动的观念的形式而产生，词语则使思想能够在交往中表达、固定和传递。语言不是可有可无的外壳。个人掌握逻辑形式离不开社会交往、符号中介和内部言语；已有知识也主要通过语言进入个人意识。但是，语言不能被规定为逻辑形式的最终来源，因为词语和句法本身的社会意义只能在使用它们的对象性活动和交往关系中得到说明。把逻辑还原为语言结构，会把历史形成的活动关系误认成符号系统自身的产物。
迈丹斯基2019年《伊里因科夫逻辑中的思维与语言》对这一立场作了两方面处理。他一方面利用未刊论争材料澄清，伊里因科夫承认形式逻辑和语言研究的正当范围，批评对象是把语言形式当作思维规律的哲学扩张；另一方面，他把“活动—思维—词语”的次序同维果茨基、皮亚杰和梅谢里亚科夫关于儿童发展的研究相联系，指出伊里因科夫把感觉运动图式、逻辑形式和语言“深层结构”联系起来时跨越了若干需要分别论证的发生层次。尤其是，维果茨基认为婴儿早期心理从一开始就处于同他人的情感—社会关系中；个体并不是先作为孤立身体获得对象图式，而后才进入交往。共同—分担活动也不能被分解成一项先完成的“物质活动”和随后附加的语言沟通，它本身已经是同他人共同组织对象行动的社会关系。maidansky-thinking-language
从这一争论看，伊里因科夫对语言决定论的批判仍然具有明确效力，但其语言理论不能停留在“词语表达既成思想”的表述上。语言不仅传达已经完成的概念，也是共同注意、任务分配、意义固定、自我调节和理论争论的现实媒介。伊里因科夫实际上承认，语言和符号在逻辑形式向个体心理结构内长化的过程中具有关键作用；只是他的论证更强调语言所中介的对象性活动，而较少独立分析语言实践如何反过来改变活动的结构。这个缺口在心理学层面尤为明显：如果内部言语与外部言语具有不同结构，概念的个人形成就不能仅被描述为外部活动的简单缩小或转移。辩证逻辑可以正当地从这些心理机制中抽象出来，但一旦它讨论个体思维的发生，就必须同文化—历史心理学和语言研究建立比学科划界更具体的关系。
矛盾是伊里因科夫辩证逻辑中最容易受到误解的范畴。若把“承认矛盾”理解为允许理论同时肯定和否定任意命题，辩证逻辑便会取消判断的确定性，也无法区别研究与诡辩。伊里因科夫明确区分术语—语义矛盾和由对象研究必然产生的概念矛盾。前一种矛盾来自术语在同一论证中改变意义、命题形式组织错误或推演不合法，应当由形式分析发现并排除；矛盾禁律在这一层面具有充分效力。后一种矛盾则发生在理论对现实关系的规定中：研究按照已有证据和概念推进，却得出两个相互排斥、同时又由同一对象关系所要求的规定。此时首先仍应检查推理和材料；只有在排除表达错误与推演错误之后，矛盾才可能被确认为对象自身矛盾在理论中的表现。contradiction-category
因此，辩证逻辑并不把形式矛盾自动提升为现实矛盾，也不把一切相反意见都视作真理的两个方面。真实的概念矛盾具有确定的发生条件，必须由对象分析加以证明。伊里因科夫在《资本论》中所强调的，不是马克思违反了形式逻辑，而是资本主义关系本身要求理论同时把握相互依赖又相互排斥的规定。例如，商品既是使用价值又是价值；二者不能相互还原，却只有在同一商品关系中才成为商品的规定。货币不是从外部取消这一矛盾，而是使价值取得相对独立的表现形式，从而在新的层次上重组并继续发展原有关系。理论中的矛盾只有追踪这种现实的中介和转化，才能得到解决。
《辩证逻辑》第十篇以剩余价值来源问题进一步说明矛盾作为“问题形式”的作用。若仅考察商品流通，等价交换不能产生剩余价值；不等价交换只会重新分配已有价值，同样不能说明价值总量的增加。资本因而既不能单纯从流通中产生，又不能在完全脱离流通的地方产生。这里的矛盾不是修辞安排，而是对既有规定所能达到之界限的精确表达。解决不能靠调整“流通”或“价值”的词义，而必须在现实中寻找一种新关系：劳动力作为商品，其使用价值在生产过程中能够创造超过其自身价值的价值。新范畴不是从旧范畴形式演绎出来的附加结论，而是由矛盾规定了寻找方向、再由经验和历史研究发现的现实中介。
这一结构说明，概念的运动不等于词语之间的转换。理论矛盾把研究引向此前没有被纳入理论的事实和关系；这些新材料只有能够说明矛盾两端为何从同一关系中产生，并展示其现实转化，才具有理论意义。矛盾的“解决”也不意味着把其中一端删除。后起范畴应当保存原有规定在其有效范围内的真理，同时说明这些规定为何在更复杂的关系中发生冲突。货币保存并改变简单价值形式，资本保存并改变商品和货币关系；较具体的理论不是对较抽象理论的外部否定，而是规定其成立条件，并把它转化为自身的一个环节。
这一点也限定了“对象自身的运动”这一表达的含义。概念不会被动地沿着经验事实排列，研究者也不能在没有理论工作的情况下等待对象自行给出答案。矛盾之所以能够组织研究，是因为此前的抽象、材料选择和概念规定已经把问题推进到一个确定位置。研究者必须检验资料、比较相竞争的解释、重构对象的历史，并形成能够连接不同层次的新概念。所谓跟随对象，不是取消主体的理论活动，而是要求这种活动接受对象关系的制约，不能用术语调整掩盖尚未解决的实质问题。辩证逻辑对矛盾的重视，因而首先是一种科学问题论：它考察问题如何由既有理论内部产生，又如何通过发现对象的新中介而改变理论结构。
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概念矛盾和实践之间的关系，最终集中于伊里因科夫的真理观。传统符合论把真理规定为思想或命题同对象相符合；这一规定指出了真理不能脱离对象，却没有说明彼此外在的思想和对象如何能够建立具有必然性的符合。伊里因科夫不否认认识必须符合对象，而是认为，仅在命题层面比较表述与孤立事实，无法形成关于对象的具体概念。事实的辨认、描述和相关性已经受理论规定；同一观察在不同理论结构中可能取得不同意义。真理问题因此不能停留于某个句子是否准确报告某个现象，还必须考察概念能否重建使该现象产生并同其他现象发生联系的对象整体。
在这一意义上，真理表现为理论通过发现和解决自身矛盾而达到更具体认识的过程，并不构成一组与错误绝对隔离的最终命题。较具体的理论应说明旧理论何以在一定范围内有效、又为何在边界条件下失败，从而确定其真实的适用界限，把其中得到证明的内容保存为自身的抽象环节。迈丹斯基在《伊里因科夫辩证逻辑中的真理概念》中将这一思路重构为：真理是通过解决对象的客观矛盾而上升到关于对象的具体知识的过程。这是研究者对伊里因科夫分散论述的概括，并非《辩证逻辑》中的作者定义；它清楚连接了真理、具体性与矛盾，同时留下命题真值、经验检验和理论整体之间关系的进一步问题。truth-dialectical-logic
实践在这里不是理论完成之后才从外部加入的验证程序。对象首先在生产、实验、交往和社会改造中向人显示其性质；人只有通过使一个对象依照自身规律作用于另一个对象，才能检验关于这些规律的认识。实践既改变对象，也改变实践者的能力和认识条件。概念并不直接等同于物质行动，但它以社会实践已经形成的对象关系为内容，又在实验设计、技术活动和社会行动中转化为新的实践组织。伊里因科夫因此把科学思维称为对象的“精神再生产”：理论在概念中重建对象的自身联系，使这种联系能够在有目的的活动中再次实现。
这种实践观排除了两种简化。其一，实践不是以即时成功作为真理标准的实用主义。某项行动暂时实现目的，可能依赖未被认识的偶然条件；它的成功不能自动证明理论已经把握对象的普遍关系。其二，实践也不是由政治或行政权力对理论作出的事后裁决。社会实践的历史规模不能被某次决策、表决或政策效果所替代。理论的检验包括可重复的实验、对象的技术再生产、历史材料之间的相互说明以及不同科学知识的协调，具体形式取决于研究对象。把“实践”写成一个无需进一步分析的最高判据，恰恰会重新落入伊里因科夫所反对的抽象普遍命题。
《辩证逻辑》结语据此规定哲学和具体科学的关系。对具体对象的认识由相应科学完成，辩证逻辑的成果最终须体现于具体科学问题的解决；哲学同时发展自己的范畴，对现实使用的思维方法作批判分析。伊里因科夫以“既不是仆人，也不是最高监督者”说明这种关系：科学世界观由包括哲学在内的整个科学系统形成，哲学既不垄断“整个世界”，也不把自己的工作交给各门科学自发完成。logic-concrete-sciences
这一定义使辩证逻辑具有一种特殊的规范地位。其规范不是从逻辑体系外部颁布的规则，而是从科学认识克服错误、形成新概念的历史中重建出来；但一经形成，它又可以用来审查一种研究是否把抽象规定冒充为完整对象，是否以术语变化掩盖真实矛盾，是否把偶然事实当作普遍关系。辩证逻辑既不是关于科学家实际心理过程的描述，也不是同科学史无关的先验方法论。它试图通过对成功和失败的认识过程进行历史—逻辑分析，形成能够参与当代研究的批判性范畴。
1977年《辩证法与世界观》进一步说明，伊里因科夫为何反对把哲学重新规定为一幅同具体科学并列的“世界总体图景”。他所批评的分工模式是：各门科学只研究相互孤立的对象和局部事实，哲学则把科学结论汇总为“普遍联系”。这种模式表面上提高了哲学的地位，实际上同时贬低了具体科学和辩证法。它把物理学、生物学、历史学和政治经济学设想为不能把握对象联系的材料生产者，又把哲学设想为无需亲自研究任何具体对象便能宣布联系的综合部门。由此形成的“世界观”只能是对既有知识的抽象摘要，而不能说明科学概念如何在新材料和矛盾中发生改变。dialectics-worldview
伊里因科夫据恩格斯提出，科学世界观存在于现实科学知识的相互联系之中，而不是存在于科学之上的第二套命题系统。这个判断并不取消哲学的专门对象。各门科学在研究自身对象时会实际使用因果性、相互作用、矛盾、必然性、偶然性、整体、发展、一般和普遍物等范畴；哲学的任务是研究这些思维形式的历史、客观内容及其使用方式，特别是在既有范畴妨碍新对象被理解时揭示其限度。科学总体由各门科学与哲学共同形成，哲学既不能垄断总体性，也不能因为不再提供“整个世界的科学”而退化为科学语言的被动注释。
这一立场还针对一种由最新科学成果直接推出哲学结论的实证主义习惯。物理学发现原子可分，并不直接推出“物质消失”；机器能够转换符号，也不直接推出思维已经被完整复制。经验发现当然可以迫使哲学修正概念，但这种修正必须分析新发现改变了对象的哪一层关系、旧范畴为何失效以及新的具体概念如何形成。若以某项科学成就的声望代替概念分析，哲学就会不断追随最新术语，同时保留对思维、物质和人的旧有抽象。
因此，“辩证法作为世界观”不能理解为要求所有科学接受一套哲学结论。较准确的说法是，辩证法研究科学世界观得以形成和发展的逻辑：各门科学怎样越出孤立事实，把自身对象同其他过程联系起来；理论怎样发现其抽象规定的边界；不同知识怎样在不取消各自对象差异的条件下构成总体。世界观不是一个完成后供个人“拥有”的观念清单，而是社会的理论和实践认识持续组织自身的过程。这项规定把1954年哲学对象论纲同晚期科学哲学连接起来，也说明伊里因科夫所谓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的统一并非逻辑学对全部知识的吞并。
伊里因科夫晚期对列宁的研究，把上述科学世界观问题置于更明确的政治—认识论论争中。1979年《战斗的唯物主义意味着辩证的唯物主义》是其生前最后发表的文章，写作契机是《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出版七十周年；1980年身后出版的《列宁主义辩证法和实证主义形而上学》则来自更长的未完成书稿，书名由编辑拟定，正文经过删节。两者在论证上相互关联，却具有不同文本地位：前者是作者在《共产党人》杂志公开发表的高度论战性文章，后者保存了更广泛的历史材料和章节结构，但不能被当作作者亲自审定的最后专著。militant-materialism-1979lenin-dialectics-1980
这组文本首先反对把1908年的列宁与1914—1915年阅读黑格尔的列宁分割为两个认识论阶段。一种常见解释认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只重申了初级的、机械的反映论；列宁到《哲学笔记》时期才在黑格尔影响下发现主体能动性、实践和辩证法，并以“意识不仅反映世界，而且创造世界”限制此前原则。伊里因科夫承认《哲学笔记》在表述上的推进，却主张二者存在理论连续性：《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同马赫主义和波格丹诺夫的论争已经包含关于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科学概念历史变化、自然科学危机以及认识实践性质的辩证问题；《哲学笔记》后来把这种实际使用的逻辑更明确地表述为辩证法、逻辑与认识论的统一。
在这一解释中，反映不是感官或脑对外部刺激作静态镜像复制。认识的主体是历史地组织起来的社会的人，反映过程通过实验、生产、技术、语言、理论争论和政治实践实现。世界的客观独立性并不要求每一个知识形式都逐项复制对象；相反，知识的相对性来自人类只能在特定实践条件和概念结构中把握对象，而客观真理则意味着这种历史有限的知识仍包含不由个人意志决定、能够在后续实践中得到保持和修正的内容。反映的结果不仅固定在脑的神经机制中，也物质地存在于技术装置、工业过程、科学文本和社会制度之中。由此，反映论同观念的东西理论形成联系：对象关系经由活动被转换成社会可以传递和重新使用的形式。
实践的引入并不意味着主体目的能够制造真理。伊里因科夫在早期《意识的对象性问题》中已经指出，目的决定人在某一历史阶段把对象的哪些方面纳入感性活动；自然物只有成为社会目的的手段，才以特定对象身份进入意识。但目的本身不是孤立个人任意设定的，它表达一定社会关系和需要，并在对象改造中遭遇不依赖意志的限制。晚期列宁研究将这一点扩展为科学认识史：实验技术使过去不可见的关系进入观察，理论范畴组织新事实，实践失败又迫使范畴发生改变。因而，“主体能动性”不是在客观世界之外添加创造因素，而是对象通过社会实践获得新的可认识形式。
伊里因科夫据此批评实证主义把哲学限制为对“正面科学”既有语言和结果的整理。如果哲学只接受当下科学共同体承认的命题，分析术语的使用规则并排除超出可验证陈述的提问，它就无法研究科学概念为什么会发生革命性改变，也无法区分一项成熟理论同其暂时的哲学自我解释。十九世纪末物理学的危机正是其主要范例：电子、放射性和原子可分性的发现改变了经典物质观，却不等于物质作为独立于意识的客观实在已经“消失”。把某一物理理论中的物质模型等同于哲学的物质概念，会使哲学结论随最新模型更替；把科学家对自身工作的实证主义说明等同于科学实践本身，则会忽略研究过程实际运用的因果、矛盾和发展范畴。
因此，哲学概括的对象不是各门科学“最新成果”的静态总和，而是知识发展的历史过程。伊里因科夫特别强调，今天被视为正面成果的理论明天可能在新事实面前取得否定性评价；哲学不能把暂时结论直接编入永久世界图景。它应当分析相对真理怎样包含客观内容、旧理论怎样作为新理论的限度情形被保存，以及认识史中的否定如何产生更具体的概念。这也说明他为什么把辩证法界定为逻辑和认识论：只有研究科学知识的运动形式，哲学才能在不代替具体科学的条件下讨论科学的总体。
《列宁主义辩证法和实证主义形而上学》把这一认识论同革命政治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伊里因科夫认为，波格丹诺夫的“组织科学”不是中性的知识论，因为它把经验形式和组织原则放在客观物质关系之前，并可能把社会改造理解为由掌握方法的组织者对“经验材料”进行技术编排。列宁对马赫主义的反对，因而既涉及自然科学中的物质概念，也涉及革命主体、政党和群众实践的关系。在伊里因科夫的叙述中，辩证法是“革命的逻辑”，因为它要求行动依据对象自身的矛盾和发展趋势，而不是把预制方案强加给现实。
这项政治解释须置于具体文本语境。1979年文章使用“战斗的唯物主义”、党、先锋队和革命运动等苏联官方政治词汇，并把多种哲学立场置于尖锐对立之中；这些表述既体现作者的列宁主义立场，也受到纪念性文章体裁和《共产党人》杂志发表环境的制约。分析时可以区分四个层次：关于1908年与1914年列宁连续性的文本解释，关于反映、实践和科学史的认识论论证，关于波格丹诺夫组织理论的政治批判，以及文章对当代党和科学界提出的规范要求。制度化语言不使全文降为例行公事，作者对辩证法的解释也不使全部政治判断免于检验；四个层次各有相应的证据基础和可争论性。
伊里因科夫所说的“哲学的党性”主要指哲学范畴实际参与科学、教育和政治行动，并承担相应的世界观后果，而不只是要求结论符合机构路线。实证主义把自身描述为超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中立方法，在他看来恰恰遮蔽了把经验、符号或组织形式置于客观现实之前的选择。这种二分论证也有明显风险：若一切理论分歧都预先归入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阵营，哲学批判便会重新成为标签分类，失去伊里因科夫本人要求的具体分析。其晚期文章具有持续意义的，是要求研究认识形式在何种社会实践中形成、服务于何种对象改造并接受何种现实检验，而非替每一种当代理论配置政治标签。
反映论还必须同语言和模型问题结合，才能避免重新落入被动摹写。一个科学形象不是对象在意识中的透明副本，而是由测量手段、图式、概念和研究共同体共同组织的对象关系。伊里因科夫虽然反复强调社会实践，却没有在晚期列宁文本中充分区分这些中介。他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因而提出了正确而未完成的要求：科学哲学不能只分析命题形式，也不能只宣告外部世界存在；它必须说明客观内容如何通过历史可变的表征和活动形式建立。现代关于模型、仪器和科学实践的研究，可以在不接受其全部政治二分的条件下继续这一问题。
最后，这组文本重新限定了“战斗性”的理论含义。若把它理解为以政治权威替代论证，便同伊里因科夫关于对象客观性和具体研究的原则相冲突；若把它理解为哲学必须在概念掩盖现实矛盾时作出批判，则可同其辩证逻辑保持一致。文章本身在两种含义之间并非始终清楚。学术研究既应承认伊里因科夫是具有明确共产主义政治立场的苏联哲学家，也应分析这种立场如何经由不同体裁、制度限制和历史判断进入文本，而不是把政治性从哲学中删除，或用政治归属替代理论评价。
伊里因科夫对辩证逻辑的重建，首先恢复了逻辑与对象内容的联系。在形式主义和心理主义之外，他把概念理解为社会历史实践对对象关系的理论再现，使逻辑能够讨论科学理论的形成、范畴的历史变化和新知识的产生。由此，思维形式的客观性不必诉诸先验主体或绝对精神；形式的普遍性来自人类活动能够依照不同对象的规律组织自身，并把这些活动方式保存为文化能力。辩证法也不再是一组给定答案，而成为分析理论何以从抽象规定走向具体对象、何以在矛盾中改变概念结构的研究纲领。
这一方案同时包含若干尚未完全解决的困难。其一，“主观活动的客观规律”把自然规律、社会活动形式和逻辑范畴置于同一解释链条中，但三者之间并非简单同构。自然过程无需成为人的活动就具有规律；社会活动则受制度、分工和历史目的组织；逻辑范畴又是在理论反思中形成的普遍物。若仅以“实践”概括中介，便可能低估不同活动类型和知识形式的差异。伊里因科夫以劳动和《资本论》为主要范型取得了强有力的说明，但这一模型如何适用于数学证明、生命科学、概率理论和解释性人文学科，仍须通过具体研究而非一般宣称来回答。
其二，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的划界虽然防止了符号推演规则被扩大为全部思维理论，却可能把语言和形式系统过快地归入概念运动的“外部形式”。现代科学中的记号系统、图表、模型和计算方法并非只在事后表达思想，它们也参与问题的构造和可思对象的形成。伊里因科夫关于对象性活动和文化中介的理论资源可以容纳这一事实，但《辩证逻辑》本身没有充分展开。迈丹斯基对思维—语言关系的研究，以及文化—历史心理学关于外部符号、内部言语和概念形成的分析，因而不是对辩证逻辑的附属补充，而是检验其对象规定是否足够具体的重要材料。
其三，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必须始终同二者的差异一起规定。若过度强调同一性，理论错误、意识形态和对象对认识的抵抗就难以解释；若把差异重新理解为两个独立领域，伊里因科夫所反对的主客外在性又会恢复。其理论的较强部分，是以对象性实践活动说明概念何以可能具有客观内容；较弱之处，是有时把科学思维对对象形式的符合写成一项过于直接的关系，而没有充分区分实验装置、社会制度、语言结构和理论传统等多重中介。真理作为上升到具体的过程，也需要同局部命题的可检验性、不同理论之间的比较标准以及研究共同体的制度条件结合起来，才能成为完整的科学认识论。
其四，辩证逻辑既从科学史中重建思维形式，又要求以这些形式批判现实科学，这种描述性与规范性的双重地位需要进一步说明。如果一切重大科学进展都在事后被认定为“自发辩证”，辩证逻辑就可能失去区分力；如果它预先规定科学必须遵循某个范畴次序，又会恢复外加方法。伊里因科夫提出的解决方向，是把范畴置于具体对象研究中检验：哲学只能说明问题形成和概念发展的普遍条件，不能代替科学家发现现实中缺失的中介。这一方向保持了方法的开放性，却也意味着辩证逻辑不能只靠哲学文本内部的系统化完成。
上述困难并不使伊里因科夫的计划失效，而是界定了它作为研究纲领的实际内容。辩证逻辑的理论效力，取决于它能否在具体研究中说明抽象规定如何形成、哪些抽象能够作为理论起点、普遍物如何存在于特殊关系中，以及理论如何把分散事实重建为具体的东西。因而，对辩证逻辑的下一步分析必须进入伊里因科夫最早也最系统的专门研究——抽象的东西与具体的东西的辩证法。只有在这一层面，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的重合才不再是一项原则声明，而表现为科学理论从经验和历史材料形成概念结构的具体方法。
抽象的东西与具体的东西构成伊里因科夫逻辑学研究的中轴，而非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抽取后外加于一切知识领域的方法论口号。科学理论的基本困难在于，思维只能借助有选择的规定、概念和符号把握对象，其真理要求却是再现不依赖于这些主观形式而存在的具体对象。若把抽象理解为脱离现实的空洞观念，把具体理解为感官面前细节繁多的个别事物，这一困难便会从定义中被取消。高度抽象的数学关系可能比日常经验表象更准确地表达对象，材料丰富的描述也可能始终停留于对象表面。抽象性和具体性的判准因此是知识所表达的客观内容及各规定在对象整体中的关系，而非直观程度、语言形式或信息数量。
《科学理论思维中抽象与具体的辩证法》的完整结构正是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第一部分不是直接讲述“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程序，而是依次考察感性、直观、表象、词语、抽象、概念、知性和理性，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一般、普遍物、个别、特殊以及具体统一。第二部分才转入科学理论的发展，讨论亚当·斯密与大卫·李嘉图的分析方式、归纳与演绎、逻辑发展与历史发展、理论起点、矛盾以及《资本论》的范畴结构。这个次序表明，方法不能同概念理论分离：如果尚未说明何种抽象能够表达对象的本质关系，也未说明概念怎样区别于一般表象，那么“上升”就只能被理解为在现成概念之间进行形式推演。反过来，如果只讨论感性材料怎样被概括为一般名称，又无法解释理论为何必须形成一个内在关联的概念系统。abstract-concrete-structure
这部著作的出发点是一项表面上的矛盾：思维必然借助抽象，而真理又必须是具体的。伊里因科夫反对用“形式抽象、内容具体”的分配方式消除矛盾，因为形式与内容本身不是彼此外在的容器和填充物。知识采取何种形式，取决于它怎样分解、选择和连接对象的规定；内容能否被具体地把握，也取决于这些规定能否再现对象的内在结构。抽象的东西与具体的东西是相互预设的对立规定。没有从现实联系中分离出来的规定，思维不可能分析对象；但如果这种分离被固定为对象的全部真理，抽象就转化为片面性。理论的任务不在于取消抽象，而在于形成能够在概念系统中重新建立对象联系的抽象。
该书以《资本论》为主要材料，其目的在于分析一种已经形成的理论实践：马克思怎样处理经验材料、批判既有范畴并重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部结构，而非把政治经济学的内容直接提升为普遍逻辑。由此取得的逻辑规定能否用于其他科学，须在各门科学的对象研究中重新检验。伊里因科夫有时把政治经济学结论较快地推广到生命科学、化学和心理学，并沿用二十世纪中叶的自然科学实例；这些例子构成其时代的知识背景，不独立证明辩证逻辑。具有一般意义的是他提出的判准：理论范畴的次序应由对象的发生关系和结构关系规定，而非由经验事实出现的先后、词项外延的大小或研究者的任意选择规定。
伊里因科夫在讨论开端沿用马克思的规定：具体的东西是多种规定的统一。这里的“多”不是彼此外在的性质清单，“统一”也不是观察者把清单归入同一名称的主观综合。具体性首先指对象自身诸环节之间必要的相互制约，以及由这种制约形成的整体。一个对象可以在感官上作为单一事物出现，但如果它只有在一定关系系统中才具有其特定性质，那么理论就不能把它的孤立表象当作完整对象。资本、商品、货币、利润不是可以分别定义之后再并列组合的经济事项；它们的规定来自彼此在特定生产关系中的作用。同样，思维、语言、身体行动和文化形式也不能仅凭共同属性分类，它们的具体规定必须从人的社会活动结构中说明。
因此，具体的东西具有不依赖于认识主体的客观意义。现实对象在被认识以前已经处于关系之中；理论的具体性是对这种客观具体性的再现，而不是思维给原本无结构的材料附加秩序。相应地，抽象性也不能被局限为主体在头脑中进行“抽取”的心理过程。一个判断无论以词语、图像、公式还是感性印象的形式出现，只要它仅把握对象的一个方面而切断这一方面同其他必要条件的联系，就在逻辑意义上是抽象的。感性印象可以极其鲜明而仍然抽象；一个省略大量感性特征的理论规定，则可能因为揭示了对象在系统中的必要关系而成为具体认识的环节。objective-concreteness
这种规定改变了“抽象”的评价含义。抽象不是天然错误，具体也不是知识可以一次达到的完满状态。任何分析都必须暂时把对象的一个规定从其他规定中分离出来；问题在于分离的根据是什么，以及被分离的规定是否保留了通向整体的内在联系。若抽象只记录许多个别对象的相似性质，它可以服务于识别、统计和分类，却不必然说明这些对象为何具有该性质。若抽象表达的是一个关系在特定系统中的生成作用，它虽然只直接处理整体的一个环节，却可能成为重建整体的理论起点。于是，“片面”有两种不同情形：一种把局部绝对化，另一种以明确的限制把局部作为进一步规定的中介。伊里因科夫所谓内容充实的抽象或具体抽象，属于后一种情形。
具体的知识也不能等同于“面面俱到”。事实的数量没有内在限度；把越来越多事实置于同一叙述中，并不会自动形成具体理论。伊里因科夫批评折衷式的“全面考察”，正因为这种方式把全面性理解为对现象各方面平均用力，而不区分何者构成对象的必要关系、何者只是偶然条件或外部影响。真正的全面性是有结构的：理论须说明不同规定为什么属于同一对象，它们怎样相互转化，哪些关系具有基础地位，哪些形式只能在更复杂的条件下出现。具体性因而不是事实总量，而是规定之间得到论证的内在联系。
这一立场同时拒绝两种相反的还原。经验主义把理论看作对感性材料的压缩，似乎抽象程度越高，内容损失越多；唯理论的某些形式则把具体内容看作普遍原则的逻辑后果，似乎只要起点定义充分，后续规定便可由思想自行产生。伊里因科夫认为，前者不能说明理论概念何以表达经验中未直接显现的本质联系，后者则把对象的现实生成偷换成概念的形式展开。理论必须在经验研究中发现对象的必要关系，又必须以概念系统重建这些关系；抽象与具体的问题正位于经验材料和理论形式的相互转化之中。
伊里因科夫关于感性和概念的讨论，旨在反对一种根深蒂固的心理主义图式：个体首先拥有完整的感性形象，然后从多个形象中舍去差异、保留共同点，最后用词语固定抽取结果，由此形成概念。在这一图式中，抽象发生于词语和一般化，具体性则属于抽象以前的感性经验。伊里因科夫认为，感性本身已经具有选择性。人并不是以无条件的方式接受全部刺激，而是在社会形成的活动方式中辨认、分离并组织对象；即使尚未形成明确词语，感知也会突出某些方面而忽略另一些方面。因而，感性不能被看作无抽象的原始具体。
表象保存并重组感性经验，是概念形成不可缺少的材料，却不是概念的完成形式。一般表象可以把许多个别经验中的相似特征固定下来，使人能够在没有对象直接在场时辨认对象、进行交往和执行日常活动。但是，一个对象的共同特征不等于其本质规定。共同特征回答“哪些事物可以被同一名称指称”，概念则必须回答“对象为何以这种方式存在并在何种条件下产生”。前一问题可以通过比较现象得到，后一问题要求考察对象在一个关系整体中的作用和发生方式。
词语同样不是概念的充分根据。词语使一般表象获得相对稳定和可传递的形式，也使个体能够掌握社会积累的分类方式与知识成果；然而，同一术语可以固定经验常识，也可以表达经过理论重构的概念。术语是否成为概念，不能由语言形式本身决定。只有当它在一个理论系统中通过其他范畴取得规定，并表达对象的客观关系时，它才获得概念内容。伊里因科夫由此反对把逻辑缩减为语词用法分析，也反对把概念等同于定义句。定义可以压缩已经获得的知识，却不能代替知识形成的研究过程。representation-and-concept
知性与理性的区分在此具有方法论意义。知性固定规定、保持术语同一，并在既定前提下进行分类和推演；这种能力是任何严密研究的必要条件。问题只在于，当对象的发展改变了原有规定之间的关系，知性仍倾向于把每个规定当作独立、无矛盾和不变的属性。理性则考察规定的发生条件、相互中介和转化，因而能够把固定差异理解为一个具体过程的环节。伊里因科夫并不把知性与理性分配给两类不同的人，也不把理性理解为个体额外具有的神秘能力。他考察的是科学认识的历史形态：同一个研究者可以在局部分析中运用知性，在重建对象整体时运用理性；一代研究者所固定的抽象规定，也可能成为后来理论重构的材料。understanding-reason-development
因此，从感性到表象、从表象到概念不是心理形式依次升级的线性阶梯。经验材料、语言形式和既有概念在实际研究中相互渗透。研究者总是借助历史形成的范畴观察事实，又通过新的事实批判这些范畴；一般表象为理论提供初步区分，理论概念反过来改变感知和描述的方式。概念形成的关键并非把个体头脑中的形象变得越来越抽象，而是使社会积累的认识形式在对象研究中得到重构。由此，逻辑问题同科学史问题发生联系：一个概念的内容不仅取决于当下定义，还包含前代研究怎样发现、混淆和重新划分对象关系的历史。
伊里因科夫理论中最容易因译名而混乱的部分，是общее与всеобщее的区别。本文依照项目术语表，前者译为“一般”，后者译为“普遍物”。“一般”主要指许多个别对象共有的性质，或者在比较中被抽取出来的相似性；“普遍物”则指使个别形式得以发生、相互联系并构成一个系统的客观关系。二者并非毫无联系：研究常从一般表象出发，理论概念也必须能够说明多种个别现象。但如果把普遍物仅仅理解为外延最广的一般，就会把理论的任务限制为寻找所有实例共有的最少规定。外延越广，内容越少，由此得到的最高一般往往最为空洞。
所谓抽象的普遍物，是从许多个别对象中抽取共同特征并将其固定为一般定义。它的有效性取决于研究目的：在分类学、日常辨认和资料整理中，共同特征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伊里因科夫批评的不是一切一般化，而是把这种一般化提升为概念形成的唯一模式。若一个共同特征不能说明个别形式之间的必要联系，它就无法解释为何某些形式属于同一发展系统，也无法解释新形式怎样由已有关系产生。
具体的普遍物则不以所有个别形式的共同特征为直接内容。它首先是一种现实存在的特殊关系或活动形式；正是在这种形式的展开中，其他特殊形式获得共同基础，并被纳入同一整体。这里的“具体”不是说普遍物包含所有个别特征的总和，而是说它自身处于可分析的关系中，并具有生成其他规定的能力。普遍物因而不在个别对象之外构成第二种实体，也不只是研究者头脑中的集合名称。它存在于系统的现实组织方式中，通过各个特殊形式实现自身。
伊里因科夫借人的本质说明这一差别。若从现存个人中抽取语言、理性、意志或身体结构等共同特征，可以形成关于“人”的一般表象，却难以说明这些能力如何成为人的能力。他把工具制造及其所包含的社会劳动关系视为具体的普遍物，并不是把某一种经验行为宣布为人的永恒定义，而是试图说明：人的感觉、语言、思维和意志之所以取得特定形态，是因为个体进入一种生产和使用文化对象的社会活动，并在其中掌握普遍的行动方式。人的各项能力不是预先并列存在之后再加入劳动，而是在对象性活动的历史分化中形成。这个论证后来直接进入他关于教育、人格和盲聋儿童发展的讨论。
同一逻辑也被用于价值形式。在成熟的资本主义关系中，商品不是所有经济现象所共有的一个表面特征，而是使货币、资本、剩余价值、利润和地租得以形成并相互联系的简单关系形式。商品形式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可以零星存在，但只有在商品生产成为社会生产的普遍组织方式时，它才成为资本主义整体的具体的普遍物。因而，理论起点的普遍性不是由历史上最早出现、经验上最常见或逻辑上外延最大来保证，而是由该关系在成熟系统中的结构作用来保证。
伊里因科夫还强调，具体的普遍物在发生之初可能只以个别或例外形式出现。一种新的关系尚未成为普遍规范时，经验归纳反而会把它排除，因为它不具备多数个体共有的特征。只有历史分析才能辨认这种个别形式是否包含重组整个系统的现实趋向。这一点使具体的普遍物概念同目的论区分开来：例外并不因为新颖就必然代表未来，研究者必须说明它同现有矛盾和发展条件的关系。把任何边缘现象都解释为“尚未普遍化的普遍物”，只会使该概念失去证伪条件。general-universal-concrete
具体的普遍物也不能被误解为一个已经包含全部后续内容的逻辑胚芽。伊里因科夫所说的“生成”是现实关系在特定条件中的历史发展，而不是概念定义内部的分析展开。商品形式本身并不以词义方式包含工厂制度、信用体系和平均利润率；只有当劳动力成为商品、货币转化为资本、生产过程被资本组织并形成竞争等一系列中介建立起来时，后续范畴才获得现实根据。理论的“演绎”必须重建这些中介，因而同时是对历史规定和经验材料的分析。
“具体抽象”这一表述看似自相矛盾，实则集中表达了伊里因科夫对理论概念的要求。抽象之所以具体，不在于它停止从整体中分离某个规定，而在于这种分离符合对象本身的结构。一个环节只有在现实过程中取得相对独立性，才能被理论相对独立地研究。商品交换可以从利润、利息和地租中抽离出来加以分析，是因为简单价值关系在资本主义整体中既受更复杂形式制约，又具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并构成那些形式的历史与结构前提。相反，若研究者任意截取一个不具有这种地位的现象，再把它的局部性质当作系统基础，抽象就只剩下主观选择。
“相对独立”中的“相对”尤其重要。理论把某一关系置于纯粹形式中，并不宣称它在现实中可以永远脱离其他关系存在。抽象研究暂时排除复杂形式的反作用，以便揭示该关系的内在规定；随着理论进入更高层次，被暂时排除的中介必须重新引入，起初的规定也会得到修正和充实。价值规律在竞争、生产价格和世界市场中的表现，不能由最初的简单规定直接替代；但若没有价值形式的分析，这些复杂现象又只能被描述而无法得到概念说明。抽象研究和具体研究因此不是两套彼此排斥的方法，而是理论运动中的不同环节。
逻辑范畴本身也具有相对独立性。它们源于社会的对象性实践活动和科学认识，却一经形成便进入文化传统，参与选择事实、提出问题和组织新的研究。伊里因科夫由此既反对把范畴看作纯粹被动的经验摹本，也反对把范畴的能动性绝对化为思想自身创造对象。已有概念系统对新经验的加工是真实的反作用，但它仍以不依赖于思维的对象为前提，并须在对象研究中接受修正。黑格尔把逻辑过程的相对独立性解释为绝对观念的自身运动；伊里因科夫则试图把这一洞见置回社会实践和认识史。
实践在这里不是抽象选择的任意“实用目的”，也不是任何成功操作都能直接证明概念为真。实践首先是社会的人改变对象、形成对象关系并检验行动结果的感性活动。理论概念是否把握对象的内在规律，不能只靠同现象表面的共同特征相比较；它必须在对象按照概念所表达的关系被改变或发展时得到检验。实践之所以是标准，不是因为目的可以规定真理，而是因为对象在实践中显露其对行动的客观限制，概念所预期的必要联系也由此获得或失去现实根据。
伊里因科夫有时用历史过程对理论预见的实现来说明实践标准。由于历史事件始终在多重条件下发生，某一后续事件的出现并不为关于趋势的理论提供一次性、全称式证明。实践检验是持续过程，包括实验、生产、政治行动、教育活动和理论指导下的观察，也包括失败、意外后果与概念修订。它把理论同对象的现实运动连接起来，同时保留具体证据分析的必要性。具体抽象的有效性取决于它能否组织可检验的研究、说明对象的发生条件并在新材料面前保持可修订性。concrete-abstraction-practice
1968年《“抽象的”（“观念的”）对象概念》把上述问题推进到当时“科学逻辑”的术语争论中。这里题名中的идеальный объект沿用方法论关于抽象对象或理想化对象的说法；它与伊里因科夫在社会形式理论中使用的идеальное有关联，却不能未经说明便译成价值意义上的“理想对象”。文章针对的不是科学家在计算、实验和理论建构中使用模型这一事实，而是一种哲学解释：在经验给予的具体物之外，另行设定一个由“抽象对象”构成的领域，并以此说明数学、逻辑和理论科学的对象。伊里因科夫认为，这种设定往往把研究尚未揭示的现实联系转化为一个独立存在的抽象物，从而以对象名称代替关系分析。abstract-ideal-object
文章所批评的认识论前提，是从彼此独立的“单一事物”或“原子事实”出发，再把它们之间实际可追踪的依存关系视为后加的逻辑构造。只要经验对象一开始就被规定成孤立单元，任何不能归入单元自身可感属性的联系——整体结构、功能关系、发展规律——都会显得不属于“现实对象”。理论若仍须处理这些联系，便容易把它们安置到抽象对象、理论实体或纯粹模型的第二世界。伊里因科夫的反驳是：被经验观察到的事物本来就在具体整体中存在，其性质和运动方式受整体内其他环节制约。理论抽象的任务不是离开现实个体另造对象，而是从个体的直接外观中分离并表达这种关系规定。
整体优先于部分在这里不是一条可以不经研究而普遍套用的本体论格言。伊里因科夫所说的“整体”不是超出各部分的神秘实体，而是使部分成为特定部分的关系系统。同一物体脱离一种关系、进入另一种关系时，可以取得不同功能和规定；如果只把部分当作带有固定属性的孤立物，就无法解释这种改变。反过来，整体也不能离开承担关系的具体物体存在。整体规定部分，意味着研究必须说明一种关系如何通过各部分的相互作用得到实现，以及某一部分为何能在这种关系中承担特定功能。理论对象因此既不是可见物的简单集合，也不是与物质过程分离的形式结构，而是现实对象在一定研究层次上被揭示的关系统一。
这一论证同“一般—普遍物”的区分相接。抽象的一般通过比较许多个别对象，保留相同属性并排除差异；它能够构成有用的分类，却不能单凭共同特征解释对象为何属于同一发展整体。具体的普遍物则是在一组特殊形式中实际起组织作用的关系，是其他形式由以分化并重新关联的发生基础。1973年《论普遍物》首先从俄语общее的两类日常用法入手：它既可以指苏格拉底和凯厄斯都具有的“两足”“有死”等共同特征，也可以指若干人共有的一个祖先、一块田地、一辆汽车或一个朋友。第二种用法提示，所谓“共同”未必是分散在每个个体中的相同属性，也可能是诸个体共同关联的一个具体存在。伊里因科夫借此转向逻辑论证：普遍物可以在一个特殊关系中现实地存在，而这个关系使诸个体成为同一总体的不同环节。on-universal
人的本质问题构成该文的主要检验。若把“人”定义为若干现存个体共同具备的属性，定义会在身体结构、语言、理性或道德特征之间选择，却不能说明这些能力的历史形成。伊里因科夫赞同以工具生产规定“人之一般”，不是因为每一经验个体都在任何时刻亲自制造工具，也不是因为工具制造在动物行为中完全没有前形，而是因为生产工具的社会活动改变了个体同自然、同他人以及同自身能力的关系。语言、规范、知识和感性文化由此形成相互制约的总体，个体只有进入这一总体，才取得作为人的特殊能力。工具生产在这里是具体的普遍物：一种历史具体的活动形式，以自身分化为劳动分工、交往、教育和文化形式，并在每个个体身上以不同方式实现。
同样的判断结构也适用于科学模型。模型首先是一种物质地固定的研究手段：图形、符号列、装置、比例模型或数学表达，都具有可感知的载体并服从特定操作规则。它之所以代表对象，不是因为载体同对象在所有属性上相似，而是因为研究活动使载体上的一组关系同对象关系建立了可检验的对应。把模型称作“抽象对象”，若只是说明研究暂时只保留某些关系、排除其他条件，并无原则困难；若因此断言模型对象在经验世界之外构成独立存在领域，就把研究操作和存在论承诺混在了一起。伊里因科夫要求追问：模型所固定的结构从何种对象性活动和事实关系中取得，它排除了哪些条件，又通过什么实践程序返回被研究对象。
这项要求尤其有助于区别“理想化”与“观念的东西”。物理学中的理想气体、绝对刚体或无摩擦平面，是为了研究特定关系而构造的极限情形，中文科学术语应保留“理想化模型”的说法。它们不是价值意义上的完美对象，也不等同于社会文化形式意义上的观念的东西。任何理想化都以现实测量、实验装置和数学操作为前提；它的有效性取决于被排除因素在何种条件下可以忽略，以及模型结论如何经由修正适用于实际系统。与之不同，观念的东西概念要说明的是：对象的社会形式如何在另一物体中取得代表性存在，并成为人的活动形式。二者都反对把思想内容理解成私人心理图像，但它们所处理的对象层次不同。
伊里因科夫对“抽象对象”的批评针对以一个术语免除具体科学对对象关系的研究，并非反对数学实体、理论实体或模型多样性的简单宣言。电子、场、基因或数学结构的存在地位，无法仅凭“不可直接观察”或“属于抽象对象”作出统一裁决，而须考察相应概念在实验、计算、预测和对象改造中的实际结构。把一切理论实体还原为可见物属性，会回到经验原子论；把理论结构一概实体化为独立对象，则会重复二重世界。辩证逻辑在此追问概念的客观内容，不替各门科学预先编制本体论目录。
同时，这篇1968年论战文章也有明显限度。它面对的是当时苏联“科学逻辑”中某些把抽象对象实体化的表述，批评锋芒有时会遮蔽模型、虚构、理想化、理论实体和数学对象之间的差异。现代科学哲学已经表明，同一对象可以由多个不可相互化约的模型表征，模型还可能在并不逐项对应现实结构的情况下具有解释和推断功能。这些情况不能仅靠“总体—部分”关系解决。伊里因科夫理论仍能提出一个有效问题：模型的推断能力由何种对象关系和实践制度承担；但回答必须进入具体科学，而不能由具体的普遍物范畴直接推出。
《论普遍物》也显示，具体的普遍物不是任何被选作开端的“具体例子”。一个特殊关系只有实际参与其他形式的发生和再生产，才具有普遍物地位。共同祖先、共同田地等日常例子用于揭示词义可能性，却不自动构成科学概念；工具生产和商品关系之所以承担更强的理论功能，是因为伊里因科夫试图证明它们在人的历史或资本主义结构中具有生成作用。这个证明可能成功或失败，也可能需要后来的经验研究修正。具体的普遍物不是为理论起点提供免证特权，而是把更重的证明责任交给研究者：必须展示起点同全部特殊形式之间的现实中介。
从这一角度看，“抽象对象”争论补充了1956年著作未充分展开的科学模型问题。抽象可以有三种不同但相关的状态：它可以是分析活动从具体整体中分离出的关系，可以是将这种关系固定下来的符号或模型形式，也可以是相应关系在现实整体中取得相对独立性的客观根据。只有第三者能够解释前两者何以不纯属任意；但前两者又是科学把第三者转化为可讨论、可计算和可检验知识的必要条件。把三者合并，会在模型载体、认识操作和对象结构之间来回滑动；把三者完全割裂，则无法说明科学抽象的客观性。伊里因科夫的贡献，在于坚持从这种三重关系中研究抽象，而非把“抽象对象”当作已经完成的答案。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经常被概括为一种与“从具体到抽象”相反的单向程序。伊里因科夫的完整论证并不支持这种简化。研究必须从现实的具体对象出发，积累材料，比较现象，形成一般表象并分析既有理论；没有这些工作，就不存在可以作为理论起点的抽象规定。马克思关于人口的著名讨论已经指出，如果从“人口”这一未经分析的总体表象开始，进一步研究就必须分解出阶级、雇佣劳动、资本、价值等更简单的规定。研究过程包含从经验具体到抽象规定的运动，理论叙述则以经过检验的简单规定为起点，把对象作为多种规定的统一重新建立起来。
然而，研究与叙述不能机械分成两个互不相干的阶段。研究者并非先完成全部经验工作，随后才以任意顺序排列结果；理论起点的发现本身要求反复比较对象的成熟形态、历史发生和既有范畴。理论叙述也不是对完成研究的缩写，它通过规定范畴之间的中介，继续检验哪些经验内容属于对象的必要结构。一个范畴若无法过渡到后续规定，或者只能借助未被说明的外部前提维持自身，就表明起点或中介仍不充分。因此，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同时描述理论系统的结构和研究的自我批判过程。ascent-research-presentation
上升的“抽象”不是任何简单概念，而是表达对象之简单、普遍关系的具体抽象；上升的“具体”也不是回到未经分析的整体表象，而是形成一个由多种规定及其中介构成的思想具体。思想具体不是对象的复制品。对象始终在思维之外独立存在，理论只能通过概念选择和重建其必要关系。马克思明确区分具体对象的现实产生与思维掌握具体对象的方式；伊里因科夫正是借此反对黑格尔式的理想主义解释。逻辑次序再现现实关系，却不创造现实关系。
这一方法也不能化约为形式演绎。形式演绎根据前提中已经包含的内容推出结论，而辩证的理论发展要求在对象研究中发现新规定。伊里因科夫对斯密和李嘉图的分析指出，斯密把对经济关系内部结构的研究同对表面现象的描述并置，因而同一术语常在理论概念和经验表象之间移动；李嘉图试图从劳动价值论的一般原则演绎全部经济范畴，却无法从价值的抽象定义中推出货币、利润等形式的特殊规定。形式演绎只能在特殊现象中重新辨认前提已有的共同内容，经验归纳则只能补入未说明其必要性的特征。马克思的推进在于把特殊规定的产生理解为现实关系的转化：货币不是价值定义中的一个谓词，而是商品价值必须通过另一商品取得独立表现时形成的关系形式。
因此，理论中的每一步都包含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的重新组织。分析把成熟整体分解为具有特定结构作用的环节；综合不是把这些环节外在相加，而是追踪它们怎样相互预设并形成新关系。经验比较提供材料，却必须由对象的结构问题引导；范畴推演提供系统性，却必须在每一步引入对象研究所得的新内容。所谓上升，不是理论离开经验越来越远，而是使经验事实获得越来越充分的关系规定。
伊里因科夫把这种方法称为科学理论发展的普遍方式，显示出强烈的系统哲学抱负。其可辩护的含义不是所有科学都必须复制《资本论》的章节结构，而是：凡理论对象构成历史形成的关系系统，研究就不能满足于现象分类，而须说明简单关系如何在特定条件下发展为复杂形式。对于没有同样发生结构的对象，或者同时存在多种相对独立机制的研究领域，上升方法必须作出相应调整。把它固定为统一的写作模板，恰恰会违反伊里因科夫所坚持的对象规定方法。
理论起点问题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决定性环节。起点不能只是最容易理解、最早被研究或在历史上最先出现的现象，也不能只是一个经由定义获得的最高原则。它必须表达成熟对象中最简单而又普遍的关系形式；这个关系能够相对独立地加以分析，同时包含通向系统其他规定的现实矛盾和发生条件。起点的“简单”是结构上的简单，而非经验内容贫乏；其“普遍”是系统基础的普遍，而非所有现象共同特征的普遍。
伊里因科夫把《资本论》开篇理解为对价值形式的分析。马克思暂时排除货币、利润、工资和地租等更复杂关系，考察直接商品交换中一个商品的价值如何在另一个商品的使用价值上得到表现。这一抽象并不是假定资本主义现实中只存在两个孤立商品，而是从成熟体系中分离出商品关系的内在规定。价值的表现要求等价形式，等价形式的发展导向货币；货币在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下转化为资本；资本生产过程产生剩余价值，进而在竞争和分配中形成利润、利息和地租等更复杂形式。范畴之间的过渡只有通过这些新条件和中介才成立。
因此，把《资本论》的方法概括为“从商品概念演绎整个资本主义”并不准确。首先，起点不是“商品”一词或关于商品的一般定义，而是商品生产关系在成熟资本主义中的特定形式。其次，马克思取得这一规定以前已经进行了长期的经济史、统计材料和政治经济学史研究。再次，后续范畴并非从起点的语义内容推出，而是在现实关系的矛盾和转化中取得新规定。最后，理论次序始终预设一个已发展整体；只有从成熟资本主义的结构出发，研究者才能辨认简单商品关系在该整体中何以具有基础作用。capital-theoretical-start
起点同前提也必须区分。商品生产有自然、技术、人口和历史条件，资本主义还预设劳动者同生产资料分离等社会过程；但并非所有条件都应作为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第一范畴。前提说明对象得以出现的外部或历史条件，起点则规定对象一旦形成后其内部发展的最简单关系。前提可以在理论展开中被内化：原先作为历史结果存在的劳动力商品化，进入资本关系后成为资本再生产的持续条件。伊里因科夫特别重视前提转化为结果、结果反过来维持前提的过程，因为相对独立的系统正是在这种循环中形成。
这也说明理论起点不是永久不变的形而上学实体。它只对一个具体历史系统具有基础意义。商品形式在其他社会中可以存在，却不必组织全部生产关系；条件反射可以是动物行为研究中的基础关系，却不能据此直接推出人的心理和意识；一般劳动可以是跨社会比较的抽象，却不能代替价值生产所要求的历史特定劳动形式。一个抽象能否成为起点，必须由它在待研究整体中的具体作用判断。
伊里因科夫曾把生命的简单形式、氢元素和条件反射同价值形式类比，用以说明科学可以通过研究系统的简单形式取得具体的普遍物。这些类比具有启发性，也暴露出方法推广的限度。后来的生命科学、化学和心理学并不必然接受单一“细胞”范式；系统的基本单位可能随研究层次而变化，复杂性质也未必能由一个简单单位的历史展开得到充分说明。《资本论》的理论起点因此是一种需要比较研究的范例，并不预先保证各门科学都存在唯一正确的起点。
逻辑次序同历史次序的关系，是理论起点问题的另一面。若逻辑范畴表达对象的现实发生关系，理论似乎应当按照现象在时间中出现的顺序展开；但马克思又明确反对按照经济范畴曾经在历史上发挥主导作用的先后排列它们。伊里因科夫借“具体历史主义”处理这一矛盾。逻辑发展必须同对象的历史发展相重合，但这里的历史不是一切先行事件的编年总和，而是一个具体对象形成自身结构的历史。
他把抽象历史主义界定为无原则地追溯对象的一切前提。任何历史事物都以无限多的先行过程为条件；如果研究者不能首先规定所研究的对象是什么，就无法判断应当从何处开始，也无法区分对象的历史、对象的史前条件和与对象并行的其他过程。把积累财物、远距离贸易或一般劳动直接当作资本的历史，会把资本主义特定关系投射到远古社会；把生物适应或条件反射直接当作人的思维史，则会把人的社会活动形式还原为自然前提。历史材料本身不能替代对象规定。
具体历史主义要求先在成熟对象中分析其必要结构，再据此辨认哪些历史过程构成这些关系的发生。成熟形态使早期阶段中尚不明显的趋向获得清楚表现，也使研究者能够区别后来被系统改造的旧形式和系统自身新生成的形式。这不是用结果任意改写过去，而是用已经显现的关系提出可由历史材料检验的问题。若成熟结构中的一个范畴无法在实际发生过程中找到相应中介，逻辑重建就必须修正；若历史上相似的形式没有进入同一关系系统，也不能仅凭名称一致把它纳入同一范畴。logical-historical-concrete
逻辑次序因而既不同于编年次序，也不同于无时间性的形式次序。某一现象可能在时间上早已存在，却只在后来形成的系统中取得新的结构作用。例如货币和商业资本早于成熟工业资本主义，但它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规定不能由其古代形态直接说明；成熟资本关系把既存形式纳入自身运动，改变其功能。理论范畴应当按照这些形式在特定整体中的内在关系排列，而非按照同名现象首次出现的年代排列。逻辑发展再现的是“历史在其结果中被扬弃”的结构，即历史形成过程保留在现实关系中的必要环节。
这一方案的力量在于把系统分析和历史分析联系起来，避免一种静态结构主义把范畴当作共时规则，也避免经验历史主义把理论降为事件叙述。但它同样包含风险。成熟形态可能使研究者把胜出的发展路线视为唯一必然路线，把未实现的可能性排除为偶然；系统的统一也可能被夸大，从而忽视外部条件、跨系统联系和长期并存的异质关系。具体历史主义只有在比较不同发展路径、保留偶然性分析并明确论证“必要”所适用的条件时，才能避免目的论。
伊里因科夫的抽象—具体理论首先是一种关于科学概念客观内容的学说。它反对用心理操作解释概念形成，要求从对象的关系结构说明抽象何以正当；它反对把一般等同于普遍物，要求概念揭示个别形式的现实发生根据；它反对把理论看作经验资料的压缩或公理定义的展开，要求范畴系统重建对象从简单关系到复杂形式的中介；它也反对把历史性理解为年代顺序，要求逻辑结构接受具体发生史的检验。由此，抽象的东西与具体的东西成为逻辑、认识论和辩证法相重合的一个实际研究领域。
这一理论对于阅读《资本论》尤其重要。它提醒读者，马克思的范畴不是经济现象的词典定义，章节次序也不是任意的讲授安排。价值、货币、资本和利润分别表达同一历史系统中不同层次的社会关系；前一范畴为后一范畴提供必要条件，后一范畴又反过来改变前一关系的现实表现。理论批判不能只寻找命题间的形式矛盾，而须判断矛盾是否来自对象自身不同规定的冲突。由此也能理解伊里因科夫为什么把科学理论的形成同既有范畴的批判联系起来：新理论不是在无概念的事实前重新开始，而是在说明旧理论何以既把握了对象的一个方面、又在更成熟事实面前暴露片面性的过程中产生。
但这套理论仍留下若干需要继续研究的问题。第一，它倾向于把科学对象理解为具有统一发生中心的有机系统，而现代科学中许多对象由多种机制、尺度和模型共同规定，未必存在单一的具体的普遍物。第二，它强调概念系统的内在必然性，却较少系统讨论概率解释、统计规律、理想模型和多重表征在科学中的地位。第三，它以成熟形态解释发生史，必须进一步说明怎样区分有根据的回溯重建与事后目的论。第四，从政治经济学方法推广出的范畴能否同样适用于自然科学和心理学，不能由哲学类比解决，需要具体科学史和当代研究实践的检验。
这些边界并不要求放弃抽象—具体问题，反而使问题获得更严格的形式：在没有单一理论起点的领域，多个抽象模型怎样共同再现具体对象；在统计规律占主导的领域，必要关系应如何重新规定；在开放系统中，内部结构与外部条件怎样区分；在社会科学中，理论范畴本身进入实践并改变对象后，客观性又应如何理解。伊里因科夫提供的不是这些问题的现成答案，而是一套拒绝把抽象形式同对象内容分离的研究要求。
抽象—具体理论还为“观念的东西”问题准备了直接前提。一个社会关系能够从其他关系中取得相对独立形式，并通过特殊物体代表整个关系系统，这正是价值形式分析所展示的结构。商品价值不能作为商品自然属性被感知，却能在另一商品的物体形式中得到客观表现；货币作为物质载体取得一种不由其自然性质决定的社会形式。下一章将考察伊里因科夫如何由这一问题进入идеальное，并说明观念的东西为何既不能还原为个人脑内表象，也不能脱离物质载体和对象性活动而存在。
伊里因科夫的идеальное理论在中文中首先面临术语问题。本文依照项目正式术语表，将名词化的идеальное译为“观念的东西”，将相应形容词идеальный译为“观念的”。“理想”仅用于идеал，即目的、范型或价值意义上的理想；在物理学理想模型等已经定型的语境中，идеальный也可依专门用法译作“理想的”。这一区分不是为了制造生僻术语，而是为了避免把两项不同问题合并：伊里因科夫讨论的不是现实是否接近一个完美范型，而是对象的形式怎样在另一种物质存在中获得社会有效的代表形式。
идеальное也不表示“想象中的”或“仅存在于意识中的”。《论Wert一词的翻译》集中批评《资本论》旧俄译把德文ideell和vorgestellt处理成“思想上设想的”或“想象的”。在马克思所分析的价值关系中，金由于在现实经济关系中承担职能而成为铁、麻布等商品的价值代表，并非出于商品所有者的头脑想象。商品价格可以不以实际金块在场为条件，使价格成立的是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已经取得的社会效力；纸张和数字能够进一步代表金，也以金此前在商品关系中代表其他商品价值为前提。这里的“代表”具有客观的关系意义，不是心理表象。ideal-term-translation
术语的稳定还必须同文本层级相配合。1962年《哲学百科全书》条目《观念的东西》是伊里因科夫生前正式发表的第一篇系统论述，兼具百科条目所要求的概括性和其本人理论的鲜明方向。1968年《心理与脑》回应德·伊·杜布罗夫斯基，主要讨论心理、脑、能力和人格形成，尚未直接重写идеальное范畴。1970年代形成的《观念东西的辩证法》手稿则把问题扩大到哲学史、价值形式、文化、符号、心理和社会活动。1977年罗伯特·达格利什的英文文本明示为删节并修改的译本；1979年《哲学问题》以《观念东西问题》为题刊出俄文删节稿；1984年和1991年文集又有不同编辑处理。研究其成熟理论时，应优先依据有手稿校勘说明的完整文本，同时以1962年条目和1979年初刊确定作者公开论战的历史语境。ideal-text-chain
这个文本序列并不表现为一项定义被反复改写。1962年条目以“客观现实的主观形象”起笔，同时立即强调观念的东西不是个人心理事实，更不是生理事实，而是社会历史事实，是精神生产的产物和形式。晚期手稿则把论证重心进一步移向个人意识之外的文化形式和代表关系，反对以“有意识的个人状态”定义整个范畴。前后文本的共同问题是：怎样在不设定独立精神实体的条件下，说明知识、规范、价值、语言、艺术和目的具有超出个人心理状态的客观效力；怎样在承认其物质载体的同时，说明其内容不能由载体的自然属性解释。
观念的东西问题位于心身关系、符号理论和文化哲学的交叉处，却不等同于其中任何一个领域。它的哲学对象是：个人怎样面对先于自己形成的意义和规范世界，这个世界怎样通过物质事物存在，事物又怎样取得不属于其自然构成的社会形式。伊里因科夫以对象性活动和社会关系说明这些现象，从而拒绝在物质世界之外增设观念实体。
伊里因科夫对观念的东西的规定同时针对两种理论。第一种把观念的东西理解为个人意识中的心理形象，继而把心理形象同脑的神经动力学状态对应起来。这种理论可以说明每一次意识活动都有神经生理条件，却无法由一个人的脑状态解释数学关系、语法规范、法律形式、货币价值和艺术作品为什么对许多个人具有共同效力。第二种理论承认这些形式超出个人心理，却把它们解释为理念世界、绝对精神或超个人主体的表现。它把真实的文化客观性从人的社会活动中分离出来，反过来把文化形式设定为人的活动之先验根据。
伊里因科夫保留了两种理论各自把握的事实，同时改变其解释。观念的东西确实在个人的意识和意志中实现，否则它就不能成为个人行动的目标、规则和自我意识形式；但个人意识不是它的充分来源。文化规范、知识和社会形式在个人出生以前已经形成，并通过语言、教育、劳动分工、制度和人工制品同个人发生关系。个人意识之所以能够具有普遍内容，不是因为孤立的脑从自身产生普遍形式，而是因为个人进入共同活动并掌握已经对象化的社会活动方式。
观念的东西也确实具有相对于个人的独立性。一个人不能凭意愿取消语言规则、货币效力或一门科学已经取得的概念结构。可是，这种独立性是社会历史关系的相对独立性，不是无条件的实体独立性。文化形式由现实个人的活动产生、维持和改变；它们能够超越某一个体的生命，是因为活动结果被固定在可由他人重新掌握的载体中，并由不断再生产的社会关系赋予效力。若离开这种活动和关系，物质载体仍然存在，却不再以原有方式承担观念的形式。
晚期手稿由此提出一个逻辑上重要的限定：意识属于观念的现象，但观念的东西不能反向等同于意识。意识是个人对社会形成之行动方式、意义和目标的心理实现；货币形式、法律规范、语言结构以及公共知识并不是许多个人意识状态的相加。它们作为社会关系的组织形式参与塑造个人意识。把二者颠倒，便会把一个广泛范畴缩减为其中一种实现形式，并且无法解释个人意识何以获得非个人的内容。ideal-not-consciousness
这项限定不否认主体性。伊里因科夫在1962年条目中把观念的东西称为客观现实的“主观形象”，意在说明它属于人的有目的活动，而不是对象脱离主体后自然具有的第二属性。这里的“主观”不等于私人或任意，而是指对象形式进入社会主体的活动，成为行动的目标、方式和能力。社会主体也不能被实体化为一个脱离个人的集体意识；它存在于现实个人围绕共同对象建立的关系中。个人与社会、主观与客观的中介不是第三种神秘实在，而是对象性活动本身。
1979年收入论文集《辩证矛盾》的《关于意识的物质性和超验的猫》，从另一场论争中给出了一项不能省略的概念限定。文章直接讨论的并非观念的东西的完整存在论，而是辩证矛盾能否被改写为同一术语在“不同意义”上的并列使用。伊里因科夫反对伊·谢·纳尔斯基（Иосиф Сергеевич Нарский）把“意识既是物质的又是非物质的”建立为一项辩证的“二律背反”。在他看来，这个命题实际上把三种不同对象混称为“意识”：作为意识内容的物质世界、作为意识物质条件的神经结构，以及严格意义上的意识。物质世界和神经结构当然是物质的，但不能因它们分别构成意识的对象和载体，就把意识本身称为物质的。consciousness-materiality
文章题名中的“超验的猫”是一项针对术语移义的讽刺：如果可以任意宣布某个词“在另一意义上”指完全不同的对象，那么也可以把“猫”用来指超验统觉，再把由此产生的矛盾冒充为辩证法。伊里因科夫在这里并不反对形式逻辑关于概念确定性的全部要求；相反，他认为，辩证逻辑只有在术语保持确定对象指向时，才能区分对象中的真实矛盾和语言歧义。资本“在流通中产生又不在流通中产生”之所以构成理论问题，不是因为“流通”被使用了两个无关意义，而是因为同一商品关系的现实发展同时要求这两个规定。将矛盾还原为词义含混，会取消它对研究方向的规定作用。
这一论点澄清了“意识是观念的”同“观念的东西具有客观存在”之间并不矛盾。意识不能被称为物质的，不等于它是不依赖身体和社会活动的精神实体；观念的东西不能还原为神经过程，也不等于它没有物质载体。伊里因科夫所坚持的是对象、载体和社会活动形式的区分：脑的活动是意识不可取消的物质条件，客观世界提供意识的内容，而意识作为个人对社会形成之对象关系的掌握属于观念的现象。若把这些层次合并，唯物主义会从说明观念形式的物质发生和社会根据，退化为给每个现象统一加上“物质的”标签。
这种强区分留下了神经机制、现象经验与公共意义如何相互制约的问题。神经活动不是对观念内容完全无差别的载体，身体状态、感受通道和脑损伤会改变意识活动的结构；社会意义也要通过个人心理过程才能现实地发挥作用。伊里因科夫的论战有效阻止了存在论范畴的混用，却没有据此形成三个层级之间的完整中介理论。这篇文章对观念的东西研究的作用，首先是限定对象范围，而非以“意识非物质”取代对意识物质条件的科学研究。
伊里因科夫把马克思的价值形式分析视为观念的东西的“典型”情形，因为它以高度清楚的方式显示：一种物质事物怎样不改变其自然构成，却在社会关系中代表另一事物的形式。麻布的价值不能从纤维、重量、颜色等自然性质中辨认。它只能在交换关系中通过另一商品的使用价值获得表现；等价形式发展为货币以后，金的物体承担全部商品价值的一般代表。金仍然是具有特定物理和化学性质的金，但这些性质本身并不包含一般等价物的社会职能。作为货币的金所具有的规定，来自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
代表关系至少包含两个物质项，却不能由两项的自然相似性说明。代表者不需要在物理结构上复制被代表者。金不因类似麻布而代表麻布的价值，纸币也不因类似金而代表货币。一个物体之所以能够用自己的物质形态代表另一个对象的社会形式，是因为它在活动系统中取得了特定位置，并被该系统的实践持续承认。因而，观念的代表不是任意命名，也不是单纯约定。约定可以改变代表所使用的符号，但不能凭约定产生代表关系所表达的现实社会内容。
这一结构使“一个物的形式存在于该物之外”获得确定含义。价值作为麻布的社会形式，存在于同金的关系中；金以自身物体承担麻布价值的表现，因而成为麻布价值的观念的形式。此处“在外”不意味着价值离开一切物质存在而漂浮，而是说它不以麻布自身的自然形态直接出现。形式必须通过另一个物体取得客观存在，并能够在不同载体之间转换。金可以由纸币和记账符号代表，账面数字又可进入实际支付关系；每一次转换都以先前形成的社会代表链条为前提。ideal-value-representation
价值形式还说明，观念的东西不是意识先行投射的结果。商品所有者在日常活动中可以不了解价值形式的结构，却仍须依照价格、货币和市场关系行动。观念的形式首先在社会存在中成立，随后才以经济观念、理论或日常表象的方式反映于意识。将其解释为“共同想象”仍不充分，因为共同想象本身需要解释：为何某种表象具有强制效力，错误认识为何能够同现实交换相容，个人不相信货币的价值为何通常不能取消其社会作用。答案不在观念一致本身，而在生产、交换、所有权和制度实践构成的关系总体。
然而，货币也不能被理解为具有超物质力量的神秘事物。若把货币职能归因于金或纸张自身，就产生商品拜物教；若把它归因于脱离事物和实践的“价值观念”，则转向唯心主义。伊里因科夫试图说明，两种错误来自同一割裂：它们都不能把物质载体同社会形式的统一理解为一种关系。货币既是物质事物，又具有不能由物理分析发现的观念的规定；这两项规定在现实交换中统一，但在理论上必须区分。
观念的东西必须有物质载体，但任何载体本身都不是天然观念的。脱离语言活动的声音只是声学事件，脱离书写和阅读实践的墨迹只是物体表面的变化，脱离货币关系的金属和纸张也只保留自然属性。相反，同一观念内容可以通过声音、文字、手势、图表、模型和电子记录实现。载体的可变性表明内容不能等同于某一种物质形态；载体的不可取消性又表明观念的东西不是无身体的存在。
伊里因科夫以“活动形式转化为事物形式、事物形式再转化为活动形式”概括这种存在方式。劳动者的行动方式被固定在工具、产品、图纸和制度程序中，成为可以同个人分离的事物形式；后来者只有在实际使用、改造和理解这些对象时，才把其中凝结的活动方式转化为自己的能力。观念的东西不完全等同于转化两端的任何一端：只看人的神经和肌肉活动，得到的是一个物质身体的过程；只看脱离社会使用的人工制品，得到的是一个物质对象。观念的形式存在于二者相互转化的活动关系中。ideal-carrier-metamorphosis
这一定义也限定了“符号”的意义。符号不是把一个已经存在于个人意识中的内容外部化之后形成的附属记号。社会有效的符号先于个人对其意义的掌握，并参与形成个人的意识结构。但是，符号也不能脱离它所中介的对象性活动，成为自行生产意义的系统。伊里因科夫强调，语言是意义的重要载体，却不是意义的创造者；词语背后存在社会形成的行动方式以及这些行动所揭示的对象关系。语言能够压缩、保存和传递这些关系，也能够在已有语义结构中形成新的问题，但其意义最终必须在社会活动和对象内容中得到说明。
艺术作品、数学图形、法律文本和礼仪形式同样显示，物质载体并非对内容完全无差别。价值形式可以在多种货币材料中实现，但雕塑、音乐和建筑的观念内容同特定感性材料及其组织方式具有更紧密的联系；几何图形既以可见线条为载体，又要求读者把线条理解为不受其实际粗细限制的关系。由此不能把所有观念形式统一为单一符号机制。不同文化领域各有其对象、载体和再生产方式；“代表关系”提供一般结构，却不能代替艺术学、语言学、法学和科学史的专门分析。
载体还把观念形式置于技术和制度条件中。档案是否保存、文本怎样编辑、货币由何种机构发行、法律通过何种程序实施、学校怎样组织知识传授，都会影响观念内容的可获得性和效力。把观念的东西规定为社会关系，并不允许忽略载体的物质技术史；相反，它要求说明形式怎样借助具体媒介取得持续性，以及媒介变化怎样重组个人和共同体接近这些形式的方式。
伊里因科夫关于文化客观性的论证频繁使用对象化、物化和异化等概念。三者若被译作同一含义，观念的东西理论就会被误解为凡外在形式皆属压迫。对象化首先指人的活动、知识和能力在对象中取得稳定形式。没有对象化，活动结果便不能超出一时一地的个人动作，后来的个人也不能掌握前人形成的能力。工具、作品、制度和概念均以不同方式保存社会活动的结果。对象化是历史文化得以积累的条件，本身并不必然是异化。
物化强调活动形式或社会关系取得事物般的固定存在。它可以用于说明形式怎样附着于物质载体，也可以在商品关系语境中指社会关系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前一种意义接近对象化的物质实现，后一种意义已经包含对颠倒表现的批判。因而，不能仅凭“成为物”判断是否发生异化，还须考察生产者同其活动条件和结果的现实关系。
异化则是特定社会条件下的关系：共同活动的产物和组织形式脱离参与者的共同控制，作为一种独立的、不可理解的力量反过来规定个人。语言规范和科学知识相对于个体具有客观性，并不因此必然异化；当制度、分工或财产关系使个人只能服从自己无法参与形成和改变的社会力量时，客观文化才以异己权力的方式同个人对立。伊里因科夫把宗教和客观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同这种真实的社会异化联系起来：思想将人的共同能力理解为神、绝对精神或世界理性的能力，是因为这些共同能力在现实生活中已经以超个人力量的形式出现。ideal-objectification-alienation
商品拜物教由此不是单纯的认识错误。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关系确实通过商品和货币实现，价值形式确实以物的属性般的方式支配交换。理论批判能够揭示这种形式的社会来源，却不能仅靠纠正观念取消产生它的关系。只有改变共同活动及其控制方式，物化的社会力量才可能重新成为个人能够理解和参与的共同能力。这一点把观念的东西理论同伊里因科夫的共产主义理想联系起来：文化不应被消除其客观形式，而应当由个人作为自己的共同活动方式加以掌握。
与此同时，异化也不能成为解释全部文化规范的唯一模式。若把一切先于个人存在的规则都视为异化，教育和文化继承本身便无法说明。个人的自由并不从没有社会形式的自然状态开始，而是以掌握语言、知识、劳动和艺术能力为条件。问题不是个体是否受普遍形式规定，而是这些形式能否成为其自主活动的手段，能否接受共同批判和改造。观念形式的客观性与其异化形态必须分开研究。
在伊里因科夫看来，文化不是个人心理内容的总和。任何单独个人都不可能在自身经验中重新产生语言、数学、逻辑、技术和艺术的全部历史；这些形式以对象化成果构成个人发展的前提。可是，个人掌握文化也不是把现成信息搬入脑内。真正的掌握要求个人在对象性活动中再现形成该文化形式的行动方式，理解对象对行动提出的要求，并能够在新的条件下改变已有方式。
这一观点解释了为什么仅仅观看熟练者的外部动作不足以获得能力。外部动作可以模仿，操作顺序可以记忆，但活动形式只有在学习者以对象为中介解决实际问题时，才成为其自身能力。阅读不是把书页中的意义复制进意识，而是在语言、问题和对象知识之间建立活动联系；使用工具也不是重复手部运动，而是按照工具所凝结的社会目的和对象结构调整行动。个人由此取得的不是藏在物体内部的精神内容，而是社会活动的普遍方式。
掌握过程也说明观念形式为何既有强制性又可被改变。儿童最初把语言规范、行为规则和知识范畴作为外在要求接受；这些形式限制其直接冲动，并使其行动能够同他人协调。随着个人理解形式的来源、适用条件和对象内容，他可以把规则作为自己的行动手段，并在现实发生变化时修订规则。伊里因科夫把不经理解地接受固定图式称为形式掌握：此时不是个人运用观念形式，而是僵化形式借个人实现自身。批判能力因此不是摆脱一切规范，而是能够把规范作为对象同现实相比较。ideal-cultural-appropriation
这一理论把人格形成置于文化客观性和个人主动性之间。人格不是自然个体内部预设的核心，也不是社会环境留下的被动印记。个人通过共同活动掌握普遍能力，同时在具体情境中对其作出个别化实现；社会形式因个人活动得到再生产，也可能发生改变。观念的东西在这一过程中成为连接文化史和个体心理发生的中介。其教育含义将在后文专章讨论，但在此已经可以看到：如果教学只传递结果和术语，而不组织使概念关系得以重新形成的活动，学生获得的将是外在规则而不是思维能力。
不过，伊里因科夫关于掌握的论述更充分地说明了人与物的对象动作，而对早期情感关系、成人与儿童的交往、语言自身的中介作用以及制度权力的差异讨论不足。文化形式不会仅凭其对象结构向个人开放；谁有权解释规则、谁控制学习资源、共同活动怎样分配位置，都影响掌握的实际过程。迈丹斯基后来从维果茨基传统提出的情感和交往批评，正是在这一层面补充伊里因科夫的活动论进路。
伊里因科夫同德·伊·杜布罗夫斯基的论争始于1968年《哲学问题》发表的《脑与心理》。杜布罗夫斯基强调个人经验、情感和高级心理功能以特定方式实现在脑的神经动力学结构中，并试图以“主观现实”说明心理状态对于个人的直接给予性。伊里因科夫在《心理与脑》中承认心理活动具有脑的物质机制，也承认先天和个体生理差异可能影响个人发展；争论的中心不在于是否需要脑，而在于能否从脑结构推出能力、人格和思想内容。
伊里因科夫认为，健康的人脑的专门意义正在于其可塑性：它能够在社会生活中掌握多种历史形成的能力，而不是出生时已经编码某一种文化职能。音乐、数学和哲学能力的内容由相应活动的对象、历史和教育结构规定，不能同个体脑的解剖差异建立一一对应。脑是个人实现活动的不可缺少的器官，却不是这些活动之社会形式的来源。把人格差异原则上归因于不可观测的先天神经差异，不仅在经验上难以检验，也可能把社会造成的教育差异自然化。
1968年的回应主要处理人格、能力和生理条件，没有直接给出晚期手稿中的观念的东西定义。杜布罗夫斯基随后把观念的东西更明确地规定为个人的有意识状态及其“个人指向性”，伊里因科夫则在晚期文本中指出，这一定义把哲学范畴缩减为心理生理学对象。即使每一个意识状态都由脑过程实现，也不能由此说明该状态所运用的语言、数学关系、法律规范或价值形式的客观内容。寻找观念的东西的社会形式，不能被替换为寻找与意识状态相关的神经机制；后者是合法的专门研究，却回答另一层面的问题。ideal-dubrovsky-debate
这场论争的核心不是“社会”排斥“生物”，而是解释层级的分歧。伊里因科夫承认脑、身体和自然条件，杜布罗夫斯基也没有把文化内容简单归因于基因。杜布罗夫斯基从个人主观现实及其脑实现界定观念现象，伊里因科夫则从先于个人并由个人掌握的社会活动形式界定观念的东西。前一进路突出意识状态的实现机制和第一人称经验，后一进路说明内容的公共性、历史性和规范效力。完整的心理理论须进一步说明两个层级的中介关系，而不是把其中一个规定为另一个的同义语。
伊里因科夫方案自身也留下困难。若观念的东西只在社会代表关系中存在，个人未经公共表达的想象、感受和错误思想应当如何分类；若神经过程仅被视为实现机制，社会形式怎样在具体发展中改造知觉、情感和脑功能；若文化内容不能由个人状态定义，个人对同一形式的不同理解又怎样进入理论。这些问题不能通过重复“社会决定”来解决，需要发展心理学、神经科学、语言研究和活动理论之间更细致的层级分析。
伊里因科夫把观念的东西问题同知识的客观性和真理联系起来，是为了反对把任何短暂心理状态都提升为哲学范畴。数学关系、逻辑范畴和公共规范具有超出个人心理的效力，它们构成哲学必须解释的对象。迈丹斯基据此把观念的代表关系进一步规定为一种事物对另一事物之本质的“适当代表”，并认为概念因能够以多种材料表达对象本质而是最纯粹的观念形式。这是一项有力的系统化，却会引出错误形式的地位问题。
一种错误理论、一套迷信仪式或一项压迫性法律同样可以被对象化、由制度维持并规定个人行动。它们显然属于社会文化现实，却不适当地表达对象本质。如果只有真理才具有观念的性质，就难以说明伊里因科夫自己分析的宗教、唯心主义、拜物教和僵化规范；如果凡具有社会效力的符号形式都算作观念的东西，又必须区分其社会有效性和认识真理性。较为稳妥的理解是：观念的性质说明一种活动形式怎样获得公共的、可传递的客观存在，真理则说明这种形式是否适当地把握其对象。二者相关但不重合。错误也能够以观念形式存在，并因现实社会关系获得效力；其错误性须通过对象研究和实践批判揭示。ideal-truth-error
另一个争论涉及观念的东西是否仅存在于人类社会。1962年条目明确把它规定为社会历史事实，并在结尾说只有在人格和个体性存在之处才有观念的东西；晚期手稿也反复把观念形式同人的劳动、文化和共同活动联系起来。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利夫希茨（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Лифшиц）则批评这种规定过于主观，主张自然本身具有不依赖于人类活动的观念尺度、规范或完善形式。双方不仅给出不同答案，也在一定程度上使用了不同的идеальное概念：伊里因科夫关注事物在活动中代表另一事物的形式，利夫希茨更接近“理想范型”或自然中的客观规范。
迈丹斯基试图从伊里因科夫对斯宾诺莎的解释中扩大其理论范围。他指出，《辩证逻辑》把思维规定为“自然整体”的属性，而非某一个体或人类社会的孤立属性；因而，人的活动不是从无观念的自然中创造一种异质存在，而是自然整体在特殊物质身体中取得自我表达的方式。按照这一解释，观念的东西在抽象意义上属于自然整体，却只有在人的活动中取得现实的代表形式。这种解释将斯宾诺莎的属性论同文化活动理论连接起来，但它同伊里因科夫“只有在人格处才有观念的东西”的直接表述之间仍有张力，不能被当作无争议的作者本意。ideal-nature-debate
区分潜在条件、现实形式和范畴适用范围可以使争论更清楚。自然界提供形成思维着的身体的物质条件，对象自身的结构也规定活动能否适当地反映它；自然物彼此之间却不因此已经具有社会代表关系。观念形式限于人类活动，同样不意味着自然只是主体任意赋形的无规定材料。对象对活动的客观限制，正是观念形式能够取得真理内容的条件。伊里因科夫的唯物主义意图，是同时避免自然主义还原和社会建构的任意主义。
观念的东西理论的首要贡献，是把思想内容的客观性从独立精神实体和个人心理状态之间的错误选择中解放出来。语言、概念、货币、法律、艺术和技术形式依靠物质载体存在，却不能由载体的自然性质解释；它们由社会活动形成，先于个体存在，并通过个体的掌握和实践继续得到实现。个人意识不是文化形式的被动容器，而是观念形式转化为个体能力的活动环节。脑不是观念内容的来源，却是个人完成这种活动的物质器官。
迈丹斯基的研究把伊里因科夫的论证概括为代表关系和形式变形：一种事物在思维着的身体的活动中代表另一事物的本质，事物形式转化为活动形式，活动形式再对象化为另一事物。这个解释准确突出了观念的东西的关系性和过程性，也恢复了价值形式在理论中的基础作用。巴克赫斯特对苏联“观念的东西”论争的重建，则使英语研究能够把伊里因科夫同心灵的社会性、思想内容的客观性和文化继承问题联系起来。二者都表明，这一理论不能被缩减为苏联哲学术语史中的局部争执。ideal-research-interpretations
代表关系仍需更严格的判准。现实中一种事物可以因习惯、制度、因果联系或人为编码代表另一事物，而不同关系构成观念的东西的方式并不相同。货币的代表效力来自生产和交换关系，科学概念受真理要求规范，法律符号依靠制度实施，艺术形象通过特定感性组织呈现内容。“一个物代替另一个物”只揭示其共同结构，无法保存各领域的差异；伊里因科夫也没有完成这些特殊形式的系统分类。
理论还需说明观念形式的持续存在。伊里因科夫有时强调，观念的东西只存在于活动形式与事物形式实际相互转化的过程；然而，一部无人阅读的书、一种暂时停止流通的货币或尚未被演奏的乐谱是否仍保有观念内容，不能简单回答为有或无。更准确的说法或许是：载体保存了在适当社会实践中重新实现某种活动的客观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是否仍然有效，取决于语言共同体、制度、技能和解释传统是否继续存在。这样既不把意义当作静止地藏在物体内部，也不把意义限制于实际使用的瞬间。
最后，观念的东西的客观性始终同社会权力相关。规范和制度不只是中性的共同能力，也可能由不平等关系形成并以普遍形式遮蔽特殊利益。伊里因科夫以异化和拜物教打开了这一问题，却较少分析不同群体怎样争夺代表权、文化形式怎样排除某些经验以及制度怎样规定何种意义获得公共承认。观念形式的批判理论既要追溯其对象内容和实践来源，也要分析其生产、保存和实施的社会条件。
这些未决问题并不削弱该理论的中心洞见：思想不是封闭在头脑中的对象，文化也不是悬浮于物质生活之上的第二世界。观念的东西存在于社会的人借助物质事物组织共同活动、使一种对象形式在另一对象中获得代表并由个人重新掌握的过程。下一章将由此进入“思维着的身体”。如果观念形式只有在活动中才获得现实存在，就必须进一步说明什么样的身体能够按照外部对象的形式改变自身行动，以及斯宾诺莎、黑格尔和马克思怎样分别为伊里因科夫的这一规定提供了不同的理论资源。
伊里因科夫的思想通常被概括为斯宾诺莎、黑格尔和马克思三种传统的结合。这一概括只有在严格区分三种关系时才有解释力。第一是文本关系，即伊里因科夫实际阅读、引用和评注了哪些著作；第二是问题关系，即这些著作为他处理思维、存在、观念的东西和对象性活动提供了哪些概念；第三是理论重构，即他怎样按照自己的哲学问题改写前人的命题。若把三种关系合并，斯宾诺莎便容易被写成尚未使用马克思术语的伊里因科夫，黑格尔被缩减为提供辩证法形式的中间环节，马克思则被表述为对前两者作出最后综合。这样的线性谱系既不符合文本，也掩盖了伊里因科夫理论内部的张力。
对伊里因科夫而言，巴鲁赫·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 / Бенедикт Спиноза）首先提供了反对笛卡尔二元论的实体论框架：思维不能被规定为脱离身体和自然的独立存在，思维与广延必须在同一自然实体中得到理解。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 Георг Вильгельм Фридрих Гегель）则把逻辑范畴规定为能够发展、发生矛盾并在更具体规定中获得解决的概念体系，使逻辑不再只是既成表象的形式规则。卡尔·马克思（Karl Marx / Карл Маркс）把思维与存在的统一置于社会历史的对象性活动中，以劳动、实践、价值形式和异化说明客观形式怎样成为人的活动形式。三者所回答的并不是同一个问题，伊里因科夫也没有原样接受任何一者。
“思维着的身体”（мыслящее тело）是这场重构的中心表达。它不是对人的生物学描述，也不是把思维归结为有机体运动的自然主义命题。这个表达首先排除一种本体论设定：不能先把无身体的思维和无思维的身体规定为两种自足之物，再追问两者怎样发生作用。其次，它提出一种功能规定：思维不是身体产生并排出的一件产品，而是社会的人之身体在对象世界中的一种活动方式。最后，它还要求改变“身体”的范围。成熟时期的伊里因科夫所说的思维主体不是孤立的有机体，而是使用语言、工具和文化对象并参与社会劳动的个人；人的“无机身体”以及历史形成的文化世界已经进入思维的现实组成。thinking-body-textual-basis
因此，本章讨论的思想谱系不是观念影响的清单，而是一个逐步改变问题形式的过程。斯宾诺莎使思维回到自然实体，黑格尔揭示概念形式的客观运动，马克思则以社会实践说明这一运动的现实主体和历史条件。与此同时，伊里因科夫对三者各有选择和改写：他把斯宾诺莎的思维属性解释成身体的活动，把黑格尔的概念运动解释成人类思维文化的客观形式，又把马克思的实践理解扩展为辩证逻辑的基础。理解这些改写，必须同时考察它们取得的理论成果和造成的文本偏移。
《辩证逻辑》第二篇“思维作为实体的属性”以笛卡尔问题为起点。笛卡尔把思维之物（res cogitans）与广延之物（res extensa）规定为两种能够分别理解的实体。这样一来，思维不具有空间规定，身体运动也不具有思想内容；两者之间若要发生作用，便需要另外说明其结合机制。松果腺、上帝保证以及心身相互作用的各种假说，都在两个已经彼此分离的存在领域之间寻找外在联系。伊里因科夫认为，问题之所以显得不可解决，是因为其出发点已经把现实的人分解为两种抽象的东西。
他把斯宾诺莎的回答概括为：现实中不是无身体的思维和无思维的身体，而是同一个现实对象在思维和广延两个属性下被理解。思维与广延不是彼此作用的两个实体，而是同一实体的不同表达；实体不是位于两者背后的第三种神秘材料，而是包含现实身体及其全部相互作用的无限自然。由此，心身关系不再是两个异质因果序列怎样接触的问题，而是同一自然过程怎样以不同属性被表达的问题。spinoza-substance-attributes
这一规定首先反对还原论。把思维还原为脑内粒子的运动，仍会将“真正存在的身体运动”同“伴随其发生的思想内容”分成两个系列，只是取消了后者的实体地位。神经生理学能够说明思维活动借助何种物质机制实现，却无法仅从神经结构推出数学概念、政治判断或艺术形式的内容；思想内容同样不直接显示脑组织的空间构造。两种描述指向同一现实的人，却具有不同的研究对象和说明层级。
这一规定也不等于把思维与广延宣布为无差别的同一物。伊里因科夫在1964年关于思维与存在同一性问题的文章中反复强调，辩证的同一性是差异者和对立者在相互转化过程中的同一性，而不是形式逻辑意义上的“完全相同”。思想能够变为行动和事物，事物能够在认识中变为概念，这种转换要求双方既有差异又属于同一现实过程。没有差异，便不存在转换；没有同一的现实基础，比较和转换便只能依靠外在保证。
不过，伊里因科夫在这里已经超出斯宾诺莎原文。他把思维和广延的属性关系转换为“一个现实的人在两个方面被考察”，并进一步把思维规定为身体的行动方式。这个转换使实体论进入活动理论，却也改变了斯宾诺莎关于属性、样式和观念因果性的严格区分。因而，《辩证逻辑》的斯宾诺莎篇既是重要的理论文本，也是一项具有明确方向的马克思主义重构，不能作为斯宾诺莎哲学的中性摘要。
“思维着的身体”最重要的规定，是把思维从一种实体或内部产品改写为活动。伊里因科夫用行走与身体的关系说明这一点：行走不是腿部活动产生后能够同腿分离的产品，而是身体正在进行的一种行动；思维同样不是脑组织产生并排出的东西，而是现实的人在对象世界中所实行的活动。身体与思维之间不是原因和结果的关系，而是活动器官与活动方式的关系。thinking-as-action
这一功能规定同时拒绝两种定位。把思维放在无空间的心灵实体中，会使思想如何把握外部对象成为无法说明的跨界关系；把思维放在脑内部，则会把对象性内容误认为颅内事件的性质。对伊里因科夫来说，脑是思维得以实现的器官，但思维的功能规定不能在颅骨内部找到。要确定一个身体是否正在思维，必须分析它怎样处理外部对象、怎样使自己的行动服从对象的结构、怎样通过文化形成的方式解决问题。脑过程属于这一活动的物质机制，却不是活动内容的完整定义。
因此，思维的“外部性”不是说思维可以离开身体存在，而是说思维活动的结构跨越有机体边界。人在书写、测量、制造、实验和共同劳动中，把身体动作同工具、符号和他人行动组成一个完整过程；只截取神经活动，便截断了决定行为内容的对象关系。前章关于观念的东西的论述在此获得身体论基础：社会活动形式可以对象化在工具和符号中，又可以由个人重新掌握，正因为人的身体能够进入由这些对象构成的活动关系。
伊里因科夫由此把身体的可塑性置于思维理论中心。人的身体不是为某一种固定环境反应预先编制好的专用装置，而能学习多种历史形成的行动方式。手可以书写、演奏、操作仪器和制造工具，视觉可以在普通物体、几何图形、乐谱和工程图之间形成不同的知觉结构；这些能力并非由手、眼或脑的自然构造直接推出，而是在社会训练和对象实践中形成。所谓思维着的身体，指的不是任何发生复杂运动的有机体，而是能够把普遍的文化活动方式变成自身行动能力的社会身体。
身后收入2008年文集的手稿《关于“人的身体”“人类身体”概念》，把这项论点推进到哲学人类学层面。伊里因科夫在那里指出，把人的身体预先设想为生物物种Homo sapiens的个体有机体，只保留脑、手、脚等遗传形成的器官，是一种研究所需却不能冒充完整对象的抽象。现实的人的身体已经会直立行走、使用工具、说话、以表情交往并依照文化规范满足需要；这些活动方式并不作为完成的专门功能写在个体的形态生理结构中，却构成我们实际称为“人的身体”的内容。human-body-manuscript
该手稿以一个在伦理和法律上不允许实施的隔离情形来说明抽象的性质：若只提供维持婴儿生物生存所必需的营养、温度和照料，同时排除语言、工具、衣物、人工食物和一切超出生物维持的交往，研究者得到的才可能是同社会历史影响相分离的“纯粹生物学”有机体。伊里因科夫并未把这个反事实设想当作真实实验数据；它的作用是证明，在通常发展中根本不存在一具先完成自身、后来才获得社会属性的中性身体。人的生物组织从生命早期起就在照料、动作训练和人工环境中改变其功能，生物前提与社会形成只能在分析中区分，不能在现实发展中排成两个彼此外在的阶段。
由此，“文化器官”既包括脑外的工具和符号，也包括由文化活动重新组织的身体功能。手的生理解剖结构提供抓握的可能，却不自行产生书写、演奏和外科操作；发声器官提供声音产生的条件，却不预先包含某种语言的音位、语法和交往用法；脑的可塑性提供学习条件，却不预先编码个人将要掌握的科学概念和社会目的。文化形式通过对象性活动成为身体能够独立实现的动作系统，身体又以这些获得的能力维持和改变文化。“社会身体”所规定的正是自然身体在人类生活中实际存在的历史形式，而非以社会环境替换自然身体。
这份手稿对反生物还原论作出双重限定。人的功能无法由遗传和形态生理结构直接演绎，生物差异、疾病和感觉条件却会参与发展，相同文化任务因身体条件不同而需要不同的活动组织。社会形成也有对象和伦理界限；教育者若无视身体承受能力和个体经验，便会把文化发展改造成预定功能的强加。手稿的理论贡献在于取消“先有纯自然个体、后加社会内容”的相加模型，而不为脱离身体和伦理限制的社会工程提供根据。
这里也应避免另一种误解。把思维规定为行动，不等于把所有有效动作都称为思维。自动反射、习惯动作和按照既定程序完成的操作同样具有对象指向，却未必包含对行动条件的概念把握。伊里因科夫真正关心的是能够改变自身行动图式、依据对象矛盾重新组织活动并理解其普遍条件的能力。身体活动是思维的现实存在方式，但只有当行动不再由身体的局部结构和直接刺激单独规定，而能按照对象的普遍关系组织自身时，“思维”才取得严格含义。
伊里因科夫对思维的功能规定集中于一个命题：思维着的身体能够按照外部对象的形式组织自己的行动。身体不是把自身结构投射给对象，而是在同对象的现实接触中改变动作，使动作的轨迹、顺序和内部关系同对象的结构相适应。《辩证逻辑》以手描绘圆周为例：身体能够进入与圆的形式相同的运动状态，并在意识中把握这种活动形式。认识的客观性由此不再依靠主体内部预先存在的同形图式，而依靠主体在活动中实际取得与对象形式的同一。external-form-universality
“形式”在这里不能只按物体的可见轮廓理解。若思维只是重复对象的几何外形，沿圆周运动的动物或机械装置也会因其运动轨迹而具有圆的概念。科学概念把握的形式是决定对象生成、维持和变化的关系，是对象的具体规律，而不是一时的空间表面。伊里因科夫在关于抽象与具体以及观念的东西的著作中，正是把形式规定为能够在对象变化中保持并说明这些变化的本质关系。因此，“按照对象形式行动”在成熟理论中应理解为：行动能够受对象的原因、结构和规律调节，而不是身体对轮廓作机械复制。
这一点也修正了把认识理解为被动接受刺激的经验主义图式。同一种外部作用可以使不同身体发生不同变化；石块受到光照并不会看见发光物体，有机体受到刺激也不一定把握刺激来源的客观形式。认识要求身体主动改变同对象的关系，通过移动、操作、比较和实验把对象置于能够显露其规定的条件中。身体并非因排除自身活动而达到客观性，恰恰是通过有组织的活动把局部感觉同对象的稳定关系区别开来。
但是，伊里因科夫的早期和某些概括性表述仍容易把“对象形式”同现成自然物的轮廓相混合。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使问题发生进一步变化：人不仅按照已有对象的形式调整动作，还以劳动创造自然界原来没有的人工形式。工具、机器、语言、制度和艺术作品都是经过社会目的组织的对象。思维着的身体所面对的“外部对象”因而大部分已经是他人活动的结果；个人在按照其形式行动时，也在掌握历史形成的社会能力。对象不是静止地教育身体，身体也不是孤立地适应对象，两者之间存在由共同劳动构成的发生史。
这一转换使身体的“普遍性”获得社会内容。身体能够按照许多对象的形式行动，不是由于其有机结构抽象地包含所有可能动作，而是因为社会生产不断创造新的工具、行动分工和学习方式，使个人能够超出直接生理需要。思维的普遍性并非一个个体实际完成无限动作，而是个体原则上能够通过文化中介掌握新的活动形式，修订既有图式，并把不同活动领域的关系作为对象来研究。
迈丹斯基在《伊里因科夫和斯宾诺莎的思维概念》以及《“思维之物”——心灵还是身体？》中，对伊里因科夫的斯宾诺莎解释提出了严格的文本批评。其核心论点是：斯宾诺莎的res cogitans指思维之物，在相关文本中具体指心灵，而不是“思维着的身体”；corpus cogitans这一组合没有出现在斯宾诺莎著作中。身体是广延属性下的样式，观念是思维属性下的样式，人的心灵是身体的观念。两种属性表达同一实体，并不意味着身体自身成为思维的主体。maidansky-spinoza-critique
这一批评还涉及“充分观念”的规定。伊里因科夫以手沿圆周运动说明身体行动同外部形式一致，进而把对这种行动的意识称为圆的充分观念。迈丹斯基指出，按照《伦理学》的严格区分，身体状态首先给出的是感性形象；充分观念还必须表达对象的原因和内在规定，不能由动作轨迹与外部轮廓的一致直接取得。斯宾诺莎甚至明确区分观念和身体形象：观念包含心灵对对象的肯定或否定，不是“无声的图画”。因此，伊里因科夫关于身体活动的说明可以解释感知和实践如何为认识提供条件，却不能被直接当成斯宾诺莎充分观念理论的复述。
从思想史角度看，这一批评成立与否不能靠诉诸伊里因科夫的“精神实质”来解决。若研究斯宾诺莎文本，就必须承认属性和样式、心灵和身体、观念和形象的术语界限。伊里因科夫把斯宾诺莎的同一实体论、身体能力论和反笛卡尔立场重新组合为一种活动唯物主义，这是具有创造性的理论工作，却也是文本上的转换。把这种转换说明出来，不会削弱它的哲学意义，反而能够准确判断哪些命题来自斯宾诺莎，哪些是伊里因科夫本人提出的。
从理论角度看，迈丹斯基的批评也迫使研究者重新规定“身体”。若它仅指个体的有机身体，把思维归给身体确实容易退回生物自然主义；脑、手和感觉器官本身不能说明语言、逻辑和社会规范。伊里因科夫的成熟立场则把个体身体置于社会关系的总和以及文化的“无机身体”中。真正承担思维活动的不是“只是身体”的自然个体，而是能够使用对象化文化形式的社会个人。这样理解可以避开简单的身体还原论，但也说明“思维着的身体”已不再是一个纯粹的斯宾诺莎命题，而是经马克思重构后的概念。
争论由此形成两个需要分别回答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历史的：伊里因科夫是否准确解释了斯宾诺莎关于思维主体和观念因果性的原文？迈丹斯基提供的证据表明，两者存在实质差异。第二个问题是系统的：把思维规定为社会身体依照对象普遍形式展开的活动，能否比心灵实体论或脑状态还原论更好地解释思想内容的客观性？这需要依据伊里因科夫理论自身的解释力判断。以文本忠实性直接否定其系统命题，或以系统创造性取消文本差异，都不是充分的研究方法。
斯宾诺莎在伊里因科夫著作中的作用并不限于《辩证逻辑》第二篇。1965年9月，他在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辩证唯物主义部门作斯宾诺莎报告。保存下来的报告文本表明，他原本希望把斯宾诺莎置于从近代哲学到二十世纪科学的长时段问题史中，而不是完成一篇封闭的哲学史评述。报告涉及哲学同具体科学的关系、心身问题、因果性与合目的性、整体和部分、自然科学中的决定论以及科学概念的逻辑结构。spinoza-1965-report
在这一报告中，伊里因科夫特别重视斯宾诺莎对目的因的批判。他认为，斯宾诺莎并非在机械因果性之外重新引入一个预先存在的目的，而是试图从整体对部分的规定说明合目的性。伊里因科夫以“合整体性”说明这一方向：部分因果链的组织由已经形成的整体结构规定，看似朝向目的的过程可以被解释为整体维持和再生产自身的因果方式。这个解释后来同活动理论、生命组织和社会整体问题发生联系，但它本身仍是一项高度概括的哲学重构，不能代替生物学和社会科学对具体机制的研究。
报告还表明，伊里因科夫没有把斯宾诺莎只当作反二元论的历史先驱。他把斯宾诺莎的实体概念理解为研究整体条件的逻辑原则：一个有限过程只有置于产生和维持它的关系总体中才能得到说明。单个刺激、局部神经过程或孤立个体不能成为思维的充分原因，正如局部经济现象不能脱离社会生产总体得到概念规定。这种“由整体规定部分”的思路把斯宾诺莎同伊里因科夫的具体性理论连接起来。
伊里因科夫曾计划撰写一部斯宾诺莎研究，却没有完成。迈丹斯基据马列耶夫等人的回忆和现存文本指出，斯宾诺莎是他长期研究的中心人物；但未完成计划不能被重建为一部内容确定的潜在著作。可以确认的是，斯宾诺莎问题贯穿其早期《精神宇宙论》、1960年代百科条目和报告、《辩证逻辑》以及晚期自由意志手稿；不能确认的是，这些材料是否会在一部最终著作中形成无矛盾的体系。研究者应以各文本的写作年代和问题语境为单位，追踪连续性而不替作者完成其未写出的著作。
如果说斯宾诺莎使伊里因科夫能够反对思维与自然的实体分裂，那么黑格尔提供的则是思维形式自身的发展理论。斯宾诺莎的实体保证思维和存在属于同一自然总体，却没有直接给出社会历史中的概念怎样由一种规定转入另一种规定。黑格尔的《逻辑学》把范畴理解为相互规定的系统：一个范畴在贯彻自身规定时暴露片面性和矛盾，必须过渡到能够保存并重新规定其内容的更具体范畴。逻辑由此成为概念自我批判和发展的理论，而不再是对既成命题进行形式检验的规则集合。
伊里因科夫对黑格尔的阅读方法，不是先把“唯心主义外壳”从文本中删去，再接受余下的辩证公式。在身后发表的《〈逻辑学〉》研究中，他把批判性阅读规定为寻找黑格尔理论实际描述的现实对象：黑格尔以“纯思维”的语言表达了人类科学、技术、道德和社会关系中形成的客观思维形式；唯心主义使这种现实过程呈现为绝对思维自身的活动。唯物主义的任务不是把概念发展改写成自然事物的抽象运动，而是把黑格尔的范畴体系同科学和社会实践的实际历史比较，说明其何处把握了对象，何处因把思维实体化而发生倒置。hegel-critical-reading
黑格尔对伊里因科夫的首要意义，在于把逻辑对象同个人有意识的推理区别开来。科学范畴、法律形式和社会制度并不等于某一思想者当下的心理过程；它们在历史中形成，规定个体能够怎样理解和行动，并且常常不依赖个人是否意识到其结构。黑格尔以“客观精神”和客观思维说明这种超个人效力。伊里因科夫拒绝把它归因于独立精神实体，却保留了问题本身：逻辑必须研究在社会文化中取得客观形式并支配个人思维的普遍活动方式。
第二个意义是矛盾。黑格尔并不把概念中的矛盾赞美为任意违反形式规则，而把它理解为既有规定无法同时说明对象诸方面时出现的理论危机。矛盾应当被明确表达，并通过更具体的概念发展得到解决；未解决的矛盾不是辩证法的完成，而是进一步研究的起点。伊里因科夫在价值形式、资本形成和科学史问题上沿用这一结构：理论矛盾若来自对象本身不同规定的现实冲突，就不能靠修改词义或禁止矛盾来消除。hegel-concept-contradiction
第三个意义是逻辑与历史的联系。范畴不是永恒地排列在理性内部，而是在人类把握对象的历史中形成。黑格尔虽然以精神发展叙述这段历史，却揭示了较抽象规定怎样在自身适用中产生更具体规定，以及成熟理论怎样保存早期认识的相对真理。伊里因科夫据此反对把哲学史写成互不相干的意见集合，也反对把科学史写成事实数量的累积；理论形式的更替必须由对象研究中实际出现的问题说明。
然而，黑格尔的贡献同其唯心主义不能简单分开。把概念形式理解为现实的本质，又把现实自然和人的活动理解为概念的外化，会使思维取得相对于物质实践的优先地位。社会个人的共同能力在理论中成为主体—实体，仿佛科学、国家和文化由概念自身生产。伊里因科夫认为，这种倒置并非单纯的思辨失误：在社会分工和异化条件下，共同活动的产物确实作为独立力量同个人相对立，黑格尔只是以唯心主义形式忠实表达了这一表象。批判黑格尔因而同时要求批判使思想形式显得能够自行统治现实的社会关系。
马克思使思维与存在关系的讨论获得不同于实体论和概念形而上学的基础。伊里因科夫在1964年文章中将其概括为：概念不是脑皮层的一种状态，也不是在世界之外运行的精神活动，而是现实的社会个人改变自然和社会关系的活动形式。概念同对象的比较，不是一个内部表象同外部物体之间的远距离核对，而是在生产、实验和行动中把活动形式同对象形式实际协调。对象转化为思想、思想转化为对象的“桥梁”，是社会历史的对象性活动。marx-practical-mediation
这一观点既修正斯宾诺莎，也修正费尔巴哈。斯宾诺莎使身体行动成为认识的必要条件，但伊里因科夫认为，他主要描述思维着的身体按照已经存在的自然形式调整自身，没有说明人怎样创造自然中原先不存在的形式。费尔巴哈则以感性的人反对黑格尔的纯粹思维，却把人主要理解为进行直观的个体，没有把感性本身理解为劳动和社会历史的结果。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把人的感性活动、实践和对象性活动置于中心，使主体不再是面对现成世界的孤立认识者。
劳动不是在思维理论之外附加的社会学因素。人在制造工具和产品时，把目的、技能和社会关系对象化为事物结构；后来者通过使用这些对象掌握其中的活动方式。一个工具的形状、一本书的符号、一项实验的程序以及商品的价值形式，分别以物质载体保存不同类型的社会活动。思维之所以能够超出个体经验并取得普遍内容，是因为个人进入了由前人劳动构成的对象世界。脑的可塑性、身体的行动能力和语言学习只有在这个世界中才转化为具体的人的能力。
马克思还改变了“按照对象形式行动”的含义。在生产中，活动必须服从材料和自然规律，否则目的不能实现；但活动又按社会目的重新组合自然过程，制造新的对象形式。主体并非任意支配材料，对象也不是单向规定主体。劳动是二者相互改变的过程：人通过改变自然改变自身能力，已形成的能力又以新的生产形式进入对象。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因此不是静态对应，而是差异双方在实践中的现实转化。
价值形式对这一理论尤其重要。商品的自然身体在交换关系中取得不能由其物理性质说明的社会规定；一种商品的身体代表另一商品的价值，货币又取得一般代表形式。这里既有黑格尔式的形式反射和矛盾运动，又有马克思对其现实社会实体——抽象劳动与商品生产关系——的揭示。伊里因科夫由此能够说明，观念的东西不是附加在事物上的主观意义，而是社会活动使事物取得的客观代表形式。马克思不只是为辩证逻辑提供例证，而是改变了逻辑范畴的现实承担者。
实践也不能被理解为对理论的事后“应用”。理论概念从实践产生，借助实践提供的对象、仪器和问题发展，又在实践中改变现实条件。科学实验尤其清楚地显示这一点：实验不是被动观察，而是按照理论关系组织条件，使对象在控制和比较中显露规律。如果由概念指导的活动能够在客观条件中再生产预期关系，概念的客观内容便得到检验；若行动失败，研究者必须区分失败来自概念、操作还是尚未认识的条件。实践是长期、可修订的真理标准，不是一项政治或技术行动对理论作出的即时裁决。
伊里因科夫以“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概括上述谱系的哲学问题。这一表述在苏联哲学语境中容易被视为黑格尔唯心主义的遗留，因为教科书式区分常把辩证法规定为存在规律，把逻辑规定为思维规律，再以“思维与存在不同”否认两者的重合。伊里因科夫认为，这种处理预先取消了认识论最需要说明的事实：现实对象怎样成为思想内容，思想又怎样成为改变现实的活动。
同一性在这里是一个过程范畴。人认识事物时，事物的形式通过对象性活动转化为概念；人依据概念行动时，概念又对象化为事物和制度。两端不是同一种存在，却在实践过程中能够相互转化。思维与存在如果绝对异质，真理便无法得到说明；如果被宣布为无差别的一物，错误、批判和实践检验也会失去意义。辩证同一性保存差异，并研究差异如何在确定条件下转化。thought-being-practice
这也是伊里因科夫区别唯物主义和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地方。两者都承认思维与存在存在内在同一，都反对康德式不可跨越的界限；分歧不在是否承认同一，而在同一关系中哪一方具有规定作用。黑格尔让概念成为自然和社会现实的最终主体，马克思则让现实的社会实践成为概念产生、检验和改变的条件。存在的优先性不表示思想只是被动摹本，而是说思想形式的客观内容、适用范围及其矛盾最终由对象关系规定。
这一命题把反映论从静态图像关系改写为活动中的形式转换，同时需要三个限定。概念在实践中取得效力不自动证明其真理，因为错误制度和片面理论同样能够组织行动；技术成功通常只证明局部模型在限定条件下有效，不保证整个世界观正确；社会实践内部还存在利益冲突和权力不平等，因而不是自动表达普遍真理的统一主体。伊里因科夫提供的是判断真理须返回对象和现实活动的原则，而非取消具体证据和方法分析的最高裁决。
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还解释了为什么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能够重合。逻辑研究概念怎样按照对象的普遍关系形成和发展；认识论研究对象怎样进入知识并接受真理检验；辩证法研究对象和概念中差异、矛盾与转化的普遍形式。三者之所以不是三门彼此并列的哲学学科，是因为它们分别考察同一实践转换过程的不同方面。若离开对象性活动，三者会重新分裂为抽象本体论、主观认识论和形式推理规则。
《精神宇宙论》（Космология духа）是理解伊里因科夫早期斯宾诺莎主义的重要手稿，在其成熟哲学中却不居于中心。该文写于1950年代，生前未发表，1988年才刊于《科学与宗教》第8—9期，后收入1991年《哲学与文化》。作者在副标题中把它称为“以辩证唯物主义原则为基础的哲学—诗性幻想”，又在正文中把核心方案明确称为假说。这些自我限定表明，它首先是一项思想实验，而非完成的宇宙学理论。cosmology-spirit-history
手稿从斯宾诺莎式命题出发：思维是无限物质实体的必要属性。有限区域中的思维生命可以产生和消失，但从无限自然整体看，物质在适当条件下必然产生思维着的存在；因此，不能只说“没有物质就没有思维”，还要在实体尺度上说物质不能完全失去思维属性。伊里因科夫试图由此反对把思维看作宇宙演化中的纯粹偶然副产品，并把人的认识活动置于自然整体的自我关系中。
文章进一步讨论当时关于宇宙“热寂”的争论。若能量不断趋于均匀分布，宇宙中的差异和运动形式将逐步消失；伊里因科夫提出，发展到极高阶段的思维着的物质可能通过有意识行动触发相反过程，使趋于冷却的宇宙区域重新进入高能状态。人类或其他理性共同体最终以自身毁灭为代价完成宇宙循环中的这一职能。思维由此不只是自然认识自身的形式，而且成为自然恢复运动差异的一种必要中介。
这一构想包含后来理论的若干主题：思维作为自然属性，部分只有在自然整体中获得规定，目的可以通过整体结构而非外在目的因解释，以及个人生命的意义同共同体和普遍事业相联系。1965年斯宾诺莎报告对“合整体性”的讨论，《辩证逻辑》关于自然整体是思维必要条件的命题，都表明早期手稿并非与后期工作完全无关。它保存了伊里因科夫试图把自然辩证法、活动和伦理统一起来的最激进形式。
这种连续性有清楚的理论边界。第一，手稿依据的宇宙模型和热力学判断属于特定历史时期，辩证法原则无法代替现代宇宙学的经验和数学论证。第二，从“无限物质在某处产生思维”到“思维着的存在承担宇宙循环中的必要职能”，存在尚未证明的推论。第三，把集体自我牺牲规定为宇宙必然任务，带有强烈的伦理—目的论结构，同文章反对外在目的因的立场之间形成张力。第四，成熟时期的伊里因科夫主要从社会劳动和文化形式说明思维，并未从宇宙循环推导思维内容。cosmology-spirit-status
因此，《精神宇宙论》的学术意义主要在于思想发生史。它表明伊里因科夫很早便试图把斯宾诺莎的实体—属性关系改写成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整体理论，也表明其“思维着的身体”从一开始就具有超出个体脑的尺度。它不能作为现代宇宙学方案引用，英语研究围绕该文形成的集中讨论也不应取代《科学理论思维中抽象与具体的辩证法》《辩证逻辑》和观念的东西文本群在其成熟哲学中的中心位置。
伊里因科夫对斯宾诺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使用形成的不是折衷综合，而是一组相互校正的理论关系。斯宾诺莎的实体论阻止思维脱离自然和身体，却不足以说明文化能力的社会发生；黑格尔的逻辑揭示概念、矛盾和客观精神的历史运动，却把现实主体倒置为思维自身；马克思的对象性活动揭示思维形式的社会物质承担者，却需要借助经黑格尔发展起来的逻辑才能避免把实践理解为无概念的经验行动。伊里因科夫试图在三者之间建立一种活动唯物主义：思维是自然物质在社会历史中形成的、能够按照对象普遍形式组织行动的能力。
这一构造的理论强项在于，它把通常分离的四个问题置于同一框架：身体怎样具有思想内容，概念怎样具有客观性，文化形式怎样超越个体而存在，个人怎样通过教育和共同活动取得思维能力。身体提供现实活动器官，对象性活动连接主体与对象，观念的东西保存社会活动形式，辩证逻辑则研究这些形式怎样按照对象矛盾发展。思维不是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单独具有的实体，而是各环节形成的社会历史关系。
它的困难也由此显现。把思维规定为“按对象形式行动”仍须说明感知、情感、语言和反思怎样参与活动；把社会文化称为人的无机身体仍须说明个人经验和脑机制的相对独立研究层级；把概念形式归于共同活动仍须处理共同体内部的分歧、权力和错误；把实体整体作为有限过程的说明条件，也可能使理论过早假定对象具有统一中心。迈丹斯基对斯宾诺莎解释、感性形象与观念区分以及心灵和身体关系的批评，正好揭示出这些尚未解决的环节。genealogy-critical-synthesis
下一章将由思想谱系转入心理发生问题。若思维着的身体不是自然给定的个体，而是在文化中形成的社会个人，就必须说明对象动作、交往、语言、内化和内长化各自承担什么作用；也必须考察伊里因科夫同维果茨基、列昂季耶夫、加尔佩林、梅谢里亚科夫和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达维多夫之间的联系与差异。只有在这一层面，“思维是身体的活动”才可能从一般哲学命题转化为可以讨论其发生条件和内部困难的心理学理论。
“思维着的身体”首先是一个哲学规定。它反对把思维设想为封闭于脑内的过程，并以身体按照外部对象形式改变自身行动的能力说明思维的现实存在。但是，这项规定只有转入心理发生研究，才可能解释现实个人怎样获得这种能力。一个自然身体并不会仅凭健康的感觉器官和脑组织成为社会意义上的思维着的身体；它必须进入同他人的关系，掌握人工对象、语言和社会规范，并把共同活动中形成的行动方式转化为自己的能力。因此，伊里因科夫的心理学论述不是其辩证逻辑之外的应用性附录，而是检验其哲学能否说明个体形成的必要环节。
转入心理学以后，若干在哲学层面可以合并表述的概念必须严格区分。心理（психика）是有机体在活动中形成和调节其同环境关系的心理生活或心理系统；意识（сознание）是人所特有的、以社会意义和符号为中介的心理组织；思维（мышление）则是个人按照对象的本质关系组织行动，并以概念把握这种关系的能力。三者有发生和结构上的联系，却不是同义语。伊里因科夫有时以思维的一般哲学定义回溯心理形象的形成，有时又由人格和意识说明高级心理功能，这使他的心理学文本兼具几个不同层级。若把这些层级压缩为“心理来自活动”这一句话，便无法判断他是在说明生命活动的一般定向、人的感性形象、语言意识，还是理论思维。
伊里因科夫同心理学界的实际关系形成得很早。迈丹斯基指出，1959年苏联心理学围绕能力和发展的论争中，伊里因科夫支持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列昂季耶夫（Алекс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Леонтьев）和彼得·雅科夫列维奇·加尔佩林（Пётр Яковлевич Гальперин），为内化理论回应谢尔盖·列奥尼多维奇·鲁宾斯坦（Сергей Леонидович Рубинштейн）一方的批评。1960年代后期，他又参与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梅谢里亚科夫（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Мещеряков）主持的扎戈尔斯克盲聋儿童教育研究。其心理学兴趣由此跨越能力、脑与心理、感性形象、语言发生、人格和教育等问题。activity-psychology-entry
不过，历史交往和理论接近不能被写成一个边界清楚的“伊里因科夫心理学派”。“活动论进路”是后来的研究者用来概括战后苏联哲学和心理学中一组相关工作的术语，并非伊里因科夫始终用来标示自身立场的固定名称。列昂季耶夫、加尔佩林、梅谢里亚科夫、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达维多夫（Васи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Давыдов）以及伊里因科夫对“活动”的定义、分析单位和研究目标并不相同。说明他们的关系，必须分别考察共同问题、文本借用、实际合作和理论分歧，不能由一个学派标签反向推定所有命题的一致。
列夫·维果茨基（Лев Выготский）的文化—历史心理学为伊里因科夫提供了一个基本命题：人的高级心理功能不是自然成熟过程的直接结果，而是在社会关系和文化中介中形成的。注意、记忆、意志、概念思维等功能，最初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共同活动的形式存在，随后才成为个人能够用以调节自身行为的心理功能。符号在这一过程中不是被动表达已经形成的内部内容，而是改变行为组织的心理工具。个人能够对自己发出命令、把自己的行动作为对象并按照公共规则加以调节，是因为他把原先存在于人际关系中的调节形式转向自身。
伊里因科夫接受人的能力具有社会历史发生这一原则，却把解释中心更明确地移向对象性活动。他反复强调，社会性不能只从两个人之间的信息交换或情感接触来定义。人与人的关系从一开始就由人工对象、社会分工和历史形成的行动方式中介。儿童接触的勺子、衣服、房间、文字和教学材料都不是中性的自然刺激，而是“为人而由人制造”的文化对象。它们的形状和用途凝结着特定活动方式；成人同儿童的交往，也围绕共同使用这些对象而组织。社会关系因而同时具有主体间和对象性的结构。
这项移置使伊里因科夫同把心理发生解释为先天图式逐渐成熟的理论相对立。在1977年《思维与语言（言语）关系问题的几点意见》中，他批评将语言“深层结构”规定为先天能力的方案，并把所谓深层结构重新解释为儿童在言语以前形成的感觉运动图式。图式不是脑预先准备的纯形式，而是身体同外部事物相互作用时形成的行动结构。人的感觉运动发展又不同于动物的适应，因为儿童活动所面对的是社会制造和规定用途的对象；个人行动由此再现的不是单纯物理轮廓，而是已经对象化在事物中的社会理性。sensorimotor-thinking-language
由此形成的“活动论进路”并不否认符号中介，而是要求追问符号的意义从何而来。若一个词语的意义只由其他词语解释，语言便成为封闭的自指系统；若意义来自个人任意联想，又无法说明公共语言何以可能。伊里因科夫认为，符号意义最终同共同活动中的对象和行动相联系。个人先在实践中学会按照文化对象的形式和用途行动，随后才能在手势、词语和概念中把这种行动关系固定、交流和反思。语言使活动形式获得新的组织，却不能从自身创造它所中介的对象内容。
然而，维果茨基和伊里因科夫之间的差异不能被简化为“符号”与“活动”的对立。维果茨基从未把符号同现实活动分离，伊里因科夫也不把语言视为外在包装。二者真正的差别涉及心理发生的分析起点和中介的相对地位：维果茨基更集中地研究社会关系怎样通过符号改变心理功能的结构，伊里因科夫则更集中地研究对象形式怎样经由共同活动转化为个人的行动图式和感性形象。前者要求说明意义怎样在交往中形成，后者要求说明意义为何具有对象内容。把两条研究路线结合起来比宣布其中一条为另一条的替代方案更符合其历史关系。
伊里因科夫关于心理发生的一个基本论点，是心理形象不应被理解为外部刺激在脑内留下的静态复制。活动的主体必须在对象世界中定向，按照对象的形状、位置、阻力和用途调整身体运动。行动能否完成，取决于其图式是否同对象的现实形式相合。对象形式在此不是先以孤立感觉材料进入意识，再由心灵综合为整体；它首先作为行动的条件被身体实际把握。身体运动的时间序列能够被压缩为相对同时的感性形象，感性形象又能够在后续行动中展开为运动和操作的次序。
1973年未刊报告《论梅谢里亚科夫的工作》以盲聋学生尤利娅·维诺格拉多娃在林中经过沟谷、回校后用黏土塑出沟谷形状的材料说明这一过程。伊里因科夫认为，她直接再现的是自己身体运动的轨迹；这条轨迹同沟谷的空间轮廓相合，所以在塑形行动中同时再现了外部对象的形式。心理在这里被规定为活动的时间过程向对象空间形式的“卷缩”及其在行动中的重新“展开”。这份报告写于1973年，原为在苏联教育科学院主席团发言所用，2021年才由迈丹斯基整理发表，因而属于身后公布的报告提纲，而非伊里因科夫生前定稿的心理学专著。ilyenkov-meshcheryakov-report
这一论证延续了“思维着的身体”的哲学模型，却把它具体化为感性形象的发生。心理形象既不能还原为对象自身的物理形状，也不能还原为神经系统内部的编码。它是对象形式通过主体活动成为身体状态和行动能力的方式。脑、神经和肌肉承担不可取消的物质机制，但形象的内容由身体在对象世界中完成的现实活动规定。正因如此，不同感觉通道可以把握同一对象：视觉、触觉和身体运动提供的感觉材料不同，却能够在共同对象和行动结构中形成可相互转换的形象。
在伊里因科夫身后发表的《心理学》中，心理学被概括为研究形象的产生和运行；心理活动则被突出地规定为探索、研究或定向活动。这一规定旨在把心理同身体对环境的主动关系联系起来。主体不是等待刺激输入的容器，而是在需要和问题引导下寻找对象、检验行动并改变自身图式。心理形象因而不是行动之后留下的副产品，而是调节进一步行动的环节。psychology-image-orientation
但“形象”能否作为整个心理的细胞，仍有理论困难。感性形象可以说明主体怎样把握对象形式，却不足以直接说明欲望、痛苦、依恋、恐惧和情绪性交往。行动图式同对象轮廓的相合也不能自动产生公共意义：一个身体能够避开障碍，不等于它已经理解障碍的社会用途；能够形成感性形象，也不等于已经获得概念思维。伊里因科夫的优势在于说明心理内容的对象性，其不足则在于常由认知和定向功能规定心理整体。这一问题后来成为迈丹斯基批评的中心。
还须避免把“按对象形式行动”缩减为几何模仿。人的对象动作不仅适应物理轮廓，还服从人工对象的用途、规范和同他人的协作关系。同一只勺子既有可触摸的形状，又是进食活动中的工具；它的“对象形式”包含握持方式、同容器和食物的关系以及在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使用规范。感性形象只有进入这一活动总体，才成为人的文化能力的部分。由自然身体运动到人的对象性活动的转变，正是在共同—分担活动中发生。
共同—分担活动（совместно-разделённ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是梅谢里亚科夫教育工作及其哲学解释的关键概念。它不是成年人完成一项工作、儿童在旁观察，也不是二人各自承担固定职能的社会劳动分工。成人和儿童共同指向同一对象、完成同一行动；活动在双方之间分担，成人最初承担主要部分，同时引导儿童作出可以完成的动作。随着儿童的定向、需要和能力形成，成人逐步缩减自己的份额，把行动交由儿童独立承担。活动的社会形式由此不是从外部传授给儿童的规则，而是在共同完成实际事务的过程中成为其自己的行动方式。
这一结构同训练的区别在于，教育者不是通过外在强化建立孤立反应，而是组织一个具有对象、目的和结果的完整活动。以进食为例，儿童并非先记忆“勺”这个词，再把声音同物体连接；他在成人协助下使用勺子满足需要，逐渐区分食物、工具、动作和行动结果。洗手、穿衣、整理环境等日常活动同样把身体需要纳入文化组织。儿童的动作不再只是由直接刺激触发，而开始服从对象关系和共同生活的次序。由此产生的能力既是行动能力，也是理解他人要求和表达自身意图的基础。
伊里因科夫和迈丹斯基把围绕实际事务形成的关系称作实践性交往（деловое общение）。这个术语不能译作现代商业意义的“商务交流”。它指成人和儿童通过共同完成一件事而建立的交往，也是劳动的一种初始形式。交往在此不是先于对象性活动的纯主体间联系，劳动也不是没有交往的单独操作。成人必须感受儿童的动作、等待其回应、改变援助方式；儿童则通过成人之手接触对象，并逐步使自己的动作成为对成人有意义的回应。对象、成人和儿童构成一个不可由任一项单独说明的活动关系。
“分担”还包含能力和主动性的生成。若成人始终替儿童完成行动，儿童便不能取得控制活动的实际位置；若成人在必要条件尚未形成时撤去帮助，活动又会失败。教育过程因而要求持续判断何种部分可以转交、何种动作需要重新共同完成。儿童主动性不是教育之前已有、只待释放的内在属性，而是在承担越来越多活动份额时形成的文化自主活动。伊里因科夫后来的人格理论正由此把自由同掌握普遍活动方式联系起来。
梅谢里亚科夫的档案表明，这一方法同时用于说明交往手段的发生。1969年他在苏联科学院主席团的报告中逐步叙述从共同对象动作到手势、从手势交往到指语的过程，并注明伊里因科夫协助准备报告；二人还留下1971年第六次缺陷学科学会议的共同提纲。伊里因科夫关心的是其中显示的心理和语言发生的一般结构，梅谢里亚科夫作为缺陷学和教育研究者则必须处理个别儿童、具体课程和教学程序。二者的合作不能因此被写成伊里因科夫为一项现成哲学提供“实验材料”，也不能反向把梅谢里亚科夫的方法完全归于伊里因科夫。meshcheryakov-collaboration
迈丹斯基以“行动—思想—言语”（Дело — Мысль — Слово）概括伊里因科夫对思维和语言关系的基本立场。此处Дело不是一般“事情”，而是人的对象性实践活动；Мысль指在活动中形成的思想；Слово在这组发生关系中指思想面向他人的言语表达。次序具有理论意义：思想不是先在封闭意识中完成、再任意寻找词语，也不是语言形式自行生产对象内容；它是对象性活动的观念的形式，并在交往中取得言语形式。deed-thought-word
伊里因科夫以这一立场批评两种还原。第一种把逻辑形式还原为语法、术语和陈述形式，认为哲学只需分析语言即可说明思维；第二种把言语当作既成思想的外部衣饰，忽略思想只有在社会交流和公共检验中才能成为个人能够反思的内容。他承认语言形式对思想表达具有严格约束，也承认形式—数学逻辑对术语同一、无矛盾表达和符号推演的研究有真实对象。其批评只在语言分析被提升为思维发生和科学发展的完整理论时开始。逻辑形式不能由特殊语言的语法形式抽取出来，因为它们首先是人在对象性活动中遵循并揭示的对象关系。
1977年文章以感觉运动图式说明“言语之前”的思维条件。儿童在能够说话以前，已经在文化对象中形成行动图式；这些图式同对象结构相合，因而构成以后语言意义的对象基础。伊里因科夫由此主张，现实的人的有目的活动的逻辑总是先于语言图式而被掌握。这里的“先于”同时包括发生和说明两层：就发生而言，文化对象的实践掌握为语言学习提供条件；就说明而言，研究思维不能把语言结构当作最终根据。
这项命题讨论逻辑形式和对象意义的来源，并不主张人的一切心理活动都在言语以前完成。语言掌握以后，命名、叙述、计划和公共知识会重新组织对象性活动；理论思维尤其依赖发达的语言和符号系统。发生顺序不决定成熟结构中某一环节可以取消，语言的作用也不限于传输既成思想。
伊里因科夫同黑格尔的分歧可由此理解。黑格尔把语言视为思想取得外部存在和自我意识的重要环节，伊里因科夫接受语言对于思想实现的必要性，却反对把对象性活动最终理解为精神借词语达到自我实现的结果。在其唯物主义次序中，言语和思想都从社会的对象性活动发生；思想以言语成为“为他人的”、因而也是个人能够从他人立场加以考察的内容。语言不是开端，却是意识和理论思维形成中不可逆转的中介。
伊里因科夫在《论梅谢里亚科夫的工作》中把手势视为语言的初始“细胞”。最初的手势存在于共同对象动作之中，它既同某一对象相连，也同对该对象的行动相连，尚未稳定地区分“物”和“做什么”。例如，同进食相关的手势可以同时指向勺子、取用勺子的动作和进食目的。随着行动链条分化，手势逐渐脱离当前对象，能够在对象不在场时再现或指示行动；它由动作的缩略和再现发展为条件性符号。手势系统由此不是彼此无关的信号堆积，而是从完整活动中不断分化出来的意义系统。
符号（знак）须同信号（сигнал）区分。信号可以引发有机体的定向和回应，也可以具有明确的交往功能；符号则以社会形成的意义中介行动，使主体能够把对象、自己的动作和他人的立场区分开来。伊里因科夫认为，只有随着词语或符号出现，儿童才取得将行动主体同对象相区别的现实可能。这个区分不是符号一次性创造的心理事件，而是一个长期过程；符号提供了使动作成为反思对象的中介。sign-meaning-meshcheryakov
意义（значение）也不能理解为单个符号同单个对象的固定配对。伊里因科夫指出，手势和词语的数量增长表现为意义系统内部的分化。一个以生物需要为起点的完整行动逐步分出工具、准备动作、对象属性、他人角色和行为规则；词语从一开始便进入语法和逻辑联系，因为它们所固定的是已经具有结构的活动关系。语言教学若只积累孤立名称，便切断了符号同其意义形成过程的联系。
梅谢里亚科夫关于盲聋儿童交往发展的材料把这一路径区分为若干层次：共同对象动作形成能够被成人和儿童共同理解的手势，手势缩减并条件化为较稳定的手势语言，继而过渡到指语、书写和有声言语。不同媒介改变交往的范围、速度和可反思性，却不是从无意义状态突然进入意义状态。后出现的符号系统以此前形成的对象行动和手势意义为基础，并重新组织这些意义。
语言由此具有伊里因科夫有时未充分展开的双重作用。一方面，它保存并传递活动中形成的意义，使个人能够进入超出直接经验的文化内容；另一方面，它使行动成为可叙述、可比较和可从他人立场评价的对象。个人借助词语对自己说话，把原先由成人提出的要求转化为自我调节，内部言语由此成为意识结构的部分。伊里因科夫强调第一方面的对象基础，并在1973年报告中触及第二方面；维果茨基则更系统地研究了言语由人际功能向个体内部功能的转化。
这种差别也表明，伊里因科夫的活动论不属于简单的“反语言”立场。他反对语言形式在哲学上取代思维对象，同时承认符号参与心理发生；在《论梅谢里亚科夫的工作》中，他把符号规定为主体—对象区分的条件，把词语背后的意义规定为社会形成的系统。争论的实质因此是：他的理论是否充分说明语言中介怎样改变先前的对象动作、情感关系和个人意识。
伊里因科夫讨论文化形式的个人掌握时，常使用内化（интериоризация）概念。这个概念指外部的对象性活动和人际调节形式转化为内部心理形式，但“由外入内”不能被理解为空间搬运。成人的外部动作并没有缩小后进入儿童头脑，社会规范也不是以信息副本形式储存于脑内。转化的实质是功能和结构的改变：儿童原先只能在成人协助下完成的活动，逐渐能够以感性形象、词语、计划和自我指令独立组织；外部对象和他人的要求由此成为个人自身定向和行动的中介。
加尔佩林关于心理行动分阶段形成的研究同这一问题直接相关。他把定向基础视为行动形成的关键，并分析物质行动、物质化行动、外部言语以及内部心理行动之间的转化。伊里因科夫赞同人的能力不能由先天心理功能或直接经验说明，也赞同心理行动有其外部对象性来源。但他的哲学兴趣不在于建立一套适用于所有教学内容的固定阶段程序，而在于说明行动形式何以具有对象真理和社会普遍性。加尔佩林的实验—教学模型同伊里因科夫的辩证逻辑相互接近，却不能彼此替代。
列昂季耶夫则以活动、行动和操作的层级分析说明心理结构：活动由对象—动机规定，行动服从有意识的目的，操作依赖具体条件。外部活动与内部活动具有共同结构，内部心理过程由对象性活动转化而来，又参与调节新的外部活动。伊里因科夫在1959年能力论争中支持这一方向，并把脑的可塑性、能力的社会形成和对象性活动联系起来。不过，他没有完整采用列昂季耶夫的概念体系；其自身术语中的“活动”有时指劳动和社会实践的总体，有时指身体沿对象形式进行的动作，有时又指科学思维。阅读时必须依据论证层级判断，而不能将列昂季耶夫的活动—行动—操作结构自动补入所有文本。leontiev-galperin-relation
维果茨基更常使用内长化（вращивание）说明高级心理功能的发生。本文依项目术语表保留这一译法，以显示它同“内化”相关却不等同。内长化强调，原先存在于人际关系中的符号中介功能向个人意识内部生长，并在此过程中改变原有心理功能。外部言语转变为内部言语以后，不只是声音被取消；言语的缩略程度、句法结构、意义组织和在行为中的功能都发生变化。内长化因此比一般“从外部转到内部”的表述更突出发展过程、结构重组及新功能的产生。interiorization-ingrowing
二者的区分对于理解伊里因科夫的理论限度十分重要。若只说文化形式被“内化”，容易形成一个已经完备的社会形式进入尚属空白的个人心理的图景；若强调内长化，就必须研究儿童原有的感知、情感、动作和交往怎样在新的符号关系中被改造。伊里因科夫关于对象形式和共同活动的论述有力说明了被掌握内容的社会来源，却较少细分这种结构重组。维果茨基传统关于内部言语、概念发展和自我调节的研究，恰好能够把“掌握文化”进一步转化为可分析的心理发展过程。
内化也不应被设想为单向过程。个人取得一种文化形式以后，会在新的对象、语言和制度条件下使用、变形并重新对象化它。阅读所得的概念可以转化为论证、实验或教学，掌握的工具用法可以被改造为新的技术，内部计划也会在外部行动中经受对象检验。外化（экстериоризация）并非简单把内部内容重新表达出来，而是个人能力进入公共对象世界、接受他人和现实检验的过程。伊里因科夫重视思想向现实活动的转化，这使其理论不会停留在单向内化，但他没有为内化、内长化和外化建立一套完整的心理学分类。
伊里因科夫同文化—历史心理学和活动理论传统的关系，必须通过具体人物和问题来说明。列昂季耶夫为对象性活动的心理学分析提供了系统框架，并把心理形象、动机和人格置于活动结构中研究；加尔佩林集中研究定向活动和心理行动的形成；梅谢里亚科夫把共同—分担活动发展为盲聋儿童教育的具体方法；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达维多夫则在发展性教学中研究理论思维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伊里因科夫同这几条路线均有交集，但交集的性质不同。
他同列昂季耶夫、加尔佩林的关系主要形成于能力、内化和心理的对象性问题。1968年同杜布罗夫斯基的论争中，伊里因科夫反对从个体脑结构推演数学、音乐或理论能力，认为能力形成于个人参与的活动体系。这个立场同列昂季耶夫学派相近。与此同时，伊里因科夫更关心社会文化形式的逻辑内容：个人掌握的不是一般活动性，而是历史形成的特定普遍能力。心理学若只说明动作怎样转为内部操作，而不判断动作所实现的概念是否把握对象本质，仍不足以说明理论思维。
他同梅谢里亚科夫的关系具有实际合作性质。1967年以后，伊里因科夫参加扎戈尔斯克研究和教育工作，为报告和论文提供哲学论证，也直接关心学生的教育与升学。梅谢里亚科夫并非执行伊里因科夫哲学方案的技术人员。他继承伊万·阿法纳西耶维奇·索科良斯基（Иван Афанасьевич Соколянский）的盲聋教育经验，又受卢里亚和文化—历史心理学影响，在长期教学中形成共同—分担活动的方法。伊里因科夫从这些材料中提炼心理形象、交往、符号、人格和普遍物的问题；梅谢里亚科夫则必须处理触觉、生活技能、手势、指语以及每名儿童既有发展史。二者的分工和相互影响均应保留。meshcheryakov-independent-line
伊里因科夫同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达维多夫的关系集中在理论思维和教育。达维多夫的发展性教学反对把教学理解为经验事实和一般表象的积累，主张学生通过分析对象关系、发现理论“细胞”并重建概念系统，形成理论思维。这里可以看到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和具体的普遍物的明显影响。可是，发展性教学是心理学家和教育者在课程实验、年龄发展和学习活动研究中形成的独立方案，不能仅作为《科学理论思维中抽象与具体的辩证法》的课堂应用。达维多夫还必须回答伊里因科夫著作没有系统处理的问题：何种课程内容适合以何种学习任务组织，儿童的合作和反思如何发展，理论知识同年龄阶段是什么关系。davydov-developmental-teaching
这里的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达维多夫必须同尤里·尼古拉耶维奇·达维多夫（Юр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Давыдов）区分。前者是心理学家和发展性教学理论家，后者是哲学、社会学和西方思想史研究者。两人在中文材料中常仅以“达维多夫”出现，若不保留名字和研究领域，便会把伊里因科夫同心理学教育界的关系误写为同社会哲学研究者的关系。
这些关系共同表明，所谓“活动论进路”不是单一理论从哲学向心理学和教育学的线性传播，而是多个学科围绕对象性、能力发生、定向、符号和教育进行的交叉工作。伊里因科夫的作用在于把思维形式的客观性、文化形式的个人掌握和人格发展连接起来；心理学家的工作则迫使这一哲学原则接受发展事实、教学程序和个体差异的检验。
迈丹斯基2019年和2020年的研究在肯定伊里因科夫对象性活动理论的同时，对其心理学提出了一项内部批评：伊里因科夫过度以认识和定向活动规定心理，因而没有充分处理情感、婴儿早期交往以及语言对意识结构的独立改造作用。这项批评的重要性在于，它不是从活动之外重新引入一个与社会无关的内心世界，而是要求在活动自身内部区分对象操作、情感调节和主体间关系。maidansky-affect-critique
依照迈丹斯基的重建，伊里因科夫倾向于把感性形象视作心理的初始细胞，把儿童能够主动伸手、移动和沿对象形式行动的时刻视作心理上成形的行动之开端。这样处理使婴儿在独立对象动作以前的生活接近“生理前史”。维果茨基却把新生儿称为“最大限度社会性的存在”：婴儿虽然不能独立移动，其同外部世界的一切关系都由成人中介；哭声、表情、身体紧张和满足反应已经进入成人的文化回应，形成社会关系。情绪性交往并非在成熟对象动作以后附加于心理，而可能是心理社会发生的初始形式。
情感（аффект）在这项批评中不是主观感受的别名。迈丹斯基借助斯宾诺莎把它规定为活动反作用于行动身体、提高或降低其行动能力的状态。主体并非以同等方式接收所有对象属性；对象是否满足需要、扩大能力或造成阻碍，决定其在心理中取得何种分量。心理形象因此不只是对象几何形式在身体中的编码，还经过情感关系的折射。欲望、愉快和痛苦不是认识过程外围的伴随物，而参与选择对象、维持注意和组织交往。
伊里因科夫后期文本实际上包含能够修正其早期强表述的材料。《人格的形成》谈到，婴儿在学会支配自己的手以前，已经通过表情、手势和后来出现的词语“支配母亲的手”；婴儿的心理作为对象性实践活动的功能发生，最初却是由他人的手完成的活动之功能。这一论点承认，婴儿能够借情绪性的声音和动作影响成人，并通过成人进入对象世界。它使主体间交往和对象性活动不再是外在先后关系，而成为同一社会活动的两个方面。infant-mothers-hands
不过，承认成人的手充当儿童活动中介，尚未完整说明情绪性交往。达尼尔·鲍里索维奇·埃利科宁（Даниил Борисович Эльконин）把婴儿期的主导活动规定为同成人的直接情绪性交往，强调“活跃反应”、模仿、声音和表情为以后的言语理解提供基础。迈丹斯基据此指出，指向对象的手势未必直接由对象动作产生，它也可能从情感表达和要求他人行动的动作中发展。人的手势终生保留显著的情感和交往成分；若只由工具动作的缩略说明手势，语言的语用和情感来源便会受到忽视。
语言问题同样需要两面分析。伊里因科夫有充分理由反对把语法或符号结构视为思维的先天来源，也正确指出语言意义不能脱离对象性活动。但是，词语一旦形成，便不只标记既有对象关系。儿童通过词语把自己的行动置于他人的立场下，能够在行动前提出计划、在行动后作出叙述，并在内部言语中对自己实施原先由他人完成的调节。维果茨基把意识理解为对自己的社会关系，强调言语的对话结构在自我意识形成中的作用。由此看，语言不是思维的第一来源，却是高级心理功能结构改变的独立中介。
伊里因科夫1973年报告所说“符号使主体和对象的区分成为可能”，已经接近这项结论。符号不仅表达对象动作，还使动作能够被个人当作自己的动作加以识别和评价。一个意义系统进入内部言语以后，个人获得从他人位置观察自己的手段。若把言语仅规定为思想“为他人”的表达，便低估了表达过程对思想本身的重构；若反过来把意识完全还原为内部对话，又会遗漏对话意义的对象基础。伊里因科夫和维果茨基的互补关系正在这一张力中。
迈丹斯基的批评属于对伊里因科夫体系的后出解释。伊里因科夫没有写成一部系统发展心理学，其相关文本主要借盲聋教育材料论证能力和人格的社会形成；情感讨论的不足尚不等于原则上否认情感，因为斯宾诺莎研究、自由理论和艺术论也涉及情感及人的完整发展，只是这些内容没有充分进入心理发生模型。现代婴儿研究和交往理论同样须经过概念比较，才能用于这一体系。由此可以确定的限度是：对象性活动解释了文化内容和行动能力的来源，但缺少情感调节、早期主体间关系与语言结构的专门理论，尚不足以构成完整的心理发生学。
若把伊里因科夫的心理学限定为“对象性活动先于语言”，就会忽略他还试图回答两个更基础的问题：心理形象为何发生，以及人的意识对象为何不是自然环境对感官的直接给予。这两个问题分别在身后发表于2009年的《心理学》残稿和编辑拟题的《意识的对象性问题》中得到集中讨论。前者以列昂季耶夫“心理学是关于形象的产生和运行的科学”这一规定为出发点，后者则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批判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语境考察目的、感性活动与意识对象。两篇均非作者生前定稿：前者保留笔记式大写、缩写和未完成论证，后者原稿没有标题，1997年收入《苏联哲学的戏剧》时由编者标识。它们适合重建问题的发生和未完成方向，不应覆盖作者生前发表的心理学文章。psychology-manuscriptobjectivity-consciousness-manuscript
《心理学》从“形象”（образ）而不是从意识、语言或脑开始。形象之所以成为心理问题，不是因为外部对象向脑发送了一个内部副本，而是因为能够移动的有机体必须在同对象直接接触之前组织自己的行动。植物同环境之间的物质交换可以在没有心理形象的条件下进行；能够在空间中寻找食物、避开障碍并调整路径的动物，则需要以自身运动预先把握对象的位置和形式。伊里因科夫把最初形象规定为身体行动的图式：手沿物体轮廓运动、身体选择路径，外物的形式便在主体的动作结构中以另一种物质方式得到再现。脑是调节身体运动的必要器官，但“思维着的身体”是整个在对象世界中行动的身体，而非从身体和环境中抽离的脑。
这个论证意在同时避免两种解释。一种把形象理解为刺激在神经系统留下的痕迹，却难以说明感觉材料为何构成具有方向和意义的对象；另一种像康德先验图式那样，从主体预先具有的组织形式说明感觉统一，却把图式同现实动作分开。伊里因科夫承认，没有图式就不会出现有组织的形象，但把图式放回对象所制约的运动：触摸并非接收无序触觉以后再由脑合成轮廓，触摸运动本身已经沿对象边界组织感觉。由动作组织的感觉系统才是形象。这里的“主观”指对象形式在行动身体中的存在方式，不意味着形象内容由个人任意产生。
需要与形象区分的，是表象（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е）和观念的东西（идеальное）。形象可以指动物或人的感知行动中形成的对象图式；表象是对象不在直接感知范围时被保持和再现的心理形式；观念的东西则指社会历史活动中形成并以文化载体客观存在的代表形式。人的心理之所以不同于动物心理，不只因为形象更复杂，而因为个人能够形成任何对象的形象——从几何图形到实体范畴、道德规律和美的形式——并以科学、艺术、法律和教育积累的公共形式组织自己的活动。《心理学》把这种差别称为人的形象的“普遍性”。这不是每个个人事实上知道一切，而是人的感官和行动具有超出物种固定环境的可发展能力。
《心理学》选择“最简单形象”的方法，本身来自伊里因科夫关于具体的普遍物的逻辑。他明确以马克思研究价值为类比：理解“价值一般”并不是从商品、货币、利润和地租中抽掉差异，形成一个最贫乏的共同定义，而是发现一种最简单关系，复杂形式在其中以尚未展开的方式得到规定。与此相应，心理学不应先把感知、记忆、想象、概念和情感比较一遍，再把共同的“主观性”当作心理本质；它须寻找心理形象最初在何种现实关系中成为必要。其答案是有机体为了满足需要而在外部空间主动寻找对象、依照对象形式调整自身运动的关系。这里的“细胞”不是最小神经单位，而是身体—对象关系的最简单功能结构。psychology-image-cell
伊里因科夫由“有机需要”（нужда）向“需要”（потребность）和“目的”（цель）作出区分。有机体可以在没有心理形象的条件下完成物质交换；当维持生命的条件同身体在空间中分离，有机体必须通过自身运动寻找对象时，有机需要才成为指向某一对象的需要。对于人的活动，需要又能够成为自觉目的，形象则作为行动的预先图式参与目的实现。这个序列试图说明，心理内容既不是从无内容的生理能量中产生，也不是由意识凭空赋予：需要只在对象进入活动时才获得具体规定，而对象只在主体能够按其形式组织行动时才成为心理对象。
由此可理解伊里因科夫关于“功能器官”的论点。神经机制是心理活动的物质条件，而一种脑结构成为何种心理器官，取决于身体在对象世界中实际承担的功能。手、眼、触觉和脑区并不各自携带完成的文化能力；它们在读写、演奏、测量和使用工具的活动中形成协调系统，功能也在个体发展中改变器官之间的联结。伊里因科夫以此反对从解剖结构直接推导数学、音乐或道德能力，并未否认神经系统的因果作用。现代研究若要继承这项论点，需要把神经可塑性、身体动作和社会学习纳入同一发展模型，避免把“器官由功能形成”误写成文化能够脱离生物条件任意塑造身体。
“手和脚是最初的心理活动器官”这一说法，也应按其关系论含义理解。手沿轮廓移动时，物体的空间形式同时成为动作路径；身体绕开障碍时，环境结构成为运动图式。形象在最初层面并不是行动之后存入脑内的图像，而是能够预先调节行动的身体结构。随着行动反复和符号中介，个体可以在实际动作以前“演练”路径，把当前不在场的对象作为表象操作。高级思想并不因此只是运动感觉的复杂组合：社会文化使个体取得远超个人动作经验的概念和图式；但高级形式仍须由身体以某种方式实现，不能成为无载体的纯精神。
这个模型同伊里因科夫对康德的批评具有直接关系。康德正确看到，无序感觉不会自行合成对象，形象需要先行图式；错误在于把图式规定为主体先验能力。伊里因科夫把图式解释为对象制约的动作形式：它在个体心理形象之前存在，却不是因为它先天藏在主体内部，而是因为成人活动、工具结构和对象轮廓已为儿童规定了可能动作。儿童通过共同—分担活动实际取得这些图式，感性材料才被组织为人的对象。这样，先验问题被转换为发生问题，而发生又不是私人经验积累，是社会活动形式在个体身体中的形成。
这项转换还说明心理形象为何能够具有客观性。形象与对象不必在物理材料上相似：动作路径不是物体本身，神经过程也不具有被感知对象的颜色和重量。客观性的根据是身体行动能够在对象所规定的边界内取得预期结果，并在失败时被对象纠正。形象若错误地组织路径，身体会碰到障碍；概念若错误地规定关系，实验、生产或社会实践会出现不能由原有图式说明的结果。感知形象和理论概念在复杂度上相差极大，却都通过主体活动形式同对象形式的关系接受检验。
然而，《心理学》把这一关系模型扩展到婴儿发生时，出现了需要明确指出的经验和概念困难。残稿把新生儿比作尚无自主移动能力的植物，认为儿童在能够主动接近乳房和支配肢体以前只是“被喂养的对象”，尚未成为进食主体，也没有严格心理需要。这种表述把自主空间移动设定为心理发生的门槛，低估了新生儿的感知分化、节律协调、表情回应和同照料者的早期互动。迈丹斯基关于情感性交往的批评正针对这一点：婴儿即使不能独立取物，也能通过哭声、目光、触摸和身体紧张改变成人行动，其活动从一开始便处在社会回应关系中。
残稿中还有“个体发生简略重演种系发生”的表述，并把无条件反射视为心理的“史前条件”、在较高功能中被抛弃。此类语言带有二十世纪发展理论的时期特征，不能作为当代发展心理学结论使用。先天调节机制并不会在高级功能形成后简单消失，而会被重新组织并继续参与情感、注意和动作。伊里因科夫的强论点——高级心理功能不能由先天机制独立说明——仍有理论效力；其弱论点——初期生理机制在心理结构中被完全排除——则需要神经发展和婴儿研究修正。区分两者，才能避免在生物决定论和无生物条件的文化塑造论之间摆动。
“心理细胞”方法本身并不保证只有一个正确起点。以独立移动和对象定向为细胞，心理首先呈现为身体—对象关系；以婴儿—照料者的情感协调为起点，心理首先呈现为主体间关系；以需要调节为起点，则可能把对象和交往理解为需要结构的不同环节。伊里因科夫的具体的普遍物理论要求判断哪一种关系实际生成并组织其他形式，这一判断不能仅凭同《资本论》的类比作出。心理发生也可能需要多个相互嵌入的最初关系，而非从单一细胞线性展开。
尽管如此，残稿把心理学对象从脑内事件转向行动身体、对象环境和社会发生，仍构成其重要贡献。它使心理形象、观念的东西和思维着的身体之间形成明确层级：心理形象是身体活动对对象形式的主观再现；观念的东西是社会活动形成并客观固定的文化形式；个人思维则是身体在掌握这些文化形式后能够依照对象的普遍关系行动。三者既不相互还原，也不是彼此独立的实体。后文关于兴趣、语言和人格的讨论，正是在这一层级结构上补入活动的动机和主体间中介。
人的形象的普遍性由文化对象中保存的行动方式中介。一把工具不仅以自然物体的形状出现，还要求使用者按其社会用途动作；图形、文字和乐谱则把对象关系固定为可重复的操作形式。儿童在掌握这些对象时，不只是获得关于它们的内在图像，而是在身体动作、注意、记忆和语言中重新形成社会的行动图式。心理形象因此既具有对象性，也具有历史性。对象性意味着其内容受不依赖于个人意识的对象结构制约；历史性意味着个人能够看到和处理哪些对象关系，取决于其已掌握的文化方式。
《意识的对象性问题》进一步说明，对象进入意识并非由时空邻近自动保证。十八世纪机械唯物主义容易把认识主体设想为被动地位于空间中的自然身体：何种事物恰好作用于感官，便在意识中留下反映。伊里因科夫反对的不是外物作用于感官这一物质条件，而是以此解释意识内容的选择和发展。人在实践中把自然物纳入目的，把其某些性质变成劳动和交往的手段；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对象的规定进入感性直观。目的最初使对象从环境背景中被区分出来，并规定研究和行动所关心的方面。
但是，目的并非一个先于社会生活的纯主观意图。早期手稿借黑格尔法哲学的材料指出，个体目的在社会关系中取得，表现既有生产、权利和共同需要的形式。黑格尔正确看到自然改造总在某种社会形式中进行，却把这种形式神秘化为普遍意志或自我意识的展开；费尔巴哈恢复感性对象，却仍主要把人理解为直观对象的个体。马克思的对象性活动概念使两方面结合起来：意识的对象既不由纯逻辑目的创造，也不是未经社会中介的自然刺激，而是人在历史活动中实际进入并改变的客观关系。目的选择对象方面，对象又以自身性质限制和修正目的。
这项解释使“反映”具有积极而非任意的性质。感性形象当然是对外部对象的反映，但反映器官本身通过社会活动形成；个人不是先拥有完成的感官和范畴，然后才使用它们认识世界。职业训练、语言、艺术和科学会改变分辨对象的能力，使同一物理刺激进入不同的意义结构。这里不能说社会活动创造了自然对象，也不能说所有观察都同样正确。更准确的说法是，活动形成对象向主体显现的实践通道，而真理问题要求这些通道能够在对象改造和公共检验中揭示不依赖于个人目的的关系。
1970年生前发表的《时间“放大镜”下的人的心理》把上述发生论用于扎戈尔斯克材料。伊里因科夫把盲聋儿童教育称作普通儿童心理发生的“时间放大镜”：由于视觉和听觉通道缺失，成人通常在家庭生活中迅速完成、因而不易观察的对象动作、交往和语言中介，在专门教育中必须较慢并较明确地组织。他据此主张，人的高级心理功能是外部感性—对象性活动方式的内化；视觉和听觉是重要中介，却不是逻辑、语言和人格的先天来源。儿童能够借触觉动作、共同生活和指语进入同一文化世界，说明心理形式的社会来源不能由某一感官或既成脑结构穷尽。time-magnifier-psyche
这篇文章的强表述需要历史化。伊里因科夫把索科良斯基—梅谢里亚科夫工作称为支持内化理论的“判决性实验”，并提出所有特殊人类心理功能都不是遗传的。扎戈尔斯克材料有力证明，在严重感觉限制下仍能通过有组织的社会活动形成复杂能力；少量成功个案却不足以证明生物条件在所有能力差异中没有作用，也无法在文化—历史心理学与一切竞争解释之间作一次性裁决。因此，这些表述不构成关于遗传、神经发育和个体差异的全面经验结论。文章的理论意义在于改变证明责任：研究者不能因为正常发展看似“自行发生”便推断能力由生物结构预成，而须分析成人帮助、物质环境和交往方式怎样参与发生。
1973年伊里因科夫与Э.·格拉戈列娃（Э. Глаголева）共同署名的《人的世界》，是一篇评述奥莉加·伊万诺芙娜·斯科罗霍多娃（Ольга Ивановна Скороходова）著作的公共教育文章。它不能无说明地作为伊里因科夫单独著作使用；其修辞又以杂志读者和家长为对象，不具有专门心理学论文的论证形式。文章的重要之处在于把“兴趣”引入能力发生。作者认为，准确感知世界首先要求对世界形成现实的人类兴趣；眼睛、耳朵和健康脑本身不能保证注意、好奇、想象和理解。兴趣从日常对象和与他人的共同动作中形成，并逐步扩展到书籍、科学和艺术。world-of-man-review
这里的兴趣不是与认识相对立的私人偏好，而是对象对于主体活动取得动机意义的关系。儿童反复参与穿衣、进食、清洁、游戏和探索，逐渐把成人行动的目的作为自己的目的；只有对象成为其主动行动的内容，感知才不再是被动刺激集合。共同—分担活动中成人帮助的逐步减少尤其重要：儿童必须取得行动的实际份额，才能把依赖成人完成的过程转化为自主能力。过度帮助即使出于善意，也会阻断责任、意志和兴趣的形成。由此，兴趣、能力和自主性不是三个先后附加的心理特征，而是同一活动关系逐步内化和个体化的不同方面。
《人的世界》还把感知文化、想象文化和语言文化置于相互联系中。斯科罗霍多娃通过触觉、身体振动、雕塑、花卉、书籍和与人的交往形成丰富世界，她对俄语节奏和表达的掌握不能解释为听觉印象的简单替代。共同署名作者由此指出，语言的精确、经济和形象性同对生活的精细感知相互制约：没有对象内容，词语会退化为套语；没有语言文化，个人也难以分化、保存和交流其经验。这一判断修正了把语言仅仅当作成熟思想外壳的倾向，却仍没有系统说明语言形式怎样反向组织心理。它应同伊里因科夫1977年关于思维与言语关系的文章、维果茨基《思维与言语》以及迈丹斯基的批评一起阅读。
兴趣问题还连接情感与人格。对象只有在提高或限制主体行动能力时才取得情感分量；没有愉快、挫折、信任和对他人的依恋，所谓“探索需要”不会仅由对象动作机械产生。伊里因科夫及格拉戈列娃在公共教育语境中强调要“形成”交往需要和好奇心，其意图是反对把教育失败归罪于天赋；但若把形成理解成成人从外部制造儿童的全部动机，就会忽视婴儿主动性和早期情感关系。共同活动概念只有包含儿童对成人行动的回应、拒绝和改造，才能说明兴趣如何成为儿童自己的关系，而非教育者预定目标的复制。
心理形象、对象性和兴趣三者由此构成一个可修订的理论链条。对象形式首先在身体行动中组织感觉，形成能够指导行动的形象；社会目的和文化工具扩大个人能够进入的对象范围，使形象获得人的普遍性；兴趣和情感把某些对象关系组织为持续活动的动机；语言则使个人能够从他人立场表达、保存和反思这些关系。伊里因科夫清楚论证了前两项，对第三、第四项留下较多未完成问题。把这些层次分别处理，既能避免用“活动”一词包揽全部心理发生，也能看出其理论为何仍可同维果茨基、列昂季耶夫、梅谢里亚科夫和当代发展研究进行实质对话。
这一理论链条也显示，所谓“人的世界”不是自然世界之外的第二世界。自然物在劳动、交往、艺术和科学中取得社会用途，人便在其物质形态上辨认由前人活动形成的意义；个人又以自己的行动改变这些对象，使文化形式继续存在或发生变化。意识对象的社会性不取消自然性，正如心理形象的主体性不取消对象性。伊里因科夫心理学最有解释力的地方，是把这两组通常被分离的规定置于同一发生过程；其不足则在于，对情感、语言和制度权力如何选择这个过程中的对象与目的，仍缺乏同等充分的分析。
1963年，莫斯科近郊扎戈尔斯克设立盲聋儿童之家，梅谢里亚科夫担任科学负责人；伊里因科夫于1967年参与相关工作。这个教育项目继承索科良斯基较早的实践，同时进入苏联缺陷学、心理学和哲学关于高级心理功能社会发生的论争。盲聋儿童缺少视觉和听觉这两条通常最重要的文化学习通道，教育者必须把普通儿童发展中迅速交叠的行动、手势、语言和自我服务过程作较为明确的分解和组织。这使相关材料对于研究不同心理功能的发生条件具有特殊价值。zagorsk-history
伊里因科夫由此反对把盲聋直接等同于不可克服的心理缺陷。视觉和听觉是文化获得的重要中介，却不是思维、人格和高级心理功能的自然来源。只要儿童能够通过触觉、身体运动和共同活动进入人工对象及人际关系，便可能形成同一社会文化世界的能力。这项判断同其反生物还原论一致：心理功能依赖物质身体，却不能由某一感觉器官或脑区单独规定。
扎戈尔斯克材料还显示心理功能形成的次序和系统性。教育者若没有形成对象动作和实践性交往，就很难通过直接灌输词语建立具有意义的语言；若儿童不能承担日常行动的实际份额，外部规则便难以成为自主能力。反过来，手势、指语和书写一旦形成，又扩大儿童进入共同经验、反思自身行动和组织复杂学习的可能。发展不是各种能力彼此独立地增加，而是先形成的功能为后续功能提供结构条件，后形成的符号系统再重新组织早先活动。
这些材料不构成伊里因科夫哲学的简单“实验证明”。教育成果由索科良斯基、梅谢里亚科夫、教师、儿童及其家庭长期共同形成，并且容纳不止一种理论解释。迈丹斯基在2021年后记中指出，索科良斯基早期在反射学立场上也取得显著成果，梅谢里亚科夫则以文化—历史心理学解释其方法；同一教育实践因而可以被不同理论重建，不是能够在竞争理论间一次性裁决的关键实验。zagorsk-not-crucial-experiment
其次，盲聋儿童的发展条件具有特殊性。为了建立可触及的共同对象和交往系统，教育过程需要高度组织；这种分层可使某些发生关系更容易观察，也可能放大对象动作的地位，遮蔽普通婴儿较早出现的情绪性交往、声音模仿和自发语言环境。由盲聋教育中“对象动作—手势—词语”的教学次序推导全部儿童语言发生的一般次序，需要独立的比较证据。
再次，“实验”一词容易把复杂教育史误解为受控实验室研究。儿童入学前的发展经历、残余感觉、健康状况、教师判断、机构条件和长期社会支持都会影响结果，成功个案的公开叙述也不等于对全部教育记录的分析。四名学生进入莫斯科大学具有重要教育史意义，却不足以单独证明人格完全由某一种方法生成。档案、回忆录、公开论文和后来的论争分别承担不同的证明功能；政治争议不取消教育成果，成果的象征意义也不免除方法与证据审查。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苏沃洛夫（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 Суворов）的长篇回忆《痛苦的中心》为这段历史提供了不可由机构报告替代的参与者视角。苏沃洛夫既是四名进入莫斯科大学的盲聋学生之一，也是伊里因科夫长期交往的学生和朋友；他的叙述保存了书信、对话和个人生活经验，同时以第二人称悼念体组织材料。因而，它对于确认交往内容和学生所理解的理论问题很重要，却不是中立的教学观察记录。把这种主观位置明确写出，才能既避免把当事人声音降为哲学论证的“例证”，也避免把记忆中的每句话无条件归为作者定稿。suvorov-participant-memoir
这篇回忆显示，伊里因科夫同学生的关系并不限于为既有教学法提供哲学解释。他同苏沃洛夫讨论人格在何种“空间”中存在、独立生活、责任、死亡和生活意义，把苏沃洛夫的回答用作《究竟什么是人格？》的题辞之一，并通过斯宾诺莎等经典训练其理论工作。这里的教育已经越出对象动作和语言发生的初始阶段，进入成年人如何形成研究问题、安排生活并对自己的行动负责。它支持了人格只能在社会关系和自主活动中形成的命题，也同时表明，成人盲聋者的自主性问题不能由早期共同—分担活动的教学结构直接解决。
苏沃洛夫对教育项目结束后的叙述尤其重要。他指出，大学毕业以后，作为正式“实验”对象的四名学生不再获得同等程度的制度关注，秘书、无障碍交往和独立生活支持并未随高等教育成果自动建立；他还回忆，伊里因科夫晚年曾认为对学生的智力发展投入较多，而道德和情感发展的问题没有得到同样充分的处理。苏沃洛夫不同意把责任简单归于伊里因科夫，并认为人格的责任、自由和道德动机只能在本人持续的生活实践中形成。这些判断不能单独证明教学理论错误，却揭示了“形成能力”与“保障能力在毕业后现实行使”之间的制度断裂，也从参与者内部提出了情感、照护和自主性问题。它们同迈丹斯基后来关于情感与交往缺口的理论批评相互呼应，但二者的证据性质不同：前者是个人回忆和自我解释，后者是对文本体系的研究重构。
最后，相关历史包含今天必须正视的伦理问题。把儿童发展称为哲学或心理学的“实验”，容易使研究者忽略儿童不是验证理论的手段，而是具有自身需要、关系和生活史的人。共同—分担活动的价值正在于逐步扩大儿童的自主行动，而不是以成人规划完全支配其发展。评价扎戈尔斯克工作，应同时考察教育机会、个体能动性、机构权力和参与者叙述，不宜只在“证明社会形成”与“证明生物限制”之间作抽象选择。第九章讨论人格和教育时将进一步处理这层规范意义。
伊里因科夫在心理问题上的主要贡献，是把身体、对象、社会关系和文化形式置于同一发生过程。心理内容不是脑对刺激的封闭加工，而是在身体活动中把握的对象形式；高级心理功能不是先天结构的展开，而是在共同—分担活动和实践性交往中形成；符号意义不是语言系统凭空创造的关系，而是社会活动得到表达、分化和反思的形式；个人也不是被社会规则从外部塑造的材料，而是在逐步承担活动时成为能够自主行动的主体。
这套理论同时反对三种还原。神经还原不能由脑机制推出思想的公共内容和能力的历史形式；语言还原不能由语法、符号或内部言语推出对象关系和逻辑范畴；抽象社会决定论则不能只说“社会塑造个人”，而不分析文化如何通过具体对象、共同动作、手势和言语转化为个人能力。伊里因科夫的心理学价值正在于提出这些中介环节，而不只是重复人的社会性。
其内部困难也因此可以被准确定位。第一，以感性形象和定向活动作为心理细胞，可能低估情感对行动选择、身体状态和早期交往的构成作用。第二，坚持对象动作在意义发生中的优先地位，尚须说明语言怎样反向重组知觉、记忆、反思和理论思维。第三，由共同活动说明普遍能力，仍须处理儿童之间的差异、残障经验、家庭关系和制度资源。第四，把文化掌握理解为个人自由的条件，还必须说明何种文化形式值得掌握、谁规定教育目标以及个人如何批判异化规范。
这些困难不要求放弃活动论进路，而要求把它从单一认识论模型扩展为包含情感、交往、语言、身体差异和制度条件的社会发生理论。迈丹斯基的批评表明，从斯宾诺莎和维果茨基出发可以在伊里因科夫问题框架内部提出这种修正：情感不是活动之外的非理性残余，交往不是对象劳动之后的附加通道，语言也不是思想完成后的外部工具；它们都是身体成为社会个人的不同中介。
第九章将以此为基础讨论人格、自由和教育。心理功能的社会发生只有在个人能够把共同活动的普遍方式作为自己的能力、对既有规范作出判断并形成自主目的时，才达到人格问题。伊里因科夫关于学校、文化、全面发展和共产主义理想的论述，正是试图说明这种由共同活动到自由人格的转化；而扎戈尔斯克教育的意义和争议，也只有置于这一规范目标中才能得到完整评价。
伊里因科夫的人格理论不是在辩证逻辑之外另行建立的一套伦理学，也不是把文化—历史心理学的发生叙述改写成政治口号。它所处理的是前述各章逐步引出的规范问题：社会历史形成的活动方式怎样不仅成为个人可以重复的能力，而且成为个人能够判断、变更和创造的对象；共同活动怎样不仅产生服从共同规则的行动者，而且产生能够参与规定共同目的的自由人格。若说心理发生研究回答的是对象动作、感性形象、手势、语言和思维如何在个体身上形成，那么人格理论所问的便是：已经掌握这些文化能力的个人，如何把它们组织为一项自己承担、同时又对他人具有意义的生活活动。
这里必须先澄清几个相邻术语。俄文индивид所指的“个体”，首先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现实存在者；индивидуальность即“个性”，强调个人生命构造、行动方式和表现形式的不可重复性；личность则译为“人格”，指个人在社会关系、活动和文化发展中形成的主体规定。三者彼此联系，却不能互相替代。人格必定由一个有身体、有个性、有具体生活史的个体承担，但生物个体的存在和经验特征的独特组合，还不足以规定人格。反过来，把人格称为社会关系的产物，也不意味着有一个脱离个体身体和生活的“社会人格”实体存在。伊里因科夫试图说明的是：同一个自然个体只有在进入人与人之间由对象中介的关系、承担共同活动并形成自主行动时，才取得人格规定。personality-text
这一界定同第六章讨论的“观念的东西”有直接联系。文化中的活动方式首先以工具、语言、规范、科学概念和艺术形式等客观形式存在，个人通过掌握这些形式形成自己的能力；然而，文化掌握尚不足以完成人格形成。一个人可以熟练执行既定规则、占有大量知识，甚至表现出高度专业技能，却仍然只是在复制社会分工提供的角色。当个人能够在具体处境中重新组织文化形式，并以自己的行动改变他人可以采用的共同方式时，外在样板才转化为人格活动。人格由此是文化形式经个人活动取得个别表达、再返回共同生活的过程。
本章所说的“理想”也须同“观念的东西”区分。идеальное是前文讨论的观念的东西，指对象在社会活动中取得的客观代表形式；идеал则是“理想”，指行动所面向的规范性目标或关于应当状态的构想。《论偶像与理想》讨论的首先是后一问题。两者的联系在于，理想只有借助语言、制度、作品和行为范型等观念形式才能存在并发挥效力；但二者并不因此成为同一个概念。把所有理想都称为“观念的东西”会取消规范目标与客观文化形式的区别，把观念的东西译成“理想”则会重新落入伊里因科夫明确反对的价值义误读。
《究竟什么是人格？》以对经验独特性的批评开始。不可重复性并非人所特有：任一自然对象在时空位置、内部构造和因果历史上都与其他对象不同。因此，由“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不能推出人格的专门规定；把人格等同于差异的总和，只能得到逻辑上的单一，而不能说明人的个性何以具有社会和历史意义。伊里因科夫在这里把第五章关于一般、普遍物和具体的普遍物的区分移入人格理论。人的本质不是每个个体内部都可抽取出来的共同属性，而是把不同个体联结为社会整体的关系系统。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六条所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伊里因科夫的解释中不是关系的机械相加，而是一个内部有差异、有冲突并在活动中再生产的“总体”。personality-universal
这一论证既反对生物还原，也反对抽象社会决定论。人的形态生理组织是人格形成不可取消的前提；没有身体行动、感觉和脑的物质活动，就没有任何个人生命。但是，从脑组织或遗传差异不能推导一个人所掌握的语言、数学概念、道德责任和社会目的。伊里因科夫因此反对把人格理解为“生物—社会”两种成分的外在相加：这种说法指出了两组条件，却没有揭示特定社会内容通过何种活动成为身体能力。另一方面，若把“社会关系的总和”理解为制度角色从外部在个体身上的交叉，人格同样会消失，因为个人只是结构效应，不能说明新行动形式怎样产生。人格概念要求同时把握社会关系的客观优先性与个人活动的不可替代性。
伊里因科夫有时以“社会关系的结点”说明人格的位置。这一表述容易被误解为个人只是关系网络中的被动交点。其更完整的论证则强调，人格只存在于个人现实改变关系的行动中。个体不是先在内部形成一个完整自我，随后才把它表达于社会；所谓“内部”本身由既往的共同活动、语言和文化记忆构成，并且只有在新的行动中保持为活的能力。人格也不藏在脑内某个部位或无法言说的“生存单子”中，它存在于个人同他人、对象和制度之间实际发生的活动关系中。这不是否认主观体验，而是拒绝用体验的直接性代替对体验发生条件和社会内容的分析。
人格之所以具有个性，不是因为它从所有普遍物中减去共同部分以后留下一个不可言说的残余，而是因为普遍的活动方式只能在具体处境中由某个人以某种不可预先规定的方式实现。伊里因科夫据此把人格称为“个别地表现出来的普遍物”：个人在一项对他人有意义的活动中，发现现有规范无法解决的新矛盾，形成新的行动方式，并使这一方式成为其他人可以掌握的共同形式。个性不是普遍物的反面，而是普遍物发展时必须取得的存在形式。这里的人格理论同“具体的普遍物”概念相接：新的普遍物不是从许多个别行为中抽取共同点，而是由一个能够组织和改变活动整体的特殊关系产生。
这一界定的理论力量也伴随明显风险。《究竟什么是人格？》大量列举哲学家、科学家、艺术家和政治人物，并以其活动结果影响人数的广度衡量人格“尺度”。若将这些例证直接当作定义，人格便容易被等同于历史声望或杰出成就，日常照护、地方性合作、未被保存的劳动以及受制度压制的行动则被排除在外。文章结尾提出每个人都应成为人格，其目的在于批判只有少数人能够从事社会重要创造的分工结构，而非建立少数英雄的等级。“普遍结果”应指一项行动超出私人任性，能够维持、修正或扩展共同生活的条件，不宜狭义地限于获得全社会承认的作品。影响范围本身也不足以充当人格价值的尺度，因为社会承认受权力、阶级、性别和档案保存制度支配。
伊里因科夫在1977年《人格的形成：科学实验的总结》中把人格问题同能力理论结合起来。他反对把才能规定为少数个体出生时便具有的固定禀赋，主张人的需要和能力在进入社会活动时形成。生理差异会影响发展的条件、速度和方式，却不能预先决定某种历史文化能力是否属于一个人的“天性”。盲聋教育在其论证中具有重要地位，因为感觉通道受到严重限制的儿童仍能通过有组织的对象性活动、交往和语言掌握形成复杂能力。这些材料反驳了由感觉缺失直接推出思维和人格不可能形成的观点。personality-formation
所谓能力，在这里并不是储存在个人内部、等待外部刺激唤醒的力量，而是一个人能够按照对象的形式和共同活动的要求组织行动的方式。计算、写作、音乐、技术劳动或理论研究的能力，都以相应文化领域已经积累的对象、符号、操作和评价标准为前提。个人掌握这些形式时，不是复制前人的外部动作，而是把历史形成的活动方式转化为自己身体和思维的组织。能力因而兼有普遍内容与个别形式：它使不同个人能够进入同一文化活动，又必然在每个人的身体条件、学习经历和实际任务中获得不同结构。
伊里因科夫进一步把才能解释为能力系统围绕一项有社会意义的创造性活动形成的质的组织，而不是某项孤立能力的数量等级。一个人并不因为记忆更快、感知更敏锐或掌握更多技巧便自动成为有才能的人；这些部分能力只有同能够统摄生活活动的目的相联结，才构成稳定的创造力量。这样理解才能，意在反对职业分工把个人固定为单一功能，也反对教育只挑选所谓“有天赋者”、把其他人的发展不足解释为自然事实。真正需要解释的不是少数人的能力为何神秘出现，而是社会条件为何使普遍的人类能力只能在少数个体身上得到充分发展。
1977年报纸访谈《创造的权利》把这一理论明确置于教育机会和社会平等问题。伊里因科夫承认健康的脑和身体等自然前提，却反对由这些一般前提推导“某人天生是音乐家、某人天生只能从事机械劳动”的职业命运。他以直立行走、言语和阅读等能力说明，人的专门能力不是自然器官的自动展开，而是儿童进入相应活动后的毕生获得。采访还批评只把已经偶然显现出某种能力的儿童集中到专门学校的做法：这种制度能够强化既有差异，却没有回答怎样为每个儿童创造能力形成的条件。right-to-creativity
该访谈同时区分技术训练和活动动机。伊里因科夫讨论一名具有敏锐音乐感受的儿童时，认为其能力形成于音乐作为同父亲交往的现实语言，而不能只由听觉敏锐度解释；若教育只训练键盘技术，却不理解音乐在儿童生活中的活动意义，原有能力可能反而失去发展的动力。这个例子不是可普遍推广的实验结论，但它揭示了能力理论中容易被忽略的一层：对象性活动不仅有操作结构，也有对行动者具有意义的情感关系。技巧、感受和目的只有在同一生活活动中结合，才能形成创造性能力。
《创造的权利》属于面向公众的访谈，论述具有鲜明的纲领性，不能用来证明自然差异在能力发展中毫无作用。它更适合被理解为伊里因科夫教育政治的公开表达：所谓“每个人都有创造的权利”，不是宣布每个人将取得同样成就，而是反对社会在发展发生之前就把创造活动分配给少数人，并用“天赋”把教育机会和劳动分工造成的差异自然化。这也为其全面发展概念提供了制度前提——普遍能力只有在所有人都能实际进入科学、艺术、技术和公共生活时，才不只是关于人的抽象定义。
然而，《人格的形成》把扎戈尔斯克教育称为“科学实验”的强论断，不能不经限定地接受。教育成果确实支持能力具有社会文化形成条件，却不足以证明一切能力差异都可以由同一教学结构消除，也不能由少数成功个案推出遗传、疾病、身体差异和生活史对发展完全没有作用。反先天决定论不等于否认任何先天条件，社会发生也不等于教育者可以任意制造人格。更重要的是，儿童不是实现预定社会理想的材料。若所谓有社会意义的目的完全由成人或制度规定，能力教育便可能从反生物宿命论转变为社会工程论。
因此，伊里因科夫能力理论较可辩护的内容，不是“任何人在任何条件下都能成为任何人”，而是三项较严格的命题：第一，历史文化能力不能由生物前提直接推导；第二，能力只有在相应对象性活动和社会关系中才能形成；第三，现实中表现为个人差异的结果，不能未经教育史和制度分析便归因于自然禀赋。这三项命题把教育机会、活动质量和社会分工纳入能力研究，同时保留身体差异和个体发展路径的开放性。
人格在伊里因科夫那里同自由具有内在联系，但“自由”不指摆脱一切原因的任意（произвол），也不等于当下愿望不受妨碍。关于自由意志的主要材料来自1975—1976年前后围绕斯宾诺莎和费希特写成的理论草稿，身后以《自由意志——关于费希特和“自由意志”的谈话》为题发表于1990年《哲学问题》。由于这是一组未由作者整理成书的晚期文本，解释时应同时注意其探索性质和身后编辑条件。free-will-text
伊里因科夫以笛卡尔—费希特和斯宾诺莎两条路线组织问题。前一条路线倾向于把意志规定为意识直接把握的、自因的选择能力，并以“我能够选择另一行动”证明自由；斯宾诺莎则批评人只意识到自己的欲望，却不知道决定欲望的原因，因而把无知误认为自由。伊里因科夫沿斯宾诺莎方向反对把自由意志设想为同理智分离的特殊心理官能：如果行动没有可理解的原因，它不是更自由，而只是被行动者未认识的冲动、惯例或外在条件支配。
自由的初级形式首先表现为身体按照对象的结构组织自己的活动。一个能够改变运动轨迹、绕过障碍并以对象结果为尺度调整动作的身体，不只是外力作用链条中的被动环节；它的行动由维持自身活动的整体关系和对象任务从内部组织。这里的“内部原因”不是藏在身体中的无形意志，而是身体作为一个活动整体所实现的必然关系。第七章所说“思维着的身体”由此获得意志论含义：自由不是脱离世界，而是能够按照对象的形式而非当前局部刺激行动。
人的自由又不能停留在一般生命活动的自我维持。个人的目的、需要和行动方式由共同生活形成；只有当社会目的不再是外部命令，而成为个人理解并承担的活动内容时，意志才取得人的形式。伊里因科夫把这种转化称为自主活动（самодеятельность）：活动的规定性不是由即时强制从外部施加，而由行动者所掌握的共同内容从内部组织。自主活动并不排除同他人协作，反而以个人能够理解共同任务、承担自己的活动份额并参与调整任务为条件。自由因而不是从社会关系退回孤立自我，而是个人能够在关系中行动、判断并改变关系。
《究竟什么是人格？》把这一点表述为：人格能够把普遍的行动方式依照不可重复的具体情势作个别变式。规则不可能预先穷尽所有个别条件；当现成算法失效时，个人必须把握规则所表达的对象关系，判断何种变化仍保持活动目的，何种变化则要求重订目的本身。自由同创造由此相接。机械服从规范和毫无根据地拒绝规范，是同一问题的两极：前者让既定形式代替判断，后者让偶然冲动代替判断；二者都没有形成能够说明自身行动的自主性。
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迈丹斯基（Андрей Дмитриевич Майданский）在2024年《伊里因科夫论自由意志》中重建了上述论证，同时指出其未解决的环节。伊里因科夫有时把成熟自由规定为个人意志服从“类的目的”或普遍需要，容易使问题停留在个人如何认同共同目的，却没有充分说明共同目的如何形成、由谁表达以及个人怎样反对伪装成普遍物的特殊利益。迈丹斯基还借助维果茨基强调，意志的发展不能只由理智把握必然性说明；符号中介使人能够组织自己的行动，情感则决定目的何以对行动者具有现实动力。maidansky-free-will
这项批评要求区分共同目的和外部集体主义。共同目的只有在参与者能够理解、讨论和修改其内容时，才可能成为自主活动的规定；若国家、组织或教育者垄断“普遍需要”的解释，个人对目的的服从便不能因其社会名义自动被称为自由。伊里因科夫的理论本身提供了批判这种替代的标准：具体的普遍物不是凌驾于个别之上的抽象一般，普遍目的也不能是要求每个个体牺牲差异的固定命令。它必须在不同活动者的相互关系中实现，并允许新的个别行动暴露其矛盾、改变其形式。
教育在伊里因科夫理论中不是哲学结论的应用领域，而是检验其思维概念能否解释能力形成的中心问题。《学校应当教会思维》由1962年《博学不能教会心智》一文所开启的问题发展而来，1964年刊于《国民教育》，后收入1968年《论偶像与理想》。文章的出发点不是反对知识，而是区分知识占有和思维能力。学生能够记忆许多定义、定理和历史事实，却未必能够识别这些知识适用的对象条件，也未必能够在条件变化时重建问题。知识是思维不可缺少的材料，但材料的数量不能自行形成判断。school-thinking
伊里因科夫借助康德关于判断力不可由一般规则充分规定的难题，说明教育不能用更多规则解决规则应用问题。任何规则都需要判断何时适用；若再用一条高阶规则规定这种判断，又需要新的判断决定高阶规则何时适用，如此便会产生无穷后退。康德由此倾向于把判断力视为一种不能教授的天赋。伊里因科夫接受问题而拒绝先天结论：判断力确实不能通过背诵规则直接获得，却可以在社会组织的对象性活动中形成。学生必须经历一般规定从实际问题中产生、在矛盾中修正并返回对象的过程，而不只是接受已经去除发生史的结论。
“问题情境”在这里不是用趣味包装既定答案，也不是教师暂时隐瞒解法。严格的问题产生于学生已经掌握的行动方式同新对象条件发生实际矛盾：旧方式给出互不相容的结果，或者只能解决部分任务。教师的工作是组织材料和共同讨论，使矛盾能够以学生可处理的形式显现，并帮助学生发现需要建立的新关系。概念由此不是对许多个别事例共同特征的概括，而是能够说明对象系统如何生成多种表现的普遍关系。教学过程在缩略形式中重演理论思维的结构，但不等于要求学生重复科学发现的全部历史。
伊里因科夫讨论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达维多夫（Васи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Давыдов）和丹尼尔·鲍里索维奇·埃利科宁（Даниил Борисович Эльконин）的实验教学时，以初等数学为例说明这种路径。传统教学常从可数对象及其共同数量特征出发，再逐步引入一般数概念；发展性教学则尝试从量之间的关系出发，使数作为表示关系的一种方式产生。其目的不是把抽象理论过早灌输给儿童，而是通过可操作的对象关系，让儿童理解为什么需要某一符号和运算。由普遍关系进入其特殊表现，并不取消感性活动；恰恰只有儿童能够实际改变、比较和表示对象，普遍关系才不会变成空洞定义。davydov-didactics
这一教学论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相联，但后者并不是普遍教案。科学理论的范畴结构、学科知识的历史发生和儿童学习的心理次序属于不同序列；教学起点须由具体学科内容、儿童已有能力和教学实验共同确定，无法仅凭哲学原则演绎。伊里因科夫在《教学法与辩证法》中明确指出，哲学可以澄清概念、矛盾和判断的性质，却不向教师交付现成处方，也不替代学科专家、心理学家与教师的合作。didactics-dialectics
教师因此也不能成为教学算法的执行者。课程标准、教材和方法提供普遍组织，但每个班级、儿童和问题情境都包含未被规则预见的条件。教师必须判断何时坚持已有步骤、何时改变材料、何时让矛盾继续展开以及何时提供帮助。若教育制度一方面宣称培养独立思维，另一方面又以完全标准化的程序取消教师和学生的判断空间，其形式便同目标相矛盾。教会思维首先要求教学劳动本身保留思维的条件。
第八章已说明，共同—分担活动的结构在于成人和儿童共同承担一项有对象结果的活动，并随儿童主动性和能力的发展逐步转移活动份额。从人格理论看，这一过程以外部帮助能否转化为儿童的自主活动为规范标准，而非以儿童服从成人的准确程度为标准。成人最初组织环境、动作顺序和交往形式，是因为儿童尚不能独立控制完整活动；帮助若不随能力增长而退出或改变，教育便会维持依赖，阻碍人格形成。
这一点使伊里因科夫的教育理论有别于任意放任和行为塑造。放任假定儿童内部已有完整目的，成人只须避免干预，因而无法说明文化能力从何而来；行为塑造则以外部奖励、惩罚和正确反应为中心，可能形成稳定操作，却不保证儿童理解活动的对象意义。共同—分担活动要求成人把儿童带入真实的共同事务，使儿童逐步承担其目的和后果。所谓“真实”不是必须直接参加成人生产，而是活动结果对于参与者具有可理解的用途，不只是为了获得分数或满足实验设计。
教育中的普遍物不等于单一人格范型。伊里因科夫要求每个人都能掌握思维、交往、想象、道德判断和身体活动等普遍的人类能力，并不要求所有人具有相同兴趣、职业或生活方式。全面教育的功能在于扩大选择的现实范围：个人在不同活动领域获得基本理解，能够判断其社会关系和自身能力以后，职业选择才不完全由早期环境、考试筛选或劳动力需求替其作出。自由选择以充分发展的能力和可比较的社会机会为条件，不是没有前提的主观偏好。
但这种规范目标也要求对伊里因科夫文本中的强制语气保持警惕。《究竟什么是人格？》说，应把儿童置于使其“能够而且不得不”成为人格的关系中。若脱离其反宿命论语境，这一说法可能为以人格发展之名压制拒绝、休息和非生产性生活提供理由。教育可以建立能力形成的条件，不能规定每个人必须以何种成就证明自己是人格。个人是否愿意把某项活动作为生活中心、如何理解有意义的共同生活，必须保留由本人参与决定的空间。否则，“培养自由”会在手段上取消自由。
扎戈尔斯克教育的规范意义也应据此评价。其重要成果不是把儿童变成某一哲学命题的证据，而是扩大原先被认为不可能接受高等教育者的文化参与和自主生活范围。评价这些成果既要考察对象动作、手势和语言如何形成，也要询问儿童能否表达偏好、拒绝成人安排、建立自己的关系并在离开机构后获得持续支持。人格不是达到标准教育水平的荣誉称号；教育的正当性在于使具有不同身体条件的人都能成为共同生活的参与者。
伊里因科夫关于教育的讨论并不限于概念思维。《论幻想的审美本性》把想象（воображение）规定为普遍的人类能力，而不是艺术家的专属天赋或理性活动的对立面。想象的基本功能，是在一般知识不能为个别情境提供唯一指令时，使个人能够预见行动整体、选择相关关系并形成可能的对象形象。科学发现、技术设计、数学证明和日常判断都需要这种能力；艺术的特殊意义在于，它把想象及其所依赖的感受能力发展为相对独立、可以公共传递的文化形式。aesthetic-imagination
这一论证直接延续《学校应当教会思维》的判断问题。只会依照样板行动的人，在样板不能涵盖新情况时，往往从机械服从转向任意试错；想象则在不确定条件中形成关于整体的先行把握，使一般方式能够依照个别材料发生有根据的变化。伊里因科夫因此把自由想象同任意幻想严格区别：前者敏感于对象和社会生活中尚未获得明确概念表达的必要关系，后者只是私人冲动或旧形式的偶然拼接。艺术创造的个别性只有在产生他人能够经验和掌握的新形式时，才取得普遍意义。
艺术在这一理论中不是为既定概念提供形象说明。若作品只把已经知道的规范换成感性包装，它不能发展想象；若艺术被规定为完全不受对象、历史和公共理解约束的私人表达，也无法说明作品何以超出作者心理。艺术形式保存和改变人类感受世界的方式，使社会经验中尚未被理论概念充分分化的关系获得可感结构。审美能力因而不是附加于理智的装饰，而是个人能够把对象作为有意义整体来感受、把他人经验纳入自身判断的条件。
伊里因科夫为阿纳托利·斯坦尼斯拉沃维奇·卡纳尔斯基（Анатолий Станиславович Канарский）《审美过程的辩证法》所写的1979年前言，把这项判断进一步规定为“作为感性认识理论的美的辩证法”。他赞同从审美现象的发生条件而非既成作品的形式分类出发，并认为需要、目的、自身目的、手段、直接性、形象和合目的性等范畴必须在同一发生过程中得到分析。审美研究之所以不能停留于作品类型和趣味判断，是因为它所面对的是人的感性本身怎样成为历史形成的能力。aesthetic-sensuousness
这里的“感性”（чувственность）应依术语表同“感觉”（ощущение）和“感性知觉”（чувственное восприятие）区分。它不是单个感觉器官接受刺激的能力，而是人能够以文化形成的需要、情感和形式关系感受对象的总体结构。艺术并非在一种已经完成的自然感性上添加高雅内容；它参与形成眼睛怎样观看、耳朵怎样聆听、身体怎样辨认节奏和空间、个人怎样把他人经验理解为同自己有关的经验。伊里因科夫因此把艺术的发生同“文化作为生产人的形式总体的运动”联系起来。这个命题使审美理论成为人格发生论的一部分，也防止把文化仅仅理解为储存在作品中的观念内容。
不过，这篇前言只有数页，其任务是评价卡纳尔斯基的研究而非提供伊里因科夫自己的完整美学体系。由“感性的社会形成”可以推出审美能力依赖历史文化，却不能直接推出某种艺术规范、风格等级或政治内容。将其同《论幻想的审美本性》结合，较稳妥的结论是：想象和感性都是理论思维不可替代的条件，它们在艺术中得到专门发展，但艺术的具体形式仍需由作品史、媒介和社会关系的独立研究加以说明。
伊里因科夫又以劳动分工解释科学和艺术何以成为彼此隔离的专业领域。在商品—资本主义分工中，逻辑思维、技术能力、艺术想象和道德感受分别集中于不同职业群体，作为社会整体的专门器官发展；这种发展一方面积累了高度文化成果，另一方面使多数个人只能掌握其中极小部分，专业者自身也可能以其他能力的萎缩为代价发展单项功能。他把科学和艺术称为人的能力的“异化发展形式”，意在说明普遍能力以同大多数个体相分离的方式获得历史发展，而不是否定专业研究和艺术劳动本身。art-alienation
这一分析为全面教育纳入艺术提供了比“陶冶情操”更严格的理由。每个人不必成为职业艺术家，却需要通过作品和创造活动发展感受差异、构成整体、变换视角和表达经验的能力。没有这种能力，概念知识容易退化为形式规则，道德规范也可能成为不能理解具体他人的抽象命令。相应地，审美教育不能只传授作品分类和标准评价，也不能把艺术降为政治或道德结论的载体；它应使学生进入形式如何组织材料、作品如何改变感知以及不同解释如何在公共讨论中接受检验的过程。
《论幻想的审美本性》仍带有其时代的艺术论战语境。伊里因科夫把真正自由的想象同“社会普遍需要”联系，并以此批评形式主义和现代主义，部分判断明显受当时苏联美学的二分框架制约。即使接受想象不是任意的命题，也不能由此推出作品必须表达一个预先确定的集体需要。艺术经常通过不协调、否定、边缘经验和无法立即获得普遍承认的形式揭示社会矛盾；它的公共意义不必表现为现成共同体的赞同。若“普遍需要”由文化管理机构预先定义，伊里因科夫关于个别形式创造新普遍物的论证反而会被取消。其美学最有解释力的部分，是个别形式如何产生新的公共感受方式，而不是对具体流派的规范裁决。
《论偶像与理想》把人格和教育置于“理想从何而来”的思想史问题中。伊里因科夫反对从人的自然构造中推导社会理想。生物学能够说明身体的需要和发展前提，却不能回答何种劳动分工、财产关系、教育制度和生活目的应当成立；若把某种历史关系说成“符合人性”，往往只是把现存制度自然化。他同样反对把理想规定为纯粹道德意识对现实发布的命令，因为这种理想不能说明实现自己的物质力量和社会主体。ideal-human-nature
在其对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和马克思的叙述中，康德准确揭示了道德行动不能由自然欲望和经验利益直接推出，却把自由理想保留在实践理性的形式中；黑格尔把理想同历史发展联系起来，却倾向于在既有国家形式中看到理性的完成；费尔巴哈以人的感性本质反对思辨精神，但仍把人的本质理解得过于抽象。马克思的转折在于把理想的根据放入现实社会关系的矛盾和改变这些关系的实践。理想不是从现实之外提供完成图样，而是现有活动已经产生、又因其组织形式而不能普遍实现的能力和需要的自觉表达。
这就是《论偶像与理想》引述《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也不是现实必须与之相适应的理想，而是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的含义。该命题不是取消规范判断。若没有对异化、剥削、狭隘分工和人格受压抑的否定，也就不能说明何种“现实运动”具有解放方向。它所取消的是把理想当作细节完备的未来蓝图，再要求现实依照蓝图被外部塑造。规范内容必须在现实矛盾中得到说明：哪些社会能力已经形成，哪些关系阻碍这些能力为所有人掌握，哪些集体行动能够改变阻碍。
人的本质在这一意义上既不是生物属性集合，也不是脱离个人的抽象“类”。它存在于人类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文化总体，以及使个人能够进入这一总体的社会关系中。任何现实个人只能直接掌握总体的一部分；问题不在于消除一切差异，而在于现存分工是否把这种部分性固定为终身命运，是否使社会整体作为不受参与者控制的力量同个人相对立。人格理论由此转入异化和社会组织问题：个人自由不仅需要内在能力，也需要能够实际选择、改变和共同管理活动的制度条件。
伊里因科夫所谓人的“全面发展”常被误解为每个人都应同时精通所有职业或成为无所不能的“普遍天才”。《论偶像与理想》明确反对这种理解。现代社会的知识和技术规模决定了专业分工不可能简单取消；问题在于分工是否把个人封闭为一种局部操作，是否把协调社会活动的权力从参与者手中分离，以及个人能否理解自己的专门活动同共同整体的关系。全面发展首先指思维、感受、交往、身体活动、道德判断和创造等普遍能力不因职业位置而被系统剥夺，并使个人有现实可能选择和改变自己的主要活动。all-round-development
资本主义分工在伊里因科夫的论述中具有双重历史作用。它把社会劳动细分并发展出高度专门的科学、艺术和技术能力，同时又使这些普遍的人类能力以少数职业承担者的特权形式存在。产品、机器、科学知识和组织制度本是共同活动的结果，却作为外在力量规定个人能够做什么、如何生活以及怎样评价自身。异化因此不只是个人对工作感到陌生的心理状态，而是活动条件和共同力量同活动者相分离的客观关系。克服异化也不能靠改变个人态度，而要改变财产、劳动组织、教育机会和决策结构。
共产主义理想在这一框架中首先是一项人格发展的社会原则：物质生产、技术和制度应作为个人共同发展的手段，而不是反过来把个人固定为系统功能。自动化若只减少企业成本而使劳动者失去控制和生活保障，不会自动带来自由；技术只有在社会必要劳动的缩减转化为教育、公共参与、照护和自主创造的时间时，才可能成为全面发展的条件。同样，公共所有的法律形式也不自动等于共同管理；若劳动目的和资源配置仍由同参与者分离的机构决定，观念上的“全体利益”可能继续作为异己力量支配个人。
这也说明全面发展不是等待未来制度完成以后才开始的结果。不能参与共同目的的人，无法通过命令建立一个由自由人格构成的社会；教育、工作场所和公共制度必须在现存条件中扩大判断、协作和改变规则的能力。全面发展既是社会转变的目标，也是转变得以不再由少数人替多数人实施的前提。伊里因科夫在这里把教育论和政治理论连接起来：教会思维不是为既定系统生产更灵活的执行者，而是形成能够理解整体关系并参加共同自我管理的人。
伊里因科夫公开文本对这种自我管理的制度形式论述不足。他说明了抽象集体利益何以不能代替具体普遍关系，也批评把国家和技术机器当作人的目的，却较少系统处理权利保障、意见冲突、组织问责以及少数立场如何免受“共同需要”压制。迈丹斯基依据家庭档案和晚期材料重建的“机器式社会主义”批评，显示伊里因科夫已经意识到国家机器可能以社会主义名义维持个人同共同力量的分离；由于这项重建同时使用未刊笔记、回忆和研究解释，它仍未构成一部由伊里因科夫本人完成的政治理论。freedom-institutions
从伊里因科夫的人格概念推进到政治制度，至少需要补充两项中介。第一，共同目的应由受其影响的人持续参与形成，不由某个自称代表普遍物的主体一次性确定；第二，个人改变规则和拒绝特定安排的能力需要稳定的制度保障，不能只依赖道德勇气或杰出人格。在这些条件下，个人对共同事业的承担才构成自主活动，而非把外部命令内化为自我要求。
1966年《机器与人、控制论与哲学》由阿尔谢尼·谢尔盖耶维奇·阿尔谢尼耶夫（Арсений Сергеевич Арсеньев）、伊里因科夫和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达维多夫共同署名，收入《列宁的反映论与现代科学》。本文保留这一共同作者身份，不把各段论述无条件归于伊里因科夫个人；文章关于思维、文化和机器的基本结构同时与伊里因科夫同期著作高度一致，并为《论偶像与理想》中的技术批判提供了较系统的理论背景。machine-human-cybernetics
文章首先反对把“脑在思维”当作建立人工思维的充分前提。脑是人用来思维的器官，但孤立脑模型、附加感知器官的人工有机体，甚至形态上完整的人体模型，都不能自动取得思维能力。能力是个人在社会关系中掌握文明对象、语言、知识和活动规范的结果；个体脑的功能结构本身也在这种掌握过程中形成。这里的论点不是神秘化人脑，而是改变解释单位：思维不能由单个装置内部的输入—处理—输出结构定义，必须分析装置是否进入一个具有历史、劳动分工、共同目的和文化传递的社会活动总体。
因此，文章把“与人的智能相等的人工智能”问题推进到文化再生产问题。一台机器如果只执行人预先赋予的目的和形式，便仍是人类思维的局部器官，其结果不因复杂而自动成为机器自身的思想。若要在严格意义上成为独立思维主体，它不仅要能改变局部程序，还须拥有形成自身需要和目的、在内部矛盾中发展并再生产自身活动条件的共同生活。作者由此提出两个理论极限：完全独立的机器思维将意味着一种拥有自身文化和目的的机器文明；被纳入人类文明的机器若要获得完整人的思维，则须进入包括交往、艺术、情感和想象在内的人的全部文化形成过程。二者都远远超出把形式神经网络或算法能力等同于思维的设想。
想象在这项论证中不是可有可无的艺术附属物。程序能够在预先规定的规则和状态空间内变换符号，创造性思维却要求在对象条件变化时改变原有行动图式，发现先前没有被形式化为规则的关系。艺术和诗歌之所以被文章纳入思维条件，不是因为机器必须模仿某种文化消费，而是因为人的想象、情感和感性在历史上承担了形成整体预见、目的和新行动形式的功能。由此，形式化可以复制已经获得明确结构的操作，却不能仅凭操作数量说明目的形成、范畴改变和对象意义。
文章并不据此反对控制论或自动化。它明确把哲学批评的对象同技术发展的界限区分开：控制论可以而且应当把重复、程式化和模板化劳动交给机器，使人退出原本无需创造性判断的操作。问题在于，技术替代何种活动、节省的时间由谁支配，以及技术系统的目的由谁规定。若自动化只是把人的现有技能对象化为独立系统，同时使劳动者丧失活动控制，机器便从人的共同能力的工具转化为支配个人的组织形式；若它缩减必要劳动并扩大所有人参与科学、艺术、技术和公共决策的条件，才同全面发展的目标一致。
这条界线也是伊里因科夫技术批判的政治核心：技术应当是人的目的的手段，不能以“技术进步”“系统效率”或“机器自身的发展”成为无需说明的自身目的。它同晚期关于国家机器和“机器式社会主义”的未刊思考具有结构连续性——在两种情形中，人的共同活动能力都可能对象化为一个表面中立、实际上垄断目的设定的系统。不过，1966年共同署名论文讨论的是控制论哲学，不是一部关于数字技术或当代人工智能的预言；把它用于今天，必须重新分析训练材料、统计模型、平台所有权、劳动过程和治理制度，不能用半个世纪前的术语直接裁决当前技术的能力边界。
从人格理论看，机器问题最终不是人与设备比较谁“更聪明”，而是人的哪些活动被规定为可程序化操作，哪些人有权形成目的和修改程序。若教育的目标只是使个人适应机器已经规定的流程，人会被训练成系统的可替换部件；若教育使个人理解对象关系、技术结构及其社会目的，自动化才可能成为自主活动的物质条件。《机器与人、控制论与哲学》由此连接了思维着的身体、观念的东西、想象、劳动分工和共产主义理想，表明伊里因科夫的机器论不是其哲学的边缘时评，而是关于社会能力怎样对象化、又怎样重新归于个人的一个集中案例。
А. В.·波将金（А. В. Потёмкин）关于《黑箱的秘密》的回忆，为这组文本补充了传播史。该文最初于1964年3月刊登在罗斯托夫国立大学校报，后来以不同版本收入伊里因科夫文集。波将金把文章的发表置于控制论、信息论和数学逻辑迅速取得制度声望的背景中，并将伊里因科夫的讽刺对象概括为“机器比人聪明”的流行判断。这篇四十年后写成的回忆不能确定各版本的改动缘由，也不代表当时控制论共同体的统一立场；它确认了地方大学报刊在文章早期传播中的作用，并表明伊里因科夫的机器批判从一开始就进入科学教育和青年读者空间。potemkin-black-box
这段接受史也提示，《黑箱的秘密》的论战修辞必须同控制论的具体贡献分开。伊里因科夫所反对的是把不可见的内部过程一概转写为输入—输出函数，再据此声称已经解释思维；他并不否认黑箱方法在无法直接观察内部结构时具有工程和科学效用。操作研究、网络计划、自动控制和信息传输能够解决明确规定的技术问题，不能由其成功直接推出人的目的、意义和逻辑概念也已被同一模型解释。波将金的回忆倾向于把形式系统研究整体描述为短暂潮流，这一点不应直接沿用；形式方法的技术有效性同其哲学越界应当分别评价。
С. П.·尼卡诺罗夫（С. П. Никаноров）的回忆从技术专家的相反位置提出问题。1965年，他与系统研究者波别斯克·格奥尔基耶维奇·库兹涅佐夫（Побиск Георгиевич Кузнецов）在共青团中央参与一项组织研究，邀请伊里因科夫讨论辩证法对具体应用任务能提供何种方法。按照尼卡诺罗夫的记述，伊里因科夫将问题引向《资本论》和辩证法的一般使用，而没有指出一条可以直接操作的技术程序；尼卡诺罗夫因此以“不能夹着《资本论》处理应用任务”提出质疑，并在回忆结尾认为伊里因科夫没有完成辩证方法的“建设性化”。nikanorov-applied-method
这项证言的重要性不在于裁决谁在一次谈话中获胜。它揭示了“哲学方法”一词的两种要求。技术研究者希望方法能转化为模型选择、变量规定、方案比较和决策程序；伊里因科夫则把辩证法理解为发现对象自身矛盾、批判既有范畴并形成具体概念的逻辑，因而拒绝把它编成可脱离对象内容调用的工具包。从伊里因科夫原则看，若哲学在研究开始前即可给出适用于一切对象的操作步骤，就会恢复他一直批评的外加方法。然而，尼卡诺罗夫的质疑仍然有效：若辩证逻辑只能在《资本论》等经典完成后重建其方法，却不能说明研究者面对尚未解决的具体任务时如何组织工作，它作为方法论的规范意义就会变得不清楚。
二者之间不能以“技术理性”与“真正辩证法”的抽象对立解决。系统工程必须规定目标、边界和评价指标，这些规定本身包含社会关系和价值选择，因而需要哲学批判；辩证逻辑若要进入应用研究，又必须同领域知识、数据、模型和可执行程序合作，不能用总体性语言代替技术中介。伊里因科夫关于哲学不代替具体科学的主张，意味着哲学家没有义务为工程任务直接给出算法；但同一主张也要求哲学论证说明自己究竟在哪些概念决定上能够改变研究。尼卡诺罗夫的回忆由此构成对伊里因科夫方法论的一项外部检验，而非可以轻易排除的误解。
波将金与尼卡诺罗夫的证言合在一起，呈现了伊里因科夫同技术科学关系的双重面貌。他敏锐地批评控制论术语向心灵和社会问题的无条件扩张，并坚持机器活动须在人的文化和目的体系中规定；同时，他没有形成一套把辩证逻辑转化为系统分析程序的专门方法。前一项是其机器理论的哲学贡献，后一项是其同工程方法论对话的限度。回忆材料只能证明这一问题在交往中实际出现过，理论评价仍应以《黑箱的秘密》《机器与人、控制论与哲学》以及技术研究本身为依据。
伊里因科夫的人格、自由、教育和文化理论可以由一条连续结构加以理解。对象性活动使自然身体进入人类创造的对象关系；共同—分担活动使这些关系成为个人能够承担的行动；语言、概念和艺术形式使行动获得公共表达、反思和重新组织；教育使个人系统掌握这些文化能力；人格则在个人能够以这些能力判断具体情势、改变已有规范并创造对他人有意义的新形式时形成。自由不是这一过程之外的形而上学附加物，而是文化普遍物能够以个别自主活动继续发展的形式。
这一结构使伊里因科夫避免了几种常见分裂。人格不是自然个体之外的精神实体，社会性也不是压在私人自我之上的外部层；规范目标不是同现实因果无关的道德命令，现实运动也不是无须评价的事实过程；概念思维和艺术想象不是分别属于科学与艺术职业的封闭能力；自由也不是个人与共同生活之间的零和关系。它们都是客观社会形式如何成为个人能力、又如何经个人活动获得新形式这一问题的不同层次。
其理论边界同样集中在这条结构中。伊里因科夫对普遍能力和共同目的的强调，有时低估身体差异、情感关系和个人不以公共成就为中心的生活价值；把人格同有社会意义的创造相联，可能滑向成就等级；把自由同普遍需要相联，若缺少共同目的形成的制度理论，可能为集体名义下的强制留下空间；把教育理解为组织能力形成，也必须受儿童主体性、差异和拒绝权的限制；把艺术理解为新普遍形式的发生，则不能由理论家预先裁决何种个别表达具有普遍意义。
这些困难并不使人格理论同辩证逻辑的联系失效，反而表明这种联系必须贯彻得更彻底。具体的普遍物不能消灭个别差异，只有通过差异才能存在；共同目的不能只是多数人的共同特征或机构宣布的一般利益，必须在参与者能够修正的关系中取得现实；自由人格也不能只是把既定文化最充分地内化的人，而应是能够区分文化遗产中的普遍能力与异化形式、并参与重组二者关系的人。
由此，伊里因科夫的教育和共产主义理想不是其逻辑学的外部政治附录。逻辑学研究思维怎样把握对象的具体矛盾，人格理论研究这种思维怎样成为个人的生活能力，教育论研究能力形成的社会条件，文化论研究能力的客观保存和异化形式，社会理想则研究使普遍能力不再以牺牲多数个人为代价发展的关系。第十章将把这一统一结构放回战后苏联哲学的具体论争，考察伊里因科夫同科罗维科夫、季诺维也夫、谢德罗维茨基、利夫希茨、米哈伊洛夫、科普宁、凯德洛夫及心理学活动论进路的关系，并由此限定“创造性苏联马克思主义”和“伊里因科夫学派”等研究概念的适用范围。
确定伊里因科夫在苏联哲学中的位置，首先取决于如何规定“苏联哲学”这一研究对象。如果它只指由党政文件、通行教材和资格审查所确认的命题体系，那么伊里因科夫主要表现为这一体系内部屡受限制的批评者；如果它泛指苏联时期所有哲学家的工作，那么制度位置、理论方向和政治功能之间的差异又会被一个国别—年代标签抹平。较合适的研究单位不是抽象的“苏联思想”，而是由大学、科学院研究所、期刊、出版社、学术委员会、非正式讨论圈和跨学科合作共同构成的场域，以及在这些场域中围绕具体问题形成、分化和重组的研究方案。
伊里因科夫的学术生涯本身说明这种场域的复杂性。他因1954—1955年哲学对象论争失去在莫斯科大学正常授课的条件，却自1953年底起一直是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成员；其著作遭遇删节和搁置，同时又由科学院出版社、政治书籍出版社和《哲学问题》等重要机构出版；他批评教科书化的辩证唯物主义，也参与《哲学百科全书》撰稿、集体著作编写、学位评议和国际会议；其理论影响又通过心理学、教育学、美学和《资本论》研究扩展到哲学建制以外。“官方哲学家”和“体制外异议者”这两个分类均不足以概括上述多重位置。
制度位置和理论立场并非一一对应。相同机构可以在不同时期为研究提供条件或设置障碍，同一位学者也可能在某项争论中支持伊里因科夫、在另一项争论中持不同立场。鲍尼法季·米哈伊洛维奇·凯德洛夫、马克·莫伊谢耶维奇·罗森塔尔和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科普宁曾在研究所环境中给予其工作不同程度的支持，但并未共同接受伊里因科夫对哲学对象、辩证逻辑和观念的东西的全部规定；学术分歧也不自动等于行政压制。苏联哲学史的重建须分别考察论点、组织处理、出版决定和个人关系。
伊里因科夫所属的一代在战争结束后进入或重新进入大学。其思想形成既受斯大林时期哲学政治化的限制，也受战后高等教育扩展、科学研究恢复和经典文本重新阅读的推动。1947年围绕亚历山德罗夫《西欧哲学史》的“哲学讨论”、形式逻辑课程的恢复以及此后多次思想运动，并没有建立自由的专业论争制度，却使哲学的学科对象、逻辑训练和思想史解释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1953年以后出现的政治松动，又使青年教师和研究者能够更公开地质疑教材体系，但这种变化并未立即取消此前形成的组织语言和惩戒方式。
1954—1955年莫斯科大学事件恰好发生在这一过渡中。瓦连京·伊万诺维奇·科罗维科夫（Валентин Иванович Коровиков）的事后回忆把它置于1940年代末至1950年代初“批判运动”的延续中，同时也记载了学生、部分教师和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对论纲作者的支持。论纲最初是应院系要求提交的讨论文件，作者有意把表述写得尖锐，以为实质争论可以澄清哲学对象；后来它却进入学术委员会、党组织和教学检查的复合程序。事件的制度后果是真实的：科罗维科夫离开专业哲学研究，伊里因科夫也不能继续正常授课。但把此事仅解释为“一个真理受到整体体制迫害”，仍不足以说明论纲为何在当时触及敏感边界，也不能说明伊里因科夫此后何以仍能在科学院内部形成广泛影响。soviet-transition
论纲触及的是哲学知识的管辖范围。若哲学被规定为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之最普遍规律的科学，它便可以在具体研究之前判断何种科学结论符合“世界观”；若哲学只研究思维形式，批评者则担心唯物主义会失去关于客观世界的内容。伊里因科夫和科罗维科夫试图以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的统一消解这个两难：哲学不替代具体科学研究对象，却研究对象的普遍形式如何成为科学思维的形式。这项重新规定同时缩小了哲学的行政管辖权并提高了其理论要求，因而不仅是一项学科分类提议。
伊里因科夫能够继续研究，也依赖战后科学院内部并非完全同质的专业结构。研究所需要承担哲学史、逻辑、认识论、自然科学哲学、百科全书和国际学术交流等任务，无法仅靠教科书命题运行。内部评议、集体项目和期刊审稿会限制作者，也使复杂研究在特定编辑与学者支持下获得发表机会。《哲学百科全书》的条目写作尤其重要：伊里因科夫借“普遍物”“观念的东西”“单一”“现实性”等条目，在高度规范化的工具书体裁中重新引入黑格尔—马克思的问题结构。这个事实表明，其哲学不是从制度外部向内发言，而是在制度要求中争夺概念的含义。
战后苏联哲学复兴的一条重要线索，是对马克思《资本论》方法的重新研究。政治经济学著作在这里不仅提供已经成立的结论，也被当作理论思维如何从简单规定重建具体整体的范例。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矛盾、范畴体系和理论起点由此成为逻辑学问题。伊里因科夫1953年论文、1955年文章以及1956年书稿属于这一更广的研究背景，而不是孤立地产生于个人阅读。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季诺维也夫也以《资本论》材料研究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罗森塔尔等人则从唯物辩证法范畴分析《资本论》。共同对象并未产生统一答案。季诺维也夫逐步转向对科学推理、研究程序和语言形式的严格分析，后来成为形式逻辑的重要代表；伊里因科夫则坚持方法不能被抽离为研究者可任意选择的操作规则，逻辑次序必须表达对象本身在历史发展和现实结构中的关系。二人的分歧不是一方研究逻辑而另一方拒绝逻辑，而是“逻辑”究竟主要指推理表达的形式、认识活动的程序，还是在社会实践中获得客观内容的思维范畴。capital-logic-generation
这一差异也决定了两人对黑格尔的不同使用。伊里因科夫认为，黑格尔的功绩在于把概念看作能够发展和产生具体规定的形式，但必须由马克思对劳动、价值形式和社会关系的分析把这种运动从独立精神转回现实对象；季诺维也夫则日益强调黑格尔论证的语言和推理缺陷，并把科学方法转化为可明确分析的逻辑程序。双方早期存在实际交往，研究所回忆还记载他们共同参与墙报编辑和非正式讨论；后来尖锐的理论对立并未消除伊里因科夫对形式逻辑工作的有限肯定。把这段关系写成从共同“黑格尔主义”到个人决裂的故事，会遮蔽两种逻辑研究方案各自的对象。
《资本论》研究还提供了一个横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方法论的公共语言。抽象劳动、商品、价值形式和资本不仅是经济范畴，也被用于分析理论起点、观念的东西和对象化。但这种跨学科使用伴随风险：哲学家可能把《资本论》的特定结构普遍化为所有科学唯一的方法，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内容也可能退化为逻辑例证。伊里因科夫反复强调理论上升须以经验和历史研究为前提，正是要限制把《资本论》变成先验范畴图式；其同代人的不同工作，则显示“《资本论》的逻辑”本身不是一个没有争议的固定对象。
1950年代莫斯科青年哲学家围绕逻辑和科学认识形成的讨论，后来常以“莫斯科逻辑圈”及其后继的莫斯科方法论圈来叙述。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格奥尔基·彼得罗维奇·谢德罗维茨基（Георгий Петрович Щедровицкий）、鲍里斯·安德烈耶维奇·格鲁申（Борис Андреевич Грушин）和梅拉布·康斯坦丁诺维奇·马马尔达什维利等人在这一脉络中研究科学推理、任务结构、方法和认识活动。伊里因科夫同其中多人有师生、同事、讨论或论争关系，却不宜因此被列为后来方法论运动的成员。他同这些研究者共享的，是对教材结论和抽象世界观的不满；其分歧则在于能否把思维作为一种具有特殊结构的认识活动，独立于对象内容加以方法论分析。
谢德罗维茨基后来把思维和活动视为能够通过图式、程序、组织形式及反思机制进行系统研究的对象，并以长期集体研讨发展出不同于学院哲学的工作方式。这一路线同伊里因科夫的对象性活动论有术语上的接近，却不能合并。伊里因科夫所说活动首先是改变自然和社会对象的现实过程，逻辑形式是这种活动所揭示和组织的对象形式；若把“活动”泛化为对任何符号、程序或组织操作的总称，他会认为对象性内容已被方法图式取代。方法论圈则要求专门分析思维活动的构成、规范和再生产，不能满足于从对象的辩证运动直接说明方法。
迈丹斯基根据1961年马马尔达什维利学位论文答辩记录，把这场分化概括为“方法论者”与“认识论者”、季诺维也夫路线与伊里因科夫路线之间十年论争的阶段性结果。这个概括有助于辨认阵营，却容易造成术语倒置：在1954—1955年，伊里因科夫和科罗维科夫正因把哲学对象集中于思维而被批评为“认识论主义者”；马马尔达什维利则反过来认为伊里因科夫对思维与存在同一性的强调不足以说明认识形式的特殊性。标签随论争语境改变，不能作为固定学派名称。methodologists-epistemologists
答辩争论的理论内容比阵营标签更重要。伊里因科夫指责马马尔达什维利没有充分理解黑格尔把生活和实践引入逻辑的意义；马马尔达什维利则指出，同一社会实践可以产生科学、艺术和各种虚幻的转换形式，因此不能由实践来源直接推出意识形式与存在的同一。前者要求认识形式最终由现实活动和对象关系说明，后者要求分析意识形式怎样取得相对独立结构、甚至遮蔽其现实来源。二者后来分别发展为辩证逻辑和意识—转换形式研究的重要方向。这里不存在一个简单胜负，而是实践中介论必须同时面对客观内容与形式自主性的张力。
伊里因科夫在苏联逻辑论争中的位置，长期被误写为以辩证法拒绝形式逻辑。事实上，他反对的是把形式逻辑对命题、符号和推演的研究扩张为关于思维本性的全部哲学，而不是否认形式—数学逻辑有独立对象。形式逻辑研究思维在语言和符号中的外部表达，检验术语是否保持同一、推演是否有效、表达中是否出现不允许的矛盾；辩证逻辑则研究概念内容怎样由对象关系形成、范畴怎样在矛盾中发展，以及理论怎样再现具体整体。两者不能互相替代。
迈丹斯基在《伊里因科夫逻辑中的思维与语言》中引述一份待刊讨论稿：伊里因科夫明确承认季诺维也夫研究思维的“外部形式”是一项对科学有用且重要的工作。即使在晚期，他也坚持形式逻辑的矛盾禁律对于语言表达具有“绝对效力”；辩证矛盾不能成为术语混乱和互相否定命题并置的借口。真正的分歧在于，语言形式是否能够说明概念内容。伊里因科夫认为，只有分析对象及改变对象的实践，才能判断同一词语之下是否已经形成不同对象规定，也才能说明表面矛盾是否表达现实关系。zinoviev-formal-logic
这种分工仍留下边界问题。语言并不只是在思想完成以后给它披上外衣，符号化也会改变可提出的问题、证明方式和科学对象。若把形式逻辑完全限制为“外部形式”，便可能低估形式系统对理论内容的构成作用；若从形式系统的生产力推出全部思维都是符号演算，又会失去科学概念同对象的关系。季诺维也夫与伊里因科夫的论争最有价值之处，不是要求研究者在两种逻辑之间选边，而是迫使逻辑学同时说明有效推演、概念形成和对象真理之间的关系。
伊里因科夫对形式逻辑的尖锐措辞还须放回当时的学科竞争。形式逻辑曾因意识形态原因受到压制，恢复后需要确立专业合法性；辩证逻辑则既可能成为教科书辩证法的同义词，也可能像伊里因科夫所要求的那样成为概念发展理论。双方不仅争论理论对象，也争论课程、期刊、学位和研究资源。在这种条件下，哲学论证常同学科边界防卫交织。今天若只摘取彼此的论战语句，容易把制度竞争误当作纯粹概念分歧。
伊里因科夫的辩证逻辑不是一个人在学院边缘完成的工程。科普宁从科学认识、假说、理论和真理问题研究辩证法，强调辩证法、逻辑和认识论的联系；罗森塔尔把《资本论》的范畴和方法作为唯物辩证法研究对象；凯德洛夫则长期从科学分类、科学史和辩证方法处理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他们的工作同伊里因科夫在问题上重叠，在哲学对象和范畴解释上却并不完全相同。科罗维科夫回忆三人在研究所内帮助年轻伊里因科夫抵御行政攻击，属于当事人关于制度支持的记载，不能据此推定一个观点一致的辩证逻辑派别。dialectical-logic-network
科普宁的意义尤其在于把辩证逻辑同现实科学研究连接，而不是只作哲学史复述。他主持或参与的研究环境，使逻辑与认识论可以围绕科学问题形成专业议程；其在伊里因科夫博士论文答辩中的支持，也说明学术评价并非由单一行政立场决定。但科普宁更倾向于在科学认识过程、理论形式和研究方法的框架中讨论辩证逻辑，伊里因科夫则不断把这些形式追溯到对象性活动、社会劳动和《资本论》的价值形式。共同主张辩证法是逻辑和认识论，尚不能消除分析单位的差别。
凯德洛夫对自然科学史和科学分类的关注，又与伊里因科夫反对“哲学概括自然科学最新成果”的立场形成复杂关系。伊里因科夫并非认为哲学可以无视科学，而是反对哲学被动汇总某一时期科学家的通行观念。他要求哲学以自身范畴批判科学思维中尚未自觉的前提。凯德洛夫的科学史研究则显示，学科分化和综合本身具有历史逻辑。二者可以在反对行政教条上相遇，却对哲学如何进入具体科学材料给出不同重心。
这一网络还通过阿拉木图、基辅等地的研究机构扩展。伊里因科夫参与或影响了关于辩证逻辑、理论认识和《资本论》方法的集体研究，许多文本以论文集、会议材料和内部评议形式存在。由此形成的不是以一套教义和组织资格界定的学派，而是一个共享文献、范畴和论题的研究空间。其成员可能在矛盾、普遍物、实践或逻辑与历史问题上相互引用，同时在自然辩证法、语言、主体性和本体论上发生实质分歧。
“活动论进路”是后来的研究者为战后苏联哲学和心理学中一组相关工作使用的概括，并非伊里因科夫用来给自己命名的固定术语。迈丹斯基和维萨·奥伊蒂宁（Vesa Oittinen）指出，苏联教材当然反复引述马克思关于实践的命题，但伊里因科夫的特殊贡献在于尝试由对象性活动说明思维的发生和结构，而不只是把实践列为认识来源或真理标准。研究这一进路，必须区分对“活动”一词的仪式性使用和把活动作为理论解释原则的工作。activity-approach-position
Л. К.·瑙缅科（Л. К. Науменко）在《作为辩证逻辑原则的一元论》中从实体、样式和形式生成讨论科学范畴，把社会活动视为思想对象化于语言和理论形式的过程。根里赫·斯捷潘诺维奇·巴季谢夫（Генрих Степанович Батищев）则强调对象不是主体任意加工的原料，活动必须服从对象自身的关系；后来他越来越警惕把一切存在都置于活动范畴“管辖”之下，并批评活动主义可能成为对对象的暴力。两人的道路说明，从伊里因科夫问题出发并不必然保持其实体、劳动和对象性活动概念。naumenko-batishchev
尤里·尼古拉耶维奇·达维多夫（Юр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Давыдов）从异化、自由、文化和西方社会理论等问题发展自己的工作；他同伊里因科夫在1950年代讨论圈中关系密切，也曾承担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俄文版导言等工作。这里必须再次同心理学家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达维多夫区分。前者属于哲学—社会学研究脉络，后者以学习活动和发展性教学著称。二人都同伊里因科夫有关，但一个主要进入异化和社会理论史，一个把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与具体的普遍物转化为教学研究问题。
费利克斯·特罗菲莫维奇·米哈伊洛夫的《人的自我之谜》把人格内在世界理解为对象文化和人际关系经掌握而形成的结构。迈丹斯基通过比较1964年和1976年两个版本指出，初版更强调思想与词语共同发生，第二版则把对象性活动规定为思维和人的自然存在的共同实体；他把这种变化同米哈伊洛夫结识伊里因科夫以及二人长期讨论联系起来。这个版本比较能够显示理论影响，却不能把米哈伊洛夫后期观点简单归为伊里因科夫的复制。米哈伊洛夫持续强调交往和“现实生活的语言”，在语言、共同关系和自我发生问题上形成了独立重心。mikhailov-practical-materialism
所谓“伊里因科夫的学生”也有多种含义：有人曾听其授课或接受论文指导，有人参加家庭和研究所讨论，有人把其著作作为理论起点，也有人是在批评中发展出自己的方案。迈丹斯基在访谈中把尤里·达维多夫、瑙缅科、巴季谢夫等称为其有才华的学生，是对思想谱系的概括，不等于一个具有正式成员名册和共同纲领的学派。若忽略这些差异，“伊里因科夫学派”会成为把一代人的多条道路都归于单一中心的回溯性名称。
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利夫希茨同伊里因科夫的关系，为理解苏联马克思主义内部另一条传统提供了入口。1950年代，伊里因科夫、瑙缅科和德国留学生赫尔穆特·赛德尔（Helmut Seidel）等人在翻译、讨论卢卡奇《青年黑格尔》时，经卢卡奇建议拜访利夫希茨。利夫希茨曾同卢卡奇在1930年代莫斯科时期密切合作，重视马克思恩格斯的美学、古典文化遗产和艺术真理。这个交往把大学和研究所青年人的黑格尔—马克思研究，同较早一代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传统联系起来。lifshits-lukacs-circle
伊里因科夫高度评价《青年黑格尔》，也重视利夫希茨对文化庸俗化和主观任意的批评。他关于艺术、理想、想象和全面发展的论述，同利夫希茨坚持艺术具有客观真理内容的立场存在重要亲缘。但亲近关系没有消除概念分歧。利夫希茨认为自然中也存在不依赖人的客观规范或“观念尺度”，批评伊里因科夫把观念的东西限于社会活动的代表关系；伊里因科夫则以劳动、价值形式和文化对象化说明观念形式，拒绝把自然完善性同社会历史形成的观念形式合并。双方晚期关于观念的东西的争论，显示“古典马克思主义文化传统”内部并无单一理论。
伊里因科夫同卢卡奇的关系也不能只用“西方马克思主义影响”概括。他阅读、翻译并评议卢卡奇，肯定后者从黑格尔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和异化问题；同时，他反对把辩证法规定为一套关于存在一般结构的本体论。其为《社会存在本体论》撰写的内部评议既表现尊重，也保留这种根本距离。伊里因科夫因而处于苏联哲学与通常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交叉点，但不完全属于后者的自我谱系。相关国际传播和论战将在第十二章专门讨论。
伊里因科夫在哲学史中的位置还因其同心理学和教育学的持续交叉而改变。维果茨基、列昂季耶夫和加尔佩林提供了高级心理功能社会发生、对象性活动和定向活动的研究传统；梅谢里亚科夫及扎戈尔斯克教育把这些问题置于具体教育组织；瓦西里·达维多夫则把理论思维和学习活动发展为系统研究计划。伊里因科夫没有转为实验心理学家，却以哲学范畴介入心理的“细胞”、能力形成、思维与语言以及人格问题。
这种交叉不是哲学向心理学单向输出。盲聋教育和发展性教学迫使辩证逻辑回答其概念在发生研究中意味着什么：对象形式怎样通过共同活动成为儿童能力，普遍关系怎样在感性动作中被发现，语言何时以及如何重组行动，教育中的帮助怎样转化为自主活动。相应地，心理学材料也暴露伊里因科夫理论对情感、早期交往和语言独立作用讨论不足。活动论进路因此不是以哲学为中心、各门学科接受应用的等级结构，而是一个相互修正的跨学科问题域。
瓦西里·达维多夫及其同事所形成的发展性教学，通常被视为伊里因科夫影响最具制度延续性的领域之一。这里的“影响”应具体理解为对经验概括、理论概念、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和教育目标的共同讨论，而不是把课堂方案从哲学著作直接推导出来。心理学的年龄问题、实验设计、课程结构和学习动机有自身证据要求。正因为两者不能合并，哲学与教育研究之间的持续对话才具有实际内容。
伊里因科夫既不是以否定马克思主义为目标的反对派，也不是负责为既有制度提供哲学辩护的意识形态官员。他以马克思、列宁、斯宾诺莎和黑格尔的语言批评苏联哲学及社会现实，始终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方法尚未在现存社会主义中实现。正因如此，其批评对制度具有特殊压力：它不是从一个可被归类为“外部敌对思想”的位置发出，而是在制度宣称的理论原则内部追问实践、人格、异化和国家消亡。
费利克斯·米哈伊洛夫的回忆明确说，伊里因科夫不是当时通常意义上的持不同政见者，同时记载他阅读索尔仁尼琴、奥威尔并同情若干受压制的文化现象。这类证言说明私人阅读和交往氛围；对其政治立场的重建仍以公开文本、书信和档案笔记为依据，不能从某一本私下阅读的著作直接推演。伊里因科夫的党籍、研究所职位、马克思主义认同、对苏联现实的批评和出版受限可以同时成立。institutional-critique
非正式讨论空间在这种处境中格外重要。1950年代中期，伊里因科夫家中聚集过科罗维科夫、季诺维也夫、两位达维多夫中的尤里与瓦西里、列昂尼德·帕日特诺夫、卡尔·坎托尔、鲍里斯·施拉金等不同领域的青年学者；关于黑格尔、马克思、艺术、异化和科学方法的交流并不依照正式教研室边界进行。回忆录还记载与利夫希茨、特瓦尔多夫斯基、卢卡奇通信及研究所同事的交往。这些家庭讨论不是一个秘密组织，也没有统一理论文本，却补充了正式会议难以容纳的长时段问题讨论。informal-public-space
非正式空间也不天然自由平等。回忆者的记载会突出自己参加的圈子，后来的思想声望又会反向改变人们对早期交往的意义判断。某人曾在伊里因科夫家中出现，不能证明其思想来自伊里因科夫；友谊、论争、学生关系和共同项目须分别确认。把所有交往者列为“伊里因科夫圈”同把他写成完全孤立一样，都会扭曲当时哲学公共空间的多中心结构。
当代研究常用“创造性苏联马克思主义”概括伊里因科夫及其相关思想者，目的是反对把全部苏联马克思主义等同于行政教条。这个概念具有必要的纠偏作用，却不是当时边界明确的组织名称。它可以指在苏联制度内部重新阅读马克思、黑格尔和斯宾诺莎，发展逻辑、活动、心理和文化理论的多种工作；不能据此假定这些作者共享政治立场、哲学对象和方法。尤其不能以“创造性”作为纯粹褒义筛选，把不符合今天兴趣的苏联研究再次排除出历史解释。
“伊里因科夫学派”较适合指一个存在直接教学、共同研究和明确概念继承的窄范围网络，或者指后来的阐释传统；若用于季诺维也夫、谢德罗维茨基、马马尔达什维利、利夫希茨、科普宁乃至整个活动心理学，它便失去辨别力。这些人有的同伊里因科夫激烈论争，有的只在部分问题上接近，有的代表先于他的独立传统。影响史应通过文本引用、课程、共同项目、版本修改和当事人证言证明，不能只凭术语相似建立谱系。
“活动论进路”的范围比伊里因科夫直接学派更广。它横跨哲学、心理学和教育学，最低限度的共同问题是：人的思维、心理和人格能否由对象性活动及其社会历史形式说明。但在“活动”的主体、对象、基本单位、语言作用和规范意义上，列昂季耶夫、加尔佩林、谢德罗维茨基、巴季谢夫、米哈伊洛夫、达维多夫和伊里因科夫都有差异。将这一名称用于研究问题群是有效的，将其当作已经统一的理论则会掩盖最重要的论争。
更准确的定位是：伊里因科夫是战后苏联哲学重建辩证逻辑和实践唯物主义的一处中心，而不是唯一中心。他以哲学对象论争和《资本论》方法研究改变了逻辑议程，以观念的东西概念连接价值形式、文化和心理，以对象性活动连接哲学、心理学和教育，以人格与全面发展问题把逻辑学推进到社会规范理论。他的中心性表现为许多同代人必须回应这些问题，而不是所有回应都成为其理论的分支。
这一定位也解释了伊里因科夫遗产为何不能只由生前出版的几部著作呈现。学院内部评议、未刊报告、论争记录、书信、家庭讨论和他人为其保存的手稿，共同构成其思想实际发生的环境；但这些材料的证据等级并不相同。第十一章将转向文本保存和档案史，考察伊列什、诺沃哈特科、拉斯金、列克托尔斯基、迈丹斯基及其他编辑者如何使这些层次逐渐可见，并说明2004年回忆录、2018年文集、多卷本文集、2024年回忆资料和2026年《青年伊里因科夫：档案研究》分别改变了哪些既有认识。
伊里因科夫研究在相当长时期内主要依据几部生前出版的著作和少量身后文集展开。这一状况容易形成一种具有误导性的作者形象：仿佛他的思想沿着《科学理论思维中抽象与具体的辩证法》《论偶像与理想》《辩证逻辑》和《列宁主义辩证法和实证主义形而上学》几部书依次发展，其余文章只是这些著作的局部说明。近二十余年的档案整理已经表明，实际文本遗产远比这条出版序列复杂。早期研究笔记、教学计划、学位材料、未刊讲稿、百科条目、内部评议、会议发言、书信和遭删改的书稿，不仅增加了作品数量，而且改变了若干核心问题的发生史。
这种改变首先要求区分“作者的文本遗产”与“作者的著作”。著作通常指经作者安排结构并以相对定型形态公开发表的作品；文本遗产还包括未完成的手稿、不同阶段的改稿、为特定会议准备的提纲、编辑部或研究所内部使用的意见以及未经作者决定公开的私人笔记。后者能够说明一个概念怎样形成、一个论证曾经有哪些分岔，也能够揭示公开文本受到何种制度和体裁限制；但它们不能自动取得同生前定稿相同的权威。研究者若以一页晚期札记纠正一部生前著作，或者把身后编者重新组合的文本当作作者计划的整书，所得结论仍可能比只读生前出版物更加失真。
伊里因科夫的遗产没有完整进入单一公共档案。家庭档案保存大量草稿和通信；苏联科学院及哲学研究所档案保存人事材料、年度报告、会议记录和内部评议；莫斯科大学、党务机关及其他机构保存1954—1955年论争文件；一些手稿还曾由个别编辑者保管。各类材料的所有权、保存地点、开放条件和出版状态并不一致。“伊里因科夫档案”因而是家庭材料与多个机构档案构成的来源集合，而非已经封闭、目录统一的馆藏名称。archive-preservation-history
档案材料的散布也解释了为何重要发现往往不是新写作的突然出现，而是既有文本身份的重新确认。早期笔记可能被证明是学位论文的准备稿，会议提纲可能同后来文章存在连续段落，一份无题稿可以由纸张、打字机、引文和相关书信获得大致年代。这里的“发现”至少包含三种不同工作：找到此前未知的物质文献，确认已知文献的作者和年代，以及通过版本比较恢复被删去或被编辑改写的内容。三者都需要书目、档案学和文本校勘，不能由主题相似性代替。
迈丹斯基关于家庭档案的研究提供了这一保存过程最具体的说明。伊里因科夫虽通常以发表为目的写作，却保留同一工作的多个草稿；其妻奥尔加·伊斯梅洛芙娜·萨利莫娃（Ольга Исмаиловна Салимова）把废纸篓中的草页另行收存，使不少被作者放弃、重写或未能发表的文本得以留下。这种家庭保存方式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也决定了档案最初并非依照作品、年代和版本关系编排的学术收藏。草页、连续页码中断的残稿和同一论题的多份改写，需要后来的编辑者重新辨识。
现存档案也不是完整遗产。迈丹斯基报告，《心理与身体》残稿最后存留页标为第五十九页，另有一份讨论现代科学中形象与思想关系的文本仅存第一百一十八页；马列耶夫曾见过带有奥伊泽尔曼批注的《精神宇宙论》原稿，但该稿未在家庭档案中找到。诺沃哈特科提及的前线笔记、文学构思和若干早期手稿同样尚无可核验的完整馆藏记录。对这些材料只能分别使用“存有残页”“回忆者称曾见”“编辑者曾引述”或“目前未找到”等表述，不能把缺失文本的推测内容纳入伊里因科夫已经成立的思想体系。archive-losses
阿列克谢·格里戈里耶维奇·诺沃哈特科（Алексей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Новохатько）在身后文本保存和出版中占有关键位置。迈丹斯基称，他约三十年间是能够接触家庭档案的主要专业研究者，先后整理出版1956年《科学理论思维中抽象与具体的辩证法》书稿、数十篇短文和若干理论书信；1991年《哲学与文化》的编纂、身后文章的说明以及后来《心理学》等文本的刊布，也使此前散见或未刊的思想进入研究视野。没有这一阶段，1990年代以后关于早期书稿、心理学和人格理论的讨论将缺少基本文本条件。novokhatko-editorial-stage
诺沃哈特科的工作同时说明早期遗稿出版的编辑限制。身后文集通常服务于“使作品可读”和“尽快保存重要思想”，未必提供手稿物理描述、全部异文、删改层次和编辑介入记录。编者拟题、按主题重排、清理重复或把不同稿本合并，在一般文集编辑中并不罕见；若这些处理没有逐项标明，研究者便难以判断一段文字属于作者最终修改、早期方案还是编者选择。对1991年《哲学与文化》、1984年《艺术与共产主义理想》及同类文集，应既承认其开创性，也继续追溯所收文章的初刊或手稿来源。
家庭档案还涉及私人保管与公共研究之间的张力。家属保存了本可能散失的材料，并有权决定接触和出版条件；学术研究则需要稳定的目录、可复核的文本和明确的版本说明。两者不能通过宣称“思想遗产属于全社会”而简单统一。可靠的档案工作须在权利人同意、机构保存、学术编目和公开出版之间建立程序，使研究者能够说明自己见到的是什么材料，而不把私人接触转化为不可复核的权威。
档案工作在2010年代中期进入新的阶段。伊利亚·拉斯金（Илья Раскин）开始对家庭材料作系统整理，并同伊里因科夫之女叶莲娜·埃瓦尔多芙娜·伊列什（Елена Эвальдовна Иллеш）准备“伊里因科夫档案的研究与描述”项目；项目由弗拉季斯拉夫·亚历山德罗维奇·列克托尔斯基（Владислав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Лекторский）主持。随后，手稿被数字化并大体按年代分类，材料目录和多卷本出版工作逐步形成。拉斯金未能见到后续成果完成，但其从零散保管转向系统描述的工作，是当前出版基础的重要环节。archive-project-2015
伊列什的作用不只在于提供家庭档案。她还在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莫斯科大学及相关政治机构档案中查找同伊里因科夫有关的外部文件。作者自己的手稿只能告诉研究者他如何表述事件，机构会议记录、来往公文、学位评议和党组织材料则能够重建不同参与者的发言及组织处理。1954—1955年哲学对象论争因此由一段主要依赖当事人回忆的经历，逐渐转化为可以比较论纲、会议速记、组织决议、通信和年度报告的事件史。
机构档案又必须在其行政功能中解读。会议记录不等于中立的逐字再现，速记可能有漏记和整理，党务文件依照特定分类语言描述理论争论，年度报告则同时承担工作考核。它们可以校正回忆中的年代、参与者和程序，却不能被直接当作论争思想内容的最终解释。相反，私人手稿也不是更“真实”的自动保证：作者为申诉、教学、出版和朋友通信所写的文本各有预期读者。档案研究的进步不在于用一种材料取消另一种，而在于确定每份材料为何形成、由谁保存、经过何种编辑才到达读者。
迈丹斯基此后获伊列什许可参与家庭档案工作，整理、编目并研究未刊材料。他的《伊里因科夫家庭档案的新发现》既是阶段性发现报告，也是对这些材料的哲学解释。文章把早期马克思研究、黑格尔《精神哲学》评注、意识讲稿、心理学残稿、国家问题和马马尔达什维利答辩记录连接为一条思想发展线索。其材料说明具有直接书目价值；至于“实践唯物主义”“机器式社会主义”或伊里因科夫同维果茨基关系的理论意义，则属于迈丹斯基依据档案提出的解释，需要同手稿正式出版和其他研究相互检验。
根纳季·瓦西里耶维奇·洛巴斯托夫（Геннад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Лобастов）编纂的《回忆中的埃瓦尔德·瓦西里耶维奇·伊里因科夫》于2004年由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出版，是研究伊里因科夫生平、交往和接受史的基础文献。全书收入二十四篇文字，作者包括家人、朋友、同事、学生、教育工作参与者和后来的研究者。苏沃洛夫、米哈伊洛夫、瑙缅科、赛德尔、沃多拉佐夫、利夫希茨、科罗维科夫、马列耶夫、梅茹耶夫等人的文章，分别提供盲聋教育、家庭讨论、《青年黑格尔》翻译、1954—1955年论争、学术影响和晚年处境的不同观察角度。memoir-volume-2004
这部回忆录的价值不在于给出一部意见一致的集体传记。不同作者同伊里因科夫的关系持续时间、接触场景和理论立场各异：科罗维科夫是早期论纲共同作者，利夫希茨是重要的前辈和论争者，米哈伊洛夫既是朋友也是具有独立方案的哲学家，苏沃洛夫则从教育经历和私人交往进入。将这些文章并置，可以看到同一人物在大学论争、研究所工作、家庭聚会、教育实践和身后学派形成中的不同形象。它也保存了正式履历很少记录的阅读、谈话、授课风格和情感关系。
回忆材料的证据限制同样显著。文集出版距若干事件已有数十年，作者会以伊里因科夫身后的声誉、苏联解体后的政治语言和自己后来的理论道路重新组织早年经验。对话往往没有同期记录，准确措辞难以复原；关于他人动机、政治判断和精神状态的叙述尤其容易把回忆者的理解写成被回忆者的自我说明。不同篇章之间的矛盾不应由研究者选择最符合既有形象的一篇加以消除，而应作为记忆位置不同的证据。
回忆录主要回答“谁在何种关系中怎样理解伊里因科夫”。1955年会议、书稿删改、晚年政治态度和死亡原因还须参照会议记录、书信、编辑档案和可确定年代的手稿；思想影响则需进一步比较著作版本、引用和共同项目。回忆中的人格形象本身构成研究对象，但不承担文本史的功能。
2016年出版的《围绕哲学对象论纲的激情（1954—1955）》由伊列什编纂，以伊里因科夫和科罗维科夫的论纲为中心组织同期文件。该书的意义不只是“重新发现一篇名文”。它把论纲、早期稿、会议和组织材料放回事件过程，使研究者能够区分1954年提出的哲学命题、1955年的政治—学术处理和后来的回忆叙述。论纲此后于2020年首次在《哲学问题》以期刊形式发表并附诺沃哈特科评注，进一步确认了其文本身份；但2016年档案集仍是理解事件文件链的首要入口。theses-volume-2016
这一出版修正了“伊里因科夫先完成成熟辩证逻辑、随后因公开挑战官方哲学受到处理”的简化叙述。现存材料显示，哲学对象问题同《资本论》方法课程、逻辑论争和教学实践同时展开；论纲是共同写作，并有此前准备稿与后续表述。研究者据此可以分别引用论纲定稿、伊里因科夫个人笔记和1955年会议中的辩护，而不把整个事件压缩成一句固定口号。
2018年《观念的东西与现实：1960—1979》同样由伊列什以作者—编纂者身份整理。该书按一个较长时段汇集同观念的东西、心理、身体、文化和社会现实有关的文本，收录若干未刊或难见材料。它使研究者能够在1962年百科条目、1968年同杜布罗夫斯基的论争、1976年前后手稿和1979年文章之间建立更细的文本比较，也为《心理与身体》残稿、晚期社会批判等问题提供材料。ideal-reality-volume-2018
不过，《观念的东西与现实》是身后专题文集，不是伊里因科夫生前设计的一部同名著作。书名和编排表达编者对材料关联的理解，不能据此认定作者曾把所收各文视为一部连续论著。同一文本若有初刊、手稿和文集版本，研究仍应以可确定的作者发表史和异文比较为基础。专题文集的优势是呈现问题群，局限则是容易使主题编排覆盖年代差异和体裁差异。
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名义下、由Канон+出版的《伊里因科夫文集》自2019年开始陆续问世。最初书目按十卷规划；迈丹斯基2024年介绍家庭档案工作时已判断，实际规模可能增加一至两卷。根据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和俄罗斯国家电子图书馆可核验的书目，截至2026年已经出版九卷：第一卷《抽象与具体》（2019），第二卷《范畴》（2020，书目亦注明实际印行时间差异），第三卷《理想》（2020），第四卷《辩证逻辑》（2020），第五卷《观念东西的辩证法》（2021），第六卷《哲学百科全书》（2022），第七卷《马克思的逻辑》（2023），第八卷《辩证法史》（2024），第九卷《人与历史》（2026）。因此，此时只能称其为仍在出版中的多卷本文集，不能写作“已经完成的十卷本”。collected-works-status
多卷本的首要贡献，是把生前著作、散文、百科条目、未刊手稿和档案材料置于较稳定的系列书目中。第一卷恢复早期完整书稿的地位，第二至第五卷大体呈现1960年代至1970年代的逻辑、理想、文化和观念的东西问题，第六卷汇集百科与工具书条目、报刊文字、前言、书评和访谈，第七卷集中早期马克思与《资本论》研究，第八卷汇集辩证法史材料，第九卷则转向人的本质、异化、机器、社会主义、目的和国家等社会历史问题。原先分散于难见期刊、编辑文集和私人档案的材料，由此能够在一个持续系列中相互参照。
这种编排不是严格的单线年代顺序，而是年代与主题结合。它适合呈现伊里因科夫持续处理的问题，却要求读者保持文本类别意识。某卷可以同时收入生前出版的成书、身后初刊手稿、内部评议和编辑恢复稿；卷名是编纂单位，不必然等于作者自己的著作单位。第五卷题为《观念东西的辩证法》，不能因此把卷内全部文字当作1976年同名手稿的组成部分；第七卷《马克思的逻辑》也不是伊里因科夫写定的一部同名专著，而是围绕马克思方法组织的材料集成。
《文集》得到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辑者和系统档案工作的支持，其书目、注释与首次发表材料显著推进了研究；它仍不同于公布底本、稿本层次、删改记录、异文和编辑原则的严格批判版。不同卷的材料来源及处理方式需要逐卷检查。对于已有生前初版和身后改订版的《辩证逻辑》，研究者尤其须比较1974年初版、1984年第二版及多卷本所采用的文本，出版时间的先后不自动构成版本优先级。collected-works-method
第九卷《人与历史》尤其显示档案出版正在改变政治哲学研究的边界。出版社书目称，该卷收入生前未刊的社会历史论述，并首次完整刊布关于社会主义两条历史发展道路的晚期书稿。此类材料使国家、商品生产、人与机器及异化问题可以超出回忆和删节身后版而获得直接文本基础。对手稿、删节版和新刊文本的逐段比较完成以前，卷册简介只说明出版范围，编者恢复的完整性也不等于作者已经最后定稿。
迈丹斯基2024年文章所概述的发现，可以分为几个相互关联而又证据性质不同的材料群。第一组是1950—1953年学位论文准备稿。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对马克思1844年巴黎手稿的使用。当时相关手稿尚无完整俄译，伊里因科夫已经围绕“直观”、人的主体性和“实践—精神地掌握世界”讨论旧唯物主义同实践唯物主义的差别。这些材料使其活动概念的形成时间明显早于1960年代公开论述，也表明早期《资本论》方法研究并非只处理理论范畴的逻辑次序。
第二组是黑格尔《精神哲学》评注和1950年代中期的意识讲稿。前者把人格问题带入伊里因科夫早期黑格尔研究，后者讨论逻辑范畴和语言在意识活动中的功能。若相关文本能够获得完整校勘，它们将有助于重新评价伊里因科夫同维果茨基文化—历史心理学的时间关系：不能再把心理、语言和人格问题仅视为其参与扎戈尔斯克教育以后附加于逻辑学的应用。但迈丹斯基关于这些材料“接近被禁止的维果茨基历史心理学”的判断，仍是一项需要通过概念、引文和可能阅读来源证明的思想史解释。
第三组包括《心理与身体》等残稿。它们显示伊里因科夫曾计划更系统地批评巴甫洛夫主义心理学、生理还原论和能力遗传论，但残缺状态限制了可作出的结论。不能从激烈的草稿措辞推断其准备公开发表时会保留相同表达，也不能由一份中断手稿补出未写成的完整心理理论。残稿最可靠的用途，是确定作者曾集中处理哪些问题以及哪些论证进入后来文章。
第四组是内部评议和学术制度材料。伊里因科夫作为哲学研究所工作人员评阅学位论文、书稿和外国著作，这些文字涉及布洛赫、卢卡奇以及许多同时代研究者。它们能够显示他如何在非公开专业场合判断黑格尔研究、存在论、逻辑和马克思主义，也能重建同代人的实际阅读网络。1961年马马尔达什维利学位答辩记录尤为重要，因为它保存了双方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实践、意识形式和“转换形式”的直接交锋。内部评议的语体受职务和评审功能制约，却比多年后的回忆更接近论争发生时的理论语言。
第五组是关于机器、国家和社会主义的未刊材料。它们为伊里因科夫晚期政治批评提供了比公开教育文章更直接的证据，也说明身后以《列宁主义辩证法和实证主义形而上学》为题出版的书稿曾经包含更广的国家与社会主义问题。迈丹斯基据此提出“机器式社会主义”的解释框架，并把伊里因科夫对国家机器、技术官僚和人工智能幻想的批评联系起来。材料的重要性不应掩盖解释步骤：某些判断来自未刊笔记，某些来自被删报告，某些由米哈伊洛夫的回忆转述；它们的相互支持不能取消各自证据等级。archive-findings-scope
这些发现的总体意义，不是证明伊里因科夫“真正的思想”只存在于未刊档案。公开文本仍是作者在具体历史条件下承担责任的思想表达，删节、改写和自我限制本身也是其思想史的一部分。档案的作用是恢复被出版序列切断的联系：抽象与具体研究同人的主体性相连，黑格尔逻辑同人格问题相连，意识和语言问题早于扎戈尔斯克时期出现，机器论同国家及社会主义道路问题相连。它扩充公开体系，也迫使研究者区分作者完成的论证与尚未完成的方向。
洛巴斯托夫再次编纂的《回忆中的伊里因科夫形象》（Образ Эвальда Ильенкова в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х）由“俄罗斯全景”出版社出版，正式书目通常记为莫斯科，2024年，448页，ISBN 978-5-93165-506-2；出版社页面同时保留2023年的年份标示，期刊和图书馆相关书目则多记2024年。现阶段较稳妥的做法，是在引用具体版本时依版权页或馆藏记录处理这一差异，而不是用销售页面单独裁决出版年。memoir-volume-2024
从出版社说明和期刊评论可知，该书继续汇集认识伊里因科夫者的回忆，并加入研究性文字、照片以及若干文学或草稿材料。它同2004年文集不是简单再版关系，而属于纪念性、回忆性与研究性材料重新编排的后续文集。由于本文目前只依据正式书目、出版社说明和评论记录，尚不能对其逐篇目录、材料来源和是否重复2004年文本作完整判断。学术引用应落实到文章作者、篇名和页码，不能只以总书名概括全卷立场。
新回忆文集的出现也提醒研究者，伊里因科夫的“形象史”本身已成为独立问题。回忆者一方面保存私人细节和思想氛围，另一方面参与塑造“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受压制的哲学家”“教育实践者”或“自由人格”等公共形象。不同阶段的纪念出版与当时苏联哲学史评价密切相关。将2004年与2024年文集比较，可以研究哪些事件持续被叙述、哪些人物进入或退出纪念共同体、哪些理论主题在新语境中取得中心位置。
2026年由Direct-Media出版的《青年伊里因科夫：档案研究》，由伊列什任作者—编纂者，安德烈·迈丹斯基任学术编辑，共352页，ISBN 978-5-4499-5517-3。该书得到俄罗斯科学基金相关项目支持，并由沃多拉佐夫与洛巴斯托夫评审。出版社公布的完整目录使其材料结构可以得到独立核验：全书以1953年学位答辩和入职材料开始，继以1954年教学计划、逻辑论争报告、哲学对象论纲和《资本论》专题研讨计划，随后收入哲学对象笔记、1954—1955年课程笔记、关于科学理论认识中抽象与具体的论文，最后以1955年论争的会议记录、党务文件、书信和年度报告构成最大部分；书末附迈丹斯基后记、事件参与者说明、人名索引以及尤里·库兹涅佐夫关于伊里因科夫童年的回忆。young-ilyenkov-documentary-structure
这部书最重要的方法意义，是把思想手稿、教学文件与制度档案放在同一年代链中。1953年学位论文摘要及三份评审意见能够显示伊里因科夫的马克思方法研究如何被当时学界评价；1954年课程计划和专题研讨材料说明抽象与具体、哲学对象及逻辑并非彼此分离的研究项目；1955年多层级会议记录则使读者能够区分学术反驳、组织定性和个人申诉。此前研究常从成熟著作反向概括“青年伊里因科夫”，现在则可以考察早期概念在教学、写作和制度冲突中的实际形成。
材料编排也防止把1955年事件写成一次孤立会议。目录所列文件横跨莫斯科大学哲学系学术委员会、哲学研究所辩证唯物主义部门、党组织、苏共中央相关文件以及伊里因科夫、科罗维科夫致赫鲁晓夫和陶里亚蒂的信件。它表明争论经过多轮处理，并在不同机构语言中改变性质。研究者可以由此分析“哲学对象”命题何时被当作专业意见、何时被转译为政治偏差，以及伊里因科夫如何调整自己的申辩方式，而无须以“清算”或“学术讨论”任一单一名称覆盖全过程。
《青年伊里因科夫》同时是一部经过编选和注释的档案出版物，并非原始档案的无中介复制。标题、章节、文献选择、节录范围、注释和参与者说明均体现编者判断。目录中若干条目标明“摘自速记记录”或以尖括号题名，已经提示材料并非全部具有作者题名和完整文本。对关键引语仍应记录具体文件、页码、档案出处和编辑说明；若未来开放原件或影像，还须核对节录与全文的关系。
该书也改变了早期思想史研究的时间界限。以往1950—1955年主要由1953年论文、1954年论纲和1955年期刊文章三个发表节点表示，二者之间的课程、笔记和讨论常由后人推测。新出版物使这一时期可以被研究为连续工作过程：马克思方法研究进入课程，课程问题转化为哲学对象论纲，论纲论争又反过来影响作者对抽象与具体及哲学专业性的表述。它不能替代1956年完整书稿，却为解释该书稿何以形成提供了更坚实的前史。
印刷档案出版之外，迈丹斯基长期维护的“阅读伊里因科夫”网站对文本保存和国际传播具有基础作用。网站自2001年前后持续汇集伊里因科夫俄文原文、书目、生平年表、回忆材料和研究文章，使许多已经绝版或分散于期刊的文本能够被检索。按照迈丹斯基本人的来源说明，现行引用入口应使用安德烈·迈丹斯基的网站；旧有caute.ru只能作为历史来源链保留。filorus-digital-role
数字文本的可用性不等于版本身份已经解决。网页可能转录生前初刊、后出文集或编辑稿，也可能只给出标题而未显示底本页码；同一文章在不同时期还可能替换文本。引用网站时应同时说明作品的初刊或所据版本，能追溯纸本时不以导航页代替正式书目。网页文本适合全文检索、初步比对和确定材料存在，涉及删节、异文和页码时仍须返回印刷版或档案出版物。
International Friends of Ilyenkov则承担另一种功能。该组织的网站汇集英语译文、研讨记录、档案发现问答和文献导航，并通过讲座和讨论把俄文档案的新进展传播给国际读者。2022年关于家庭档案发现的问答、Finding Evald Ilyenkov小册子以及1954年论纲英译线索，均有重要的发现和传播价值。它们却不是所有所链接文本的原始版本依据；网站上的PDF、译文、摘要和活动记录须分别追溯译者、底本、授权与发表史。ifi-archive-role
数字化工作的学术责任至少包括四个层次。第一，确认作品身份，避免把身后文集题名、网站栏目名或编辑题名误作作者原题；第二，记录底本和来源链，区分初刊、再版、手稿和网页转录；第三，保存文本校核状态，不把OCR输出或机器翻译当作作者文本；第四，处理版权与授权，不能因为材料可以在网络访问便推定可以复制传播。数字档案的目标不是建立一个脱离纸本和机构档案的替代全集，而是使文本来源、版本差异和校勘过程更可追溯。
伊里因科夫遗产已经由少数生前著作扩展为多卷本文集、专题档案集、回忆文集和数字文本网络，但这不表示基础文献工作已经结束。迈丹斯基2024年仍指出，相当数量的手稿和多数书信尚待出版；部分重要稿件可能已经散失或仍在私人保管中。新材料的不断出现也意味着既有文集需要被重新校勘，而不是简单由新文集取代。
下一阶段的文本研究至少需要几项相互配合的工作。其一，为家庭档案和机构档案建立可以相互指向的统一目录，记录物理载体、页码、纸张和打字特征、题名来源、初步年代及关联文本。其二，对重要著作制作稿本谱系，说明草稿、打字稿、编辑送审稿、生前初版和身后版本之间的关系。其三，对编者拟题、节录、重排和文字清理作明确标识，必要时同时提供外交式转录与规范化阅读文本。其四，把书信和内部评议置于通信双方、评审任务与机构程序中出版，避免把私人判断抽离为一般理论命题。其五，为每份数字文本保留可核验的来源、校勘者和修订记录。
这些要求并不是在“档案完整以后”才允许进行哲学研究。相反，现有材料已经足以改变抽象与具体、观念的东西、心理与语言、国家和社会主义问题的解释；但每一项新解释都应同时注明文本基础的稳定程度。对生前定稿可以分析其公开论证，对完整身后手稿可以讨论其思想方案并说明发表史，对残稿主要重建问题方向，对回忆和档案评论则分析其证言及解释位置。材料层级不是把研究分成可用与不可用，而是限定每一种材料能够支持何种强度的结论。
伊里因科夫文本史由此成为其哲学研究的一部分。他关于思维形式客观性的理论要求概念能够经受公共对象和实践检验；对其自身著作的研究同样不能依赖不可追溯的引语或编者权威。只有当一个命题能够返回具体稿本、发表场合和版本关系，研究者才可能判断它是长期立场、阶段性尝试、对特定对手的论战表达还是未完成的草案。档案工作不是思想解释之外的技术准备，而是确定思想对象本身。
文本基础的扩展也为国际研究史提出了新问题。英语世界形成伊里因科夫研究时，许多早期手稿、政治论述和论争记录尚未出版；既有解释不可避免地以有限译本和1980—1990年代文集为依据。第十二章将考察巴克赫斯特、马列耶夫、迈丹斯基、奥伊蒂宁、列万特、帕夫洛夫及Historical Materialism书系如何在不同文本条件下重建伊里因科夫，并讨论观念的东西、语言与情感、扎戈尔斯克教育史、西欧马克思主义关系以及自由与人格理论等现有争论怎样因新档案而需要重新定位。
伊里因科夫的国际研究史首先是一部不均衡的文本传播史。在俄语环境中，他的著作始终同苏联哲学、心理学和教育学内部的论争相联系；在意大利语环境中，抽象与具体问题早在1950年代后期便进入关于马克思方法和黑格尔辩证法的讨论；英语研究则长期依赖进步出版社的选译、零散期刊译文和少数二手介绍。不同语言中的“伊里因科夫”由不同文本集合构成：有的读者首先接触《资本论》方法研究，有的从观念的东西或文化—历史心理学进入，有的则由《精神宇宙论》或当代政治哲学的再阐释认识他。接受史的差异因此不能只用思想兴趣或意识形态偏见解释，它还受制于哪些文本被译出、译文以何种题名出现、原稿和删节版能否区分，以及研究者能否接触苏联哲学的制度语境。
这种文本条件对概念解释具有直接影响。1960年《马克思〈资本论〉中抽象与具体的辩证法》的外文译本，使伊里因科夫较早以马克思方法论研究者的身份进入国际讨论；而1997年才公开的1956年完整书稿表明，原有译本没有呈现他关于感性、表象、概念、知性与理性以及科学理论结构的全部论证。类似地，英语世界长期使用的“The Concept of the Ideal”是罗伯特·达格利什对百科条目和相关材料作过删节、调整的译本；2014年《观念东西的辩证法》出版后，研究对象又转向一份具有复杂稿本和身后编辑史的长文。若忽视这些差异，研究史便容易被误写为同一套成熟理论逐渐获得关注，实际却是不同版本不断改变问题的边界。
研究史还必须区分三种彼此相关而不能相互替代的工作。第一种是历史重建，说明伊里因科夫在苏联制度和论争中的实际位置；第二种是哲学解释，判断其概念体系如何成立、有何内在困难；第三种是理论继承，把其思想用于当代心灵哲学、教育、政治理论或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研究可以证明某一文本何时写成，却不能由此决定其论证是否成立；当代重构可以使一个概念进入新的问题环境，却不能反过来把后来的术语和争论写入作者本人的意图。伊里因科夫研究的成熟程度，取决于三种工作能否保持联系并明确各自的证据责任。
伊里因科夫去世后的俄语研究首先由同事、学生、友人和争论者承担。诺沃哈特科整理遗稿，洛巴斯托夫组织回忆和理论讨论，马列耶夫撰写传记性研究，米哈伊洛夫、利夫希茨、科罗维科夫、苏沃洛夫等人从不同关系位置保存其思想与人格形象。这一阶段的特点不是“学派”已经形成，而是文本保存、个人见证和哲学立场尚未分化。回忆者往往同时解释自己参与过的事件，编辑者也会以某种伊里因科夫形象选择材料。俄语研究因而保存了英语研究不可能直接获得的制度经验和口述记忆，也具有更强的内部论争性。
直接见证之外，身后读者的回忆揭示了另一种接受机制。А. Б.·阿南琴科（А. Б. Ананченко）从未见过伊里因科夫；其《现在与未来的哲学》记述的是1981年以后形成的阅读经历。他在古比雪夫国立大学历史系学习期间，于州立图书馆读到知识普及协会出版的小册子《从青年时代学习思维》，继而寻找《马克思〈资本论〉中抽象与具体的辩证法》《辩证逻辑》以及伊里因科夫、利夫希茨和卢卡奇的其他著作，并同学生组织共同阅读。memoir-ananchenko-reception 这份材料说明，普及性小册子、公共图书馆和学生读书小组构成了科学院专著与学术会议之外的传播基础设施。由教育短文进入抽象—具体理论、德国古典哲学和历史科学方法的阅读次序，也显示“学校应当教会思维”一类文本可以成为系统哲学的入口：它使非哲学专业读者开始检验事实选择、概念前提和解释标准，而不只是接受若干通俗结论。
阿南琴科把历史系教学描述为事实堆积和空洞仪式，将接触伊里因科夫视为个人思想生活的转折，并断言伊里因科夫形成了持续存在的哲学学派。这些判断记录了苏联晚期的阅读经验如何在解体后被重新解释；它们能够说明作品对一个读者群体的作用，却不是关于高校教学或学派组织的总体调查。其本人还提到，读书小组成员后来分别转向宗教、俄罗斯哲学和政治活动，可见共同阅读首先形成的是一组共享的问题，而非统一的理论与政治立场。
阿南琴科与А. Н.·希米娜（А. Н. Шимина）的证言代表两种教育界接受。希米娜直接同伊里因科夫和心理学家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达维多夫联系，关注“具体”概念在教育理论中被等同于直观形象的问题；阿南琴科则经由普及读物和图书馆进入，关注历史研究何以不能从事实集合自动生成解释。前者呈现哲学概念进入教育研究选题和合作网络的过程，后者呈现同一概念在非哲学专业学生中引发的经验主义方法批评。两类证言由此补充了著作接受史，而不承担教育效果研究的功能。
“伊里因科夫学派”这一名称也应在上述区别中使用。若“学派”指由创立者主持、具有固定机构、共同研究纲领和明确成员边界的组织，现有回忆和机构材料并未表明伊里因科夫建立过这种学派。若以它指称围绕辩证逻辑、对象性活动、理论思维和人格教育持续工作的研究传统，瑙缅科、米哈伊洛夫、瓦西里·达维多夫、马列耶夫、洛巴斯托夫等人的工作则形成了可以追踪的继承关系，后出读者又使这一传统越出直接师承。因此，“交往网络”“活动论进路”“研究传统”和“学派”分别指向不同的联系强度，不宜相互替代。未曾见过作者的读者通过书名、序言、照片、纪念文章和阅读共同体形成的伊里因科夫形象，也会反过来影响作品选择与理论评价；这种著作的社会生命属于接受史，而非作者生平本身。
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马列耶夫（Серг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Мареев）的工作在这一传统中尤其重要。他把伊里因科夫置于苏联哲学内部重新发现黑格尔、马克思和维果茨基的思想运动中，并以“活哲学”而非学院教科书知识描述其哲学实践。《苏联哲学史片段：卢卡奇、维果茨基、伊里因科夫》和《埃·瓦·伊里因科夫：以哲学为生》把人物传记同一条创造性马克思主义谱系相结合：卢卡奇代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古典哲学传统的重建，维果茨基代表人的高级心理机能的社会历史发生，伊里因科夫则尝试在辩证逻辑、观念的东西和人格理论中统一二者。mareyev-russian-research
这一叙述的贡献在于反对把苏联哲学史缩减为官方教科书沿革，并确认伊里因科夫的思想不是孤立的个人异议。它的限制也同样明确。马列耶夫既是研究者，也是伊里因科夫的学生和思想继承者；其传记写作具有见证、纪念和哲学辩护的复合性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与教条主义的对立能够说明一代人的自我理解，却不足以替代对研究机构、刊物编辑、学术分工和不同马克思主义方案的制度史分析。卢卡奇、维果茨基和伊里因科夫之间也不存在由直接师承构成的连续路线：三人的对象、语汇和政治处境各异，谱系关系须在具体文本中证明。
2000年代以来，迈丹斯基的研究把这一俄语传统推进到文本学和问题史层面。他既参与家庭档案和新文集整理，又从斯宾诺莎、观念的东西、活动论进路、语言、心理发生、自由意志和西欧马克思主义等问题重建伊里因科夫。其工作的特殊价值在于，哲学解释经常能够返回未刊稿、不同版本和论争语境；《伊里因科夫家庭档案的新发现》尤其改变了早期马克思研究、意识讲稿、心理学残稿、马马尔达什维利答辩和晚期国家问题的材料基础。与此同时，迈丹斯基关于伊里因科夫政治立场、情感理论缺口、思维着的身体以及“机器式社会主义”的判断属于具有明确立场的研究解释，不因作者参与档案编辑便自动成为材料本身的结论。
俄语研究内部关于观念的东西的争论最能说明这种复合结构。利夫希茨主张自然本身具有不依赖人的完善尺度和客观范型，杜布罗夫斯基坚持把观念现象落实于个体意识和脑的神经动力过程，伊里因科夫则从人类对象性活动和一个物在另一个物中的社会代表形式说明观念的东西。后来的编辑者和研究者不仅评价三者谁更接近马克思，也必须确定《观念东西的辩证法》各稿、1979年《观念的东西问题》和往返信件的年代关系。理论论争因而同文本发生史不可分离。
戴维·巴克赫斯特（David Bakhurst）1991年的《苏联哲学中的意识与革命：从布尔什维克到埃瓦尔德·伊里因科夫》标志着英语学界第一次以一部专著系统处理伊里因科夫和苏联哲学文化。该书没有把伊里因科夫作为从“官方马克思主义”中偶然逸出的天才，而是由1920年代苏联哲学论争、维果茨基、列宁的哲学遗产和战后辩证法讨论逐步进入伊里因科夫的辩证方法、观念的东西及社会构成的个人。其意义不仅在于介绍一位此前缺少英语研究的作者，还在于证明苏联哲学具有可以作内部区分的理论传统。bakhurst-1991-reception
巴克赫斯特的解释把伊里因科夫同当代英美哲学可识别的问题连接起来。观念的东西不再只是苏联关于“意识与脑”的一场旧论争，而同意义、规范、社会实践和心灵的社会构成有关；人格理论也不只是共产主义教育的意识形态陈述，而涉及个体如何成为能够思维、判断和行动的主体。这一转述开辟了伊里因科夫同维特根斯坦之后的心灵哲学、麦克道威尔的规范性问题及教育哲学之间的比较空间。其优势是使概念进入活的哲学论证，风险则是苏联文本中的价值形式、阶级社会、劳动分工和共产主义问题可能被重新组织为较一般的“社会性”与“规范性”。
《意识与革命》的资料条件决定了它并非现有意义上的档案研究。该书写作时，1956年完整书稿尚未以1997年版本公开，《观念东西的辩证法》的重要俄文版本、1954年论纲档案集、2018年专题文集和多卷本文集也都尚未出版。巴克赫斯特主要依据当时可得的生前著作、身后文集、访谈和苏联哲学史材料建立解释。后来档案能够修正书中的年代、论争和概念发生判断，却不取消它在问题设定上的作用；该书应在其资料条件中获得研究史评价，而非以三十余年后的文献标准简单判为过时。
2023年《问题的核心：伊里因科夫、维果茨基与思想的勇气》显示了这一解释路线的长期发展。全书由作者近三十年间形成并经修订的论文构成，分为思想开端、伊里因科夫、维果茨基及当代延伸等部分，处理米哈伊洛夫、社会记忆、梅谢里亚科夫、意义与规范性、教育、美学、黑格尔、儿童发展和文化学习。它并非围绕一个新发现档案写成的单一论证专著，而是英语研究由历史恢复进入系统哲学和教育哲学的成熟综合。bakhurst-heart-matter
巴克赫斯特研究的一贯核心，是拒绝把思维理解为封闭主体内部的过程。人的思想之所以具有客观内容，不是因为社会习惯给私人心理附加了公共符号，而是因为个体在共同活动、语言和文化规范中学会对事物作有理由的判断。这个方向同伊里因科夫对观念的东西和人格的论述相接，但二者并不完全重合。伊里因科夫倾向从对象性活动及其客观形式说明思维的发生，巴克赫斯特更明确地以意义、理由和规范性分析概念能力；二者之间究竟是翻译关系、理论补充还是哲学重构，已经成为英语研究本身需要说明的问题。
维萨·奥伊蒂宁（Vesa Oittinen）主编的《重访埃瓦尔德·伊里因科夫的哲学》源于1999年赫尔辛基举行的国际研讨会，于2000年由Kikimora Publications出版。该书在研究史上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把俄国、芬兰、德国、英国及其他地区研究者带入同一讨论，改变了伊里因科夫主要由苏联哲学史专家内部纪念的局面；另一方面，它收入伊里因科夫身后发表的《〈逻辑学〉》等材料，使文本出版和国际解释直接发生联系。oittinen-2000-symposium
这次会议并不是苏联解体后突然出现的接受起点。古德伦·里希特（Gudrun Richter）在2004年回忆录所收《伊里因科夫哲学和苏联心理学文化—历史学派在德国的接受札记》中，回顾了两德语境中的一条较早传播链。她自1966年起任职于民主德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1971年访问莫斯科时开始同伊里因科夫及其同事交往。民主德国没有出版其主要专著的德译本，但《苏联科学／社会科学论稿》先后刊出《关于思维中的矛盾》《哲学中的观念》《马克思〈资本论〉中的抽象与具体问题》以及扎戈尔斯克教育文章的德译；1974年德文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史》又收入她所译伊里因科夫《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两章。richter-german-reception
里希特的回忆同时说明，伊里因科夫在德语世界的传播经由两个部分重叠而不相同的网络进行。一条是辩证法、黑格尔和马克思研究，依靠民主德国同苏联哲学机构之间的翻译与访问；另一条是文化—历史心理学、残障教育和活动理论，借助维果茨基、列昂季耶夫、卢里亚及梅谢里亚科夫研究在联邦德国的传播而重新发现伊里因科夫。她于1994年编译出版Dialektik des Ideellen. Ausgewählte Aufsätze，收入《观念东西的辩证法》等文章；同一时期，雅内特·弗里德里希从思维与语言问题批评列昂季耶夫和伊里因科夫的活动论进路，德国接受由此从译介进入概念争论。里希特的叙述公开说明其个人视野主要来自民主德国、对联邦德国情况的掌握并不完整，故应把它当作有明确位置的接受史证言，而不是德语研究的穷尽书目。
俄语世界的纪念与研究组织也为1990年代末的国际网络提供了持续基础。洛巴斯托夫回忆，哲学研究所自1980年起曾在伊里因科夫生日附近举行纪念讨论；1990年马列耶夫发起以其问题为中心的“伊里因科夫学术讨论会”，1997年开始公开出版材料，1999年取得国际会议形式。该叙述由长期组织者写成，包含对会议兴衰原因的评价，具体连续性仍须同会议通知和论文集互证；但它足以说明研究共同体经历了从纪念性聚会到问题导向讨论、再到跨国会议的制度转变。1999年赫尔辛基研讨会与2002年国际化的莫斯科会议，应放在这条俄语组织史、德语译介史和北欧研究网络相互汇合的过程里理解。ilyenkov-readings-history
奥伊蒂宁的研究尤其强调伊里因科夫的斯宾诺莎主义。这里的“斯宾诺莎主义”不是指接受一套既定的实体形而上学，而是指通过思维着的身体、思维与广延的非因果平行关系、反笛卡尔主义以及人的现实活动重新规定唯物主义。伊里因科夫从斯宾诺莎那里获得的，不是把精神还原为物理身体，而是把思维理解为身体依照对象形式行动的能力。奥伊蒂宁和迈丹斯基围绕“俄国斯宾诺莎主义”展开的研究，使这一思想来源不再只是《辩证逻辑》第一章的哲学史环节，而成为解释观念的东西、活动和心理理论的坐标。
赫尔辛基研究网络也推动了“活动论进路”作为国际研究概念的形成。这个概念能够把伊里因科夫、米哈伊洛夫、列昂季耶夫、加尔佩林、达维多夫及其他苏联作者放在人的能力如何由对象性社会活动形成的问题场中；但它不是一个由所有相关作者共同签署的理论纲领。奥伊蒂宁和迈丹斯基后来主编的《人的实践本质》明确以引号标示“活动论进路”，并把苏联哲学中的不同活动理论、基辅学派、心理学、皮亚杰、认知研究及其批评并置。该书的对象是多条相互竞争的实践唯物主义路线，而非一个由伊里因科夫统一领导的跨学科学派。
由此形成的国际网络也改变了研究材料的流通方式。俄文研究者提供档案和概念史，芬兰及其他欧洲研究者重建斯宾诺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关联，英语研究者则把问题推进到规范性、心灵和教育哲学。不同方向的合作扩大了材料范围，也产生新的不对称：英语论文集可以决定哪些俄语争论首先进入国际视野，译者对идеальное、всеобщее、деятельность等词的选择又可能把同一问题引向不同哲学传统。国际化不是摆脱语境，而是形成一套新的选择和中介机制。
2014年由亚历克斯·列万特（Alex Levant）和奥伊蒂宁主编的《观念东西的辩证法：埃瓦尔德·伊里因科夫与创造性苏联马克思主义》，是英语研究从思想史恢复转向专题理论重构的重要节点。该书以《观念东西的辩证法》英译为中心，收入马列耶夫访谈、文化—历史心理学、苏联斯宾诺莎主义、观念的东西的现实性、符号学批评、抽象与具体及价值形式、反二元论等研究。各章并未形成一种共同正统解释；相反，它们分别把观念的东西理解为社会代表形式、文化活动结构、意义和规范、反笛卡尔主义方案或需要符号学修正的理论。dialectics-ideal-volume
这部文集的书名使“创造性苏联马克思主义”成为国际研究中有影响的类别。其积极作用是打破冷战时期把苏联哲学视为无理论差异的意识形态话语的做法，恢复伊里因科夫、利夫希茨、维果茨基传统及其他作者的原创问题。它也可能产生新的选择性：当“创造性”成为遴选尺度，研究者容易只保留能够同西方马克思主义或当代哲学对话的部分，把制度内论战、列宁研究、党性语言和共产主义目标视为可以剥离的历史外壳。可靠的重构应说明这些部分在原论证中承担何种功能，而不是预先判断哪些内容属于哲学、哪些只是时代限制。
2016年《人的实践本质：晚期苏联哲学中的“活动论进路”》进一步扩大了对象范围。巴克赫斯特、奥伊蒂宁、迈丹斯基、列万特、列克托尔斯基、马列耶夫、马列耶娃以及其他作者分别讨论活动概念的黑格尔和马克思背景、伊里因科夫与米哈伊洛夫、基辅世界观学派、认识论、皮亚杰、认知科学和本雅明。该书表明，活动不能被当作一个解释一切的最终实体：活动与交往、语言、身体、规范、客观世界以及制度的关系，恰是各理论发生分歧之处。practical-essence-volume
2018年由叶夫根尼·帕夫洛夫（Evgeni V. Pavlov）编译的《智能唯物主义：黑格尔与辩证法论文集》，改变了英语读者接触伊里因科夫原始文献的结构。该书集中收入关于黑格尔、逻辑学对象、辩证法、解释学和观念的东西的论文，使研究不再主要依赖《辩证逻辑》的旧译本或少量政治性选文。“智能唯物主义”是编者对英文文集的命名，并非伊里因科夫本人命名的哲学体系；所收文章也具有不同的初刊和编辑身份。其学术价值在于提供一组可相互参照的英文文本，具体引用仍须逐篇追溯俄文底本。intelligent-materialism-volume
这三部书与巴克赫斯特2023年文集共同构成Historical Materialism／Brill体系中较集中的伊里因科夫研究群。其形成说明伊里因科夫已由苏联哲学史上的专门对象进入马克思主义哲学、黑格尔研究、心灵哲学和教育理论的交叉领域。出版集群同时会塑造研究议程：观念的东西、活动、反二元论和规范性获得较多关注，科学理论结构、百科全书工作、苏联逻辑制度史、艺术和国家问题仍相对不足。研究热度不能直接等同于作者思想内部的重要性；它首先显示当代学术场域能够识别和出版哪些问题。
International Friends of Ilyenkov形成于2012年赫尔辛基“苏联思想中的斯宾诺莎”研讨会期间，随后于2014年在赫尔辛基、2018年在哥本哈根举行专题会议，并持续组织网络研讨、共同阅读和档案信息传播。参与者来自哲学、心理学、教育学、政治理论和马克思研究等领域。该组织的形成不是某一既有“伊里因科夫学派”向国际范围的简单扩张，而是以翻译、会议和数字平台连接原本分散的研究者。ifi-research-network
它的主要学术作用可以分为三项。第一，维持跨语言的讨论连续性，使俄文档案发现能够较快进入英语研究；第二，为尚未进入商业或大学出版社的译文、讲座和研究报告提供发现入口；第三，通过主题研讨把观念的东西、人格、逻辑与历史、理论“胚芽”、教育和政治意义等问题置于不同学科的共同讨论中。2022年的线上会议及相关档案问答尤其表明，国际研究共同体已经开始把文本发现视为理论研究的前提。
这一平台承担研究发现和公共交流功能，不等同于批判版或正式书目。组织网站所链接的文本来自不同译者、俄文版本和授权条件，会议发言与视频也具有不同的评议状态。它们适合用于发现研究者、确定争论线索和了解当前议程；正式引用在条件允许时仍返回初刊、出版社版本或档案出版物。研究共同体的公共基础设施与版本权威由此保持必要区别。
观念的东西仍是国际研究中分歧最大的概念。分歧并不只在于接受或反对伊里因科夫，而在于“观念的东西”究竟回答哪一个问题。若问题是个体意识现象以什么物质过程为载体，杜布罗夫斯基的神经动力学说明要求具有针对性；若问题是货币、语言、法律和知识怎样作为超出个人意识的客观形式存在，脑内过程便不能说明其社会效力；若问题进一步扩展为自然物的形态是否具有不依赖人的客观完善尺度，利夫希茨关于“理想范型”的论述又改变了概念范围。三种问题的对象不同，不能由“观念的东西究竟在脑内还是脑外”这一空间式提问统一。
伊里因科夫理论的强项，是从代表关系说明物质载体与社会形式的差别。一个物能够在特定活动体系中代表另一个物或一个社会关系，其物理形态不因此消失，却不再由物理属性穷尽。货币之所以是观念的东西，不在于纸张产生了精神属性，也不在于每个使用者持有相同心理表象，而在于一种社会关系以可交换物的形式获得客观代表。观念的东西因而既不是无物质载体的实体，也不是载体自身的自然性质。这个思路使价值形式、文化对象、规范和个体心理的社会发生可以被纳入同一理论。
争论的困难在于，伊里因科夫有时把概念严格用于人类社会历史活动，有时又在斯宾诺莎式语境中把思维理解为自然整体在特定存在物中的能力。迈丹斯基的《观念的东西的变形》试图由“一个事物在另一个事物中的代表”统一自然、生命和文化层次，并在其他文章中讨论“思维着自身的自然”；列万特则着重阐发理论的反二元论意义，巴克赫斯特将其推进到社会意义和规范性，符号学批评者则追问代表关系能否在缺少明确符号中介理论时成立。ideal-current-debate
这些解释至少需要区分四个层面：观念的东西的发生条件、它的物质载体、它所代表的对象或关系，以及它对行动者产生客观约束的机制。以社会活动说明发生，并不等于每一种观念形式都由行动者自觉同意；承认物质载体，也不等于形式可以还原为载体；强调代表关系，还需解释代表关系如何被制度、劳动分工和共同实践维持；把概念扩展到自然，则必须说明没有人类活动时“代表”由何种关系构成。只有把这些层面分开，伊里因科夫同利夫希茨、杜布罗夫斯基以及当代社会本体论之间的争论才不会退化为译名之争。
辩证逻辑的争论集中在伊里因科夫是否把逻辑扩大为一种无边界的存在论。他反复主张辩证法、逻辑和认识论相统一，并反对在具体科学之上另设一门描述“世界整体”的哲学本体论。这不意味着他否认思维对象的客观存在，更不意味着逻辑只研究主观认识形式。其立场是：哲学研究思维把握对象的普遍形式，而这些形式之所以不是心理规则，正因为它们在对象性活动和科学认识中再现对象自身的关联。逻辑的客观性同作为独立学科的抽象本体论之间不能画等号。
卢卡奇后期以“社会存在本体论”为中心重建马克思主义，伊里因科夫则认为把存在论、认识论和逻辑分开会重新制造旧形而上学的学科划分。两人都反对把辩证法降为主观方法，也都从劳动和实践理解人的社会存在，却在哲学体系的组织原则上存在实质差异。将伊里因科夫称为卢卡奇路线在苏联的直接继续者，会掩盖这种差异；反过来，因为他批评“本体论”术语便把其哲学解释为纯粹认识论，也同样错误。
迈丹斯基对伊里因科夫与西欧马克思主义关系的研究表明，这一差异早已在意大利接受中显现。1955年抽象与具体论文很快被译成意大利文；温贝托·切罗尼（Umberto Cerroni）以及加尔瓦诺·德拉—沃尔佩（Galvano Della Volpe）学派的卢乔·科莱蒂（Lucio Colletti）、朱利奥·彼得拉内拉（Giulio Pietranera）等人关注伊里因科夫。1956年完整书稿在意大利获得出版机会，1960年苏联删节版随后由Feltrinelli出版意大利译本，并附科莱蒂长篇导言。科莱蒂肯定伊里因科夫对历史规定的抽象和马克思方法的严肃研究，却反对把客观矛盾和黑格尔辩证法保留在科学逻辑中。双方都批评教科书式辩证唯物主义，所得结论却相反：伊里因科夫试图唯物主义地改造黑格尔，德拉—沃尔佩和科莱蒂则寻求非黑格尔的马克思主义。western-marxism-reception
同样的错位也存在于伊里因科夫与阿尔都塞传统之间。二者都反对经验主义，把理论对象和理论结构区别于直接经验材料，也都重视《资本论》的方法；但伊里因科夫以具体的普遍物、矛盾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重建理论，阿尔都塞及其追随者则对黑格尔式总体和主体哲学保持警惕。由于直接互译和持续论战有限，今天关于二者的关系主要是一种比较性重构，不宜写成已经发生的历史对话。
圣母大学“马克思与西方世界”会议提供了另一条未充分展开的接触线索。伊里因科夫未能亲自出席，其会议文本以缩短形式传播；他同西欧马克思主义的系统论战也没有完成。所谓他在苏联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架桥”，因而只能表示其问题后来能够进入双方争论，不能表示他综合了各流派。其著作在西欧的接受史更接近由翻译、政治阻隔和理论错位构成的一系列相遇。
身后发表于1987年论文集《当代国外辩证法观念：批判性论纲》的《辩证法与解释学》，为伊里因科夫同西欧哲学的关系提供了比流派比较更直接的文本基础。文章讨论的不是古典语文学关于文献翻译和训诂的专门技术，而是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以来把理解、语言和存在关系提升为第一哲学问题的解释学。伊里因科夫承认“语言—思维—现实”关系具有真正的哲学性质；其批判对象是把一切可理解的存在归入语言，并将辩证法改造为解释文本和意义结构的技术。该文的原始写作、身后编辑和收入论文集的过程尚需同档案卷次核对，1987年是发表年份，并不表示作者在该年形成了公开立场。dialectics-hermeneutics
伊里因科夫把伽达默尔的计划理解为“把辩证法送回解释学的怀抱”。在这种解释下，黑格尔逻辑最有价值的部分不是概念把握客观关系的结构，而是语言中意义不断越出固定定义、通过问答和解释取得新统一的运动；辩证法由此成为处理词语、文本和传统的方式。伊里因科夫反对这项缩减，因为对象对思想的抵抗不能由文本意义内部的转换穷尽。科学概念之所以改变，不只是因为旧语言产生新的解释可能，而是因为实验、劳动和社会实践揭示对象关系同既有概念之间的矛盾。语言保存和传递概念，却不是概念客观内容的最终来源。
这项批评并不等于认为语言对思维毫无作用。伊里因科夫反而从黑格尔文本内部追问，为什么绝对精神的历史能够被解释学接收。他指出，黑格尔赋予词语以特权地位：精神在语词中为自己取得外在存在，哲学史、宗教和法的内容最终在语言中获得自我意识。只要接受语言是思维首先并直接向自身显现的形式，黑格尔体系就容易被重述为一部从原初表达走向绝对文本自我理解的历史。解释学并非完全任意地误读黑格尔，而是把其唯心主义中实际存在的语言中心倾向发展到极端。
伊里因科夫的替代解释仍以思维着的身体和对象性活动为基础。思维首先在身体能够依照外部对象的形式改变自身行动时存在；手势、图像、工具和实验装置都可能在严格语言以前或语言之外承担思维形式。词语的重要性来自它能够固定、概括并使活动方式进入公共交往，而不是来自声音或文字自身产生逻辑关系。由此，理解一个科学概念不能只恢复词语在传统中的意义史，还须重建概念所表达的对象关系、实践操作及其发生条件。文本解释是这一研究的必要部分，但不是哲学的全部对象。
《所谓“思维特殊性”》从苏联内部的逻辑论争补充了同一立场。该手稿身后收入1997年《苏联哲学的戏剧》，讨论逻辑作为科学的对象。伊里因科夫反对以思维的神经生理结构、个体心理过程或语言形式说明其“特殊性”，并不是否认这些过程有自身规律，而是主张它们分别属于生理学、心理学和语言学。逻辑所研究的思维，是知识取得客观真理时的普遍形式；在这一对象规定中，思维的“特殊性”恰恰表现为它能够越出人的特殊身体组织，以对象本身的形式行动。thinking-specificity
这一区分针对鲍尼法季·米哈伊洛维奇·凯德洛夫等人的一种说明：主观辩证法的特殊性由人的感官、脑和神经系统结构所规定。伊里因科夫认为，若逻辑规律的内容最终来自人类身体的物种特性，就无法说明同一规律为何能够成为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自身的客观知识。逻辑当然通过脑和语言实现，正如几何证明通过纸张、符号和视觉操作实现；但实现条件不等于逻辑内容。真理关系不是两件物体——脑状态与外物、句子与事实——之间自然形态的相似，而是主体活动形式同其所指向对象形式之间经过实践检验的符合。
这种对象规定也划定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分工。形式逻辑研究在命题和推论中保持规定同一、避免不合法转换的规则；辩证逻辑研究概念怎样在对象矛盾和科学史中改变自身规定。二者都不能由语言学或神经科学取代，也不应相互取代。问题在于，伊里因科夫有时把语言结构过快归入思想的外在固定形式，而没有充分讨论形式系统如何参与新对象的构造。其对解释学的批评因此同迈丹斯基后来提出的语言批评相遇：思维内容不能由语言产生，但表达、对话和传统并不只在思想完成后发生。
解释学尤其迫使辩证逻辑回答人文学科的对象问题。历史文本、法律、艺术作品和行动意义并非自然科学对象的简单变体；研究者进入的对象本身包含前人的自我解释，解释活动还会改变传统的现实效力。伊里因科夫的对象性活动理论能够说明意义具有超出个人心理的公共载体，也能说明文本属于社会实践；但《辩证法与解释学》更集中于反驳语言本体论，没有充分建立关于历史距离、前见、翻译和解释冲突的正面理论。若只说文本意义最终来自对象性活动，仍不能决定在多个历史可行的解释之间如何论证。
他对伽达默尔和海德格尔的描述也具有苏联“当代国外哲学批判”体裁的明显特征。文章有时把解释学从语言转向存在的论证概括为非理性“移情”或直觉，较少区分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分析、伽达默尔的传统效果史和专门解释学方法。这样的概括不足以替代对《存在与时间》《真理与方法》的细读。同样，解释学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视为黑格尔主义变体、未认真处理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改造，也正是伊里因科夫所指出的对方局限。双方相互简化的事实，构成这篇文章的历史语境，而不应由当代研究重复。
在西欧马克思主义内部，语言和对象问题又呈现不同形态。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可以同伊里因科夫共同反对经验事实的透明给予，却更倾向于用理论结构、话语位置和问题框架说明知识对象；人本主义和实践哲学则重视历史主体、异化和意义，却可能把实践主要理解为自我表达。伊里因科夫坚持，理论结构必须再现对象的现实结构，实践是改变物质和社会关系的对象性活动，而非主体意义的外化。这使他既不能无缝归入解释学马克思主义，也不能简单视为反语言的自然主义者。
《所谓“思维特殊性”》还要求区分“人类思维的发生”与“逻辑的对象”。发展心理学可以研究儿童如何取得语言、记忆和概念，脑科学可以研究这些能力的神经条件；逻辑则研究由这些能力实现的知识形式何以客观有效。三个层次相互依赖，却不能由一个层次取代其他层次。伊里因科夫的强项是反对从发生条件直接推出真理内容；其困难是，若逻辑规律被规定为完全独立于人类及其文化媒介的客观普遍形式，就须进一步说明历史有限的主体如何辨认这些形式，以及错误和范式差异为何持续存在。
因此，解释学争论不只是伊里因科夫著作中的一篇对外批判。它把辩证逻辑的核心界线暴露出来：既要拒绝以语言封闭对象，又要说明一切理论对象只能通过历史语言和文化形式进入研究；既要坚持思维形式的客观性，又要承认文本、符号和传统参与其现实形成。伊里因科夫为第一方面提供了系统论证，对第二方面留下明显空缺。后续研究的任务不是在“对象”与“语言”之间选择一方，而是说明对象性活动怎样产生可解释的符号形式，符号形式又怎样反向组织活动和对象经验。
抽象与具体理论在当代研究中主要通过三条路径得到重释。第一条路径将其置于黑格尔逻辑和马克思《资本论》的方法关系中，讨论概念从简单规定发展为具体总体的结构；第二条路径把“现实抽象”或“历史规定的抽象”同价值形式理论相连，说明抽象并非只由认识者实施，也可以由交换和社会关系实际完成；第三条路径将具体的普遍物用于教育、分类和概念形成，反对把普遍物理解为由共同属性归纳出的抽象一般。三条路径共享部分术语，却不必然接受同一理论。
伊里因科夫的独特贡献，在于把科学理论的起点理解为对象中客观简单、同时具有发生能力的关系。理论起点不是经验材料中最常出现的特征，也不是由定义任意规定的公理；它必须表达一个历史形成的具体整体赖以展开的普遍关系。由此，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既区别于把丰富现实删减为一般特征的经验抽象，也区别于从一个词义纯粹演绎全部经验内容。历史研究、事实材料和概念重建在这里相互规定。
国际研究有时把这一方法直接等同于后来“系统辩证法”中的体系展示，或者把商品视为能够凭概念自身推出资本主义全部规定的逻辑胚芽。这种解释低估了伊里因科夫关于研究过程与叙述过程、历史顺序与逻辑顺序以及具体抽象的区分。商品形式之所以能够成为理论起点，不是因为“商品”一词包含资本主义的一切，而是因为商品关系在特定历史整体中成为其他关系必须通过的普遍形式。理论重建必须证明这种客观地位，而不能以方法公式预先保证。
价值形式研究同时把抽象与具体同观念的东西连接起来。价值既不能由商品自然属性说明，也不是交换者共同心理评价的总和；它在交换关系中取得对象性，并通过另一商品的使用价值获得表现。伊里因科夫由此理解一个物怎样成为另一个物的社会代表。现有研究的分歧在于，这一结构能否推广到语言、法律、艺术和全部文化形式，以及价值形式特有的异化和物神性质是否会在推广中被抹平。若一切社会意义都按商品价值形式理解，文化差异将被过度经济化；若完全抽去价值形式，观念的东西理论又会失去其最严格的关系模型。value-form-reception
伊里因科夫对思维和语言的论述是当前研究修正最集中的领域之一。他反对把语言形式当作思维形式的生产者，强调思维内容来自主体对对象关系的现实掌握；语言能够表达、固定和交流思想，却不能凭词语之间的关系创造对象内容。这一立场针对把逻辑问题化约为语法和符号操作的倾向，也维护了思维对对象的指向。但若据此把语言仅仅理解为已经形成的思想之外壳，便难以说明儿童如何在交往中取得概念、公共规范怎样进入个体行动，以及没有语言中介的对象性活动如何形成可反思的意识。
迈丹斯基2019年和2020年的两项研究据此提出内部批评。他认为伊里因科夫通常以“行动—思维—言语”的顺序说明发生，正确地拒绝由词语直接产生思想，却低估了语言对对象世界的重新分节、成人同婴儿的早期情感性交往，以及维果茨基晚期关于情感与概念统一的问题。在盲聋儿童的教育解释中，伊里因科夫和梅谢里亚科夫强调共同—分担活动如何建立对象行动；但个体进入这种活动本身还需要他人的情感响应、姿势、触觉交流和符号中介。language-affect-debate
这一批评不要求退回“语言决定思维”或把社会发生等同于符号传递。更严格的问题是：对象性活动、交往和语言分别在心理发生的何种阶段承担何种功能。对象行动使儿童掌握物的社会使用方式，共同活动使行动具有他人可接续的结构，符号和语言使对象关系可以脱离当前情境被指称、重组并成为反思对象，情感则不是附着于认知的私人状态，而是主体同活动意义和他人关系的直接联系。由此，伊里因科夫的活动理论需要同维果茨基的意义系统、列昂季耶夫的动机—目的结构及当代发展心理学材料重新比较。
巴克赫斯特关于意义和规范性的研究从另一方向提出补充。一个行动属于“正确使用工具”或一句话表达某个思想，不能只由外部动作的因果序列确定；行动者必须处在能够区分正确与错误、理由与借口的社会实践中。伊里因科夫以文化形式和普遍活动方式说明这种公共性，但较少对规范判断的语言结构作独立分析。英语研究因而往往把其活动论重构为理由空间理论。这样的重构能够澄清客观意义，却须避免把劳动、身体和制度关系全部转译为话语规范。
扎戈尔斯克盲聋教育在国际接受中经常被视为伊里因科夫理论的经验验证。四名盲聋学生进入莫斯科大学以及苏沃洛夫后来的研究工作，确实显示严重感觉障碍不等于缺少形成高级心理机能和人格的可能；教育者通过生活照料、定向活动、手势和语言教学建立共同—分担活动，也对生物决定论构成有力反证。然而，这一历史不能被压缩为由一位哲学家设计并成功实施的“决定性实验”。索科良斯基、梅谢里亚科夫、教师、照料者、家庭和学生本人分别承担不同工作，哲学解释与实际教学程序并非同一层次。
后来的研究争论主要涉及三类问题。第一，教育成果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证明伊里因科夫关于对象性活动的特定理论，而不是更一般地证明长期社会教育的作用；第二，公开报道中的成功叙述是否充分呈现学生差异、先前感觉经验、机构选择和教学记录；第三，作为研究对象和制度受教育者的盲聋者是否拥有足够的自我解释位置。迈丹斯基把扎戈尔斯克称为不能简单充当“关键实验”的材料，并讨论索科良斯基的反射学语言同梅谢里亚科夫、伊里因科夫文化—历史解释之间的差别。这个判断要求提高证据标准，而不是否定教育成就。zagorsk-research-debate
人格理论的争论与此相连。伊里因科夫把人格理解为个体在社会关系总体中取得的独特位置，认为自由不是脱离因果性的任意选择，而是能够把普遍的共同事业自觉规定为自己的目的。其理论反对把人格归结为遗传气质、脑结构或社会角色集合，也反对把共同目的当作外在纪律。然而，“普遍目的”怎样在现实制度中形成、个人如何判断共同意志已经异化、少数意见如何得到保护，并未在其公开文本中形成充分的政治制度论。
迈丹斯基关于自由意志和家庭档案的研究把这一缺口解释为伊里因科夫晚期思想的一项未完成任务：他从斯宾诺莎和费希特出发说明自主行动，又在国家、社会主义机器和异化问题上意识到外在共同体可能压制个人，却没有完成把人格自由、情感、权利和国家形式统一起来的著作。新档案支持研究者确认这些问题确实进入其工作范围，但不能据草稿为他构造一套已经完成的民主理论或国家消亡方案。freedom-political-debate
教育理论也因此不能只以“学校应当教会思维”概括。伊里因科夫要求儿童掌握历史形成的普遍活动方式，并通过问题、矛盾和对象转换形成概念，而不是记忆现成定义。这一目标具有明确的解放含义：个体不应被固定为执行局部技能的工具。与此同时，谁选择被视为“普遍”的文化内容，课程实验如何评价不同发展路径，教师权威和学生自主如何协调，仍须由教育制度和具体学科研究回答。辩证逻辑可以批评知识灌输，不能代替课程史、发展心理学和教育伦理。
现有国际研究已经使伊里因科夫摆脱两种旧有定位：一是把他视为苏联辩证唯物主义教科书的特殊版本，二是把他视为因制度压迫而孤立存在的异议哲学家。更准确的研究对象是一个处于苏联哲学、马克思方法论、文化—历史心理学、教育实践和国际马克思主义交叉处的思想者。他在制度内部工作，使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语汇，同时对哲学对象、教科书本体论、分工社会和人格异化提出根本批评；其原创性来自对既有问题结构的重建，而不是与全部苏联思想环境断裂。
围绕他的主要争论也不能由发现一部“决定性新书”一次解决。观念的东西的范围涉及社会形式理论、自然哲学和心理本体论；辩证逻辑的地位涉及逻辑、认识论和存在论的学科边界；抽象与具体涉及历史研究同理论展示的关系；思维与语言涉及对象性活动、符号和规范；扎戈尔斯克教育涉及理论解释、机构史和残障主体经验；人格与自由涉及共同目的、制度中介和政治权利。每一争论都要求原始文本、历史材料和当代理论分析共同参与。
新档案不会以“作者真正说过的话”终结解释，而是重新规定解释必须说明的时间和材料层次。1950年代笔记显示成熟理论尚未固定时的选择，会议记录呈现公开概念怎样进入制度处理，心理学残稿证明作者曾经处理但未完成的问题，晚期国家笔记则扩大政治哲学的材料范围。它们同时暴露思想内部的不一致：同一概念可能在教学稿、百科条目、论战文章和私人笔记中承担不同功能。档案时代的研究以这些差异为对象，不把全部遗稿整理为一套无矛盾体系。archive-research-revision
中文研究面对的任务尤其基础而具体。现有中文译介曾较早提供《辩证逻辑》和1960年删节版的译本，却缺少对1956年完整书稿、身后文本层级、多卷本文集和近年研究争论的系统说明；一些核心术语又因不同译本长期并行而产生概念错位。把идеальное稳定处理为“观念的东西”，区分“一般”与“普遍物”、“抽象的东西”与“抽象性”、“具体的东西”与“具体性”，只是研究得以开始的条件。术语统一必须同逐句翻译、版本标注和论证分析结合，否则规范译名也会成为新的术语表面。
因此，伊里因科夫研究不能以恢复思想声誉为终点。声誉可以促成翻译和出版，却也会制造权威引语、英雄传记和理论速成。真正的研究需要把他重新放入他所回应的文本、人物和制度关系中，并使其概念接受当代知识的检验。第十三章将在上述研究史和争论基础上建立分级阅读路径与资源索引：不是按“由浅入深”降低理论要求，而是按材料类型和问题顺序说明读者应先取得哪些历史坐标，随后进入哪些原始文本，最后如何使用文集、档案、回忆和二手研究而不混淆其证据等级。
伊里因科夫著作的阅读困难并不主要来自术语艰深，而来自文本所预设的问题背景。他讨论“普遍物”时，同时面对经验主义的抽象一般、黑格尔的具体普遍和马克思的价值形式；讨论观念的东西时，同时回应庸俗唯物主义的脑内定位、唯心主义的精神实体和马克思关于社会形式的分析；讨论教育和人格时，又把辩证逻辑、文化—历史心理学与共产主义的全面发展理想连接起来。脱离这些论争，仅凭若干结论性段落，读者可能认识伊里因科夫的词语，却不能重建其论证。
合理的阅读路径首先取得问题坐标，继而进入概念密度较高的原始文献，随后以版本和档案研究修正初步理解，并不简单按“容易—困难”排序。研究导论承担定位功能，短篇原文提供概念入口，主要著作呈现论证结构，初刊、删改和身后编辑史则确定各文本的身份；回忆、档案和国际研究进一步帮助读者区分作者的公开立场、未完成方案与后来的解释传统。reading-path-method
这种次序还要求读者从一开始便记录材料类型。生前定稿可以作为作者在特定时期愿意公开承担的论证，生前初刊与后出修订本之间须比较异文；身后完整手稿能够证明一个理论方案确曾形成，但不能假定作者已完成最后校订；残稿只能支持关于研究方向的有限判断；回忆材料首先证明回忆者如何理解事件；研究文章则是对上述材料的解释。阅读笔记若不标明这些层次，后期积累的材料越多，概念和事实反而越容易混合。
进入伊里因科夫原文之前，可以先阅读四组性质不同的研究。它们并非权威答案，而是分别提供苏联哲学史、国际接受史、档案史和系统哲学的坐标。
第一组是迈丹斯基与奥伊蒂宁的《伊里因科夫与苏联哲学》。这篇访谈篇幅适中，概括哲学对象论争、活动论进路、观念的东西、教育和人格问题，并说明伊里因科夫同利夫希茨、卢卡奇及苏联哲学制度的关系。它适合建立问题地图，尤其有助于理解“活动论进路”是后来的研究名称而非作者自称。访谈也包含迈丹斯基关于伊里因科夫政治立场、死亡和理论缺口的强解释，阅读时应将材料陈述同受访者判断分别记录。
第二组是马列耶夫的“A Philosopher under Suspicion”及其两部俄文著作。短文以学生和思想继承者的立场呈现伊里因科夫的学术人格，能够说明为何思维形式的客观性、辩证逻辑和反教条主义对其同时代人具有吸引力；《苏联哲学史片段》和《以哲学为生》则把这一形象扩展为卢卡奇—维果茨基—伊里因科夫的创造性马克思主义谱系。这组材料适合研究伊里因科夫学派的自我理解，却必须同机构档案及其他当事人证言互证。
第三组是迈丹斯基的《伊里因科夫的辩证逻辑与西欧马克思主义》和《伊里因科夫家庭档案的新发现》。前者说明1955年论文、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卢卡奇和圣母大学会议构成的国际接受链，能够防止把伊里因科夫仅仅放在苏联国内论争中；后者逐项报告早期马克思研究、黑格尔评注、意识讲稿、心理学残稿、马马尔达什维利答辩及晚期国家材料，适合建立档案时代的研究边界。两篇文章都把材料发现同作者的哲学解释结合在一起，引用时须分别说明哪一项来自档案、哪一项是研究者的综合。
第四组是巴克赫斯特的《苏联哲学中的意识与革命》。它篇幅较长，却仍应在完整阅读伊里因科夫主要著作前进入，因为该书系统说明1920年代哲学争论、维果茨基、列宁遗产和战后辩证法研究怎样构成伊里因科夫的背景。对于英语哲学训练的读者，它还提供意义、规范性、心灵社会构成和人格问题的分析语汇。阅读时应同时记住该书的出版年代：1991年以后公开的大量手稿和档案不可能进入其论证。
上述四组研究分别回答“伊里因科夫在苏联哲学中处于何处”“其思想由继承者怎样理解”“哪些档案改变了既有叙述”以及“其概念如何进入当代哲学”，并不共同构成一部统一传记。研究在年代、人物动机或概念范围上发生分歧时，应先追溯各自使用的材料，再比较结论。short-research-entry
短篇原文适合用于确认概念怎样在特定论争中出现。阅读顺序应按问题群组织，而不必完全依照年代。
关于哲学对象与辩证逻辑，首先应读伊里因科夫与科罗维科夫1954年的论纲，再读《黑格尔与逻辑学对象问题》《辩证逻辑》导论和百科条目《普遍物》。论纲说明二人为何反对把哲学规定为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最一般规律”的超级科学，并将哲学对象限定于现实认识着的思维的普遍形式；《黑格尔与逻辑学对象问题》表明这种立场如何由黑格尔逻辑转向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认识论；《普遍物》则集中区分一般、抽象的普遍物和具体的普遍物。论纲是共同文本，《普遍物》属于百科条目，二者的体裁和作者责任不能混同。
关于抽象的东西与具体的东西，可以先读1955年《关于科学理论认识中抽象与具体的辩证法》，随后读1968年《“抽象的”（“观念的”）对象概念》与1973年《论普遍物》，最后阅读《论“Wert”一词的翻译》。1955年文章能够显示伊里因科夫怎样反对把抽象仅仅理解为删除差异、把具体仅仅理解为感性丰富；1968年文章把问题放入科学模型和“抽象对象”的存在方式，适合检验其整体—部分论证能否处理现代模型；《论普遍物》通过“一般”与“普遍物”的区别，系统说明具体的普遍物何以是一种现实发生关系，而非最高层分类；《论“Wert”一词的翻译》篇幅较短，却精确说明价值的观念形式不是脑内“设想”，并把抽象—具体理论连接到价值表现和社会代表关系。完成这组短文后再进入1997年完整书稿，读者才能判断早期文章、1960年删节版、1968—1973年的专题发展和完整理论之间的差异。
这组文本的内部次序也对应不同研究问题。若关心科学概念为何具有客观内容，应先读1955年文章；若关心理想化、模型和理论实体，1968年文章更直接；若关心人的本质、工具活动和商品为何能成为理论起点，应以《论普遍物》为中心；若关心观念的东西同价值形式，才转入Wert一文。把四篇合并为一句“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会失去伊里因科夫在不同论争中逐步改变对象的过程。
关于观念的东西，应把1962年百科条目《观念的东西》、1968年《心理与脑》以及1979年《观念的东西问题》前后阅读。百科条目给出概念的高度压缩形式，适合确认它同个体心理表象的区别；《心理与脑》直接回应杜布罗夫斯基，显示社会形式问题为何不能由神经动力载体解决；1979年文章则把价值形式、文化对象和个体掌握重新组织为较完整的论证。身后以《观念东西的辩证法》题名发表的长稿应作为下一阶段材料，因为其稿本、编辑和初刊史更复杂。ideal-text-chain
关于活动、心理和语言，可以依次阅读《活动与知识》《时间“放大镜”下的人的心理》《思维与语言（言语）关系问题的几点意见》《论梅谢里亚科夫的工作》，再进入身后发表的《心理学》和《意识的对象性问题》。第一篇说明知识不是外在附着于活动的表象，而是对象性活动的观念成分；1970年文章展示作者怎样从扎戈尔斯克材料论证内化及人的心理社会发生，同时也最清楚暴露“判决性实验”的强断言；思维—语言文章明确反对由语言形式生产思维形式；梅谢里亚科夫文本以共同—分担活动、手势和词语的发生讨论盲聋教育；《心理学》残稿尝试以感性形象、需要和探索—定向活动建立心理学模型；早期意识手稿则把目的和社会活动作为意识对象性的条件。两篇手稿均未由作者完成或生前发表，不能用来覆盖生前短文中更谨慎的表述。
《人的世界》可作为这一组的补充，而不宜作为伊里因科夫独著引用。它是同Э.·格拉戈列娃共同署名的斯科罗霍多娃著作书评，适合研究兴趣、语言文化、想象和自主行动如何进入公共教育论述。阅读时应同时查阅斯科罗霍多娃本人的著作和梅谢里亚科夫教育论文，避免把盲聋者的经验完全改写成哲学家的能力理论。
关于教育和人格，可读《学校应当教会思维》《论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梅谢里亚科夫及其教育学》《人格的形成》和身后初刊《什么是人格？》。这组文本由学校教育的概念形成问题，进入盲聋教育和社会关系总体中的人格。它们共同反对能力先天论和知识灌输，却不构成一部方法统一的教育学专著：《学校应当教会思维》是公共教育论文章，《人格的形成》带有总结科学实验的论证目的，《什么是人格？》则是一篇身后发表的系统理论文本。
关于自由、文化和理想，可把身后发表的《自由意志》同《论偶像与理想》中的教育、科学、艺术和全面发展文章对读。前者以斯宾诺莎、费希特和目的性活动讨论自由，材料身份是晚期草稿；后者是作者生前组织出版的文化批评著作，能够说明“理想”（идеал）与“观念的东西”（идеальное）为何不能混译。以《精神宇宙论》作为第一篇伊里因科夫原文会造成明显偏移：它是早期未刊手稿，适合研究斯宾诺莎式自然观和青年思想，而不是成熟辩证逻辑、活动和文化理论的总纲。
关于晚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欧论争，应把1977年《辩证法与世界观》、1979年《战斗的唯物主义意味着辩证的唯物主义》、身后出版《列宁主义辩证法和实证主义形而上学》以及身后发表《辩证法与解释学》组成一组。第一篇说明哲学为何不能成为具体科学之上的世界图景；第二篇显示作者怎样把1908年列宁同《哲学笔记》连接，并具有最强的政治论战语体；1980年书保存更长的马赫主义、波格丹诺夫和自然科学危机研究，却经身后删节和编辑拟题；解释学文章则把对象性活动同语言本体论对置。这个次序能使读者同时看到晚期理论的连续性、体裁差异和未完成性，而不是从某一篇政治文章概括作者全部哲学。
《所谓“思维特殊性”》适合与《辩证法与解释学》对读。前者从苏联内部逻辑论争反对以脑、心理或语言实现条件规定逻辑对象，后者从西欧解释学争论反对把辩证法限制为语言中的意义运动。两文共同维护思维形式的客观性，也共同留下语言如何反向组织思维的问题。它们都属身后发表材料，阅读时应与1974年《辩证逻辑》生前定稿和1977年思维—语言文章区分。
主要著作的阅读次序取决于研究问题，但若目标是获得伊里因科夫哲学的整体结构，可先读《论偶像与理想》，再读1974年《辩证逻辑》，随后进入1997年《科学理论思维中抽象与具体的辩证法》，最后阅读《列宁主义辩证法和实证主义形而上学》及身后专题文集。
《论偶像与理想》适合作为第一部整书，不是因为它在理论上最简单，而是因为它呈现辩证逻辑的文化和教育后果。书中对学校、科学、想象、艺术、技术分工和全面发展的讨论，使读者看到概念思维为什么不是纯学科内部问题。它也提供判断作者规范目标的依据：伊里因科夫所批评的不是知识和专业化本身，而是普遍文化能力被固定分工从多数个体身上分离。
1974年《辩证逻辑》应作为辩证逻辑研究的基础版本。全书以笛卡尔、斯宾诺莎、洛克、莱布尼茨、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和列宁组成的哲学史论证，说明思维不能由内省、脑结构或符号形式单独规定。1984年第二版由身后编辑补入材料，对传播极其重要，却不是作者亲自校定的增订版；两版章节和文字差异必须保留。将1984年新增内容无说明地引用为1974年作者定稿，会使文本史与思想史同时失真。dialectical-logic-editions
《科学理论思维中抽象与具体的辩证法》应使用1997年公开的1956年完整书稿，研究时再同1960年《马克思〈资本论〉中抽象与具体的辩证法》比较。完整书稿不仅讨论《资本论》方法，还系统处理感性、意识、表象、抽象、概念、知性、理性、矛盾、逻辑与历史以及理论起点。1960年书是经过删改、重写和改题的独立出版物，不应作为同一作品的简便题名；中文旧译本若以1960年版为底本，也不能直接代表1997年完整文本。versions-1956-1960-1997
《列宁主义辩证法和实证主义形而上学》适合在上述两部理论著作之后阅读。它把列宁阅读黑格尔、认识论和实证主义批判连接起来，显示伊里因科夫晚期如何重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和科学性。但现行书是1980年身后删节出版并由编辑拟题，使用时必须说明文本身份；不能因为它是晚期著作便自动视为作者最后完成的理论总纲。
《艺术与共产主义理想》《哲学与文化》及《观念的东西与现实》等身后文集，应作为专题阅读而非作者自编著作使用。它们保存大量重要文章和遗稿，却由后来的编者决定题名、选篇和排列。研究者应引用其中具体文章及其初刊或手稿身份，而不以文集总题替代作者的发表史。
完成主要著作后，阅读重点应由“伊里因科夫主张什么”转向“这些主张怎样形成、怎样被保存和怎样发生争论”。2004年《回忆中的埃瓦尔德·瓦西里耶维奇·伊里因科夫》是人物关系和学术氛围的基础材料。它适合研究1950年代大学论争、家庭讨论、卢卡奇翻译、研究所工作、教育实践和私人交往；不适合单独确定会议原话、政治动机和死亡原因。对同一事件，应并读不同回忆者，并尽可能返回书信和机构档案。
2016年《围绕哲学对象论纲的激情（1954—1955）》适合研究哲学对象论争的文件链，读者应分别标记论纲、个人笔记、会议记录、组织决议和后来评述。2018年《观念的东西与现实：1960—1979》是编者按专题形成的身后文集，适合追踪观念的东西、心理、身体和社会批评文本的长期变化。2026年《青年伊里因科夫：档案研究》把1950—1955年的学位材料、课程、早期文章、会议和党务文件置于同一年代结构中，适合在理解成熟理论以后反向研究其发生；其档案编选性质区别于作者自编的青年思想全集。
2019年以来的《文集》构成现有俄文研究的重要文本基础。它按专题和年代汇集生前著作、文章、百科条目和档案材料，使散见文本进入稳定书目；不同卷对稿本、异文和编辑介入的说明程度并不完全相同，整个系列尚不等于严格的历史批判版。引用时应记录卷次、篇名、页码和材料性质，并在存在初刊时核对初刊。
专题研究可按问题选用。研究观念的东西，可从《观念东西的辩证法》论文集、迈丹斯基《观念的东西的变形》及利夫希茨—伊里因科夫争论进入；研究活动论进路，可读《人的实践本质》，并比较米哈伊洛夫、列昂季耶夫、加尔佩林和达维多夫；研究黑格尔和逻辑，可使用《智能唯物主义》所收英译，同时核对俄文初刊；研究心灵、教育和维果茨基关系，则应阅读巴克赫斯特《问题的核心》。专题文集的共同价值是呈现分歧，不应被用来寻找唯一的当代正统解释。
以下版本关系是引用伊里因科夫时最容易发生错误的部分。表中“研究用途”说明材料适合回答的问题，不表示后出的版本必然优于先出的版本。
| 年份 | 文本或版本 | 材料性质 | 研究用途与注意事项 | |---|---|---|---| | 1953 | 关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学位论文 | 学位论文 | 研究早期马克思方法论；须同答辩意见和后来书稿区分 | | 1954 | 伊里因科夫、科罗维科夫哲学对象论纲 | 共同写作、当时未公开发表 | 研究逻辑—认识论的学科定位；不能只归于伊里因科夫个人 | | 1955 | 《关于科学理论认识中抽象与具体的辩证法》 | 生前期刊文章 | 早期公开表述及意大利接受的起点 | | 1956 | 《科学理论思维中抽象与具体的辩证法》书稿 | 生前完成而未能按原貌出版的书稿 | 现由1997年版及后出文集进入研究；不能同1960年书互作异名 | | 1960 | 《马克思〈资本论〉中抽象与具体的辩证法》 | 生前删改、重写并改题出版 | 具有独立出版史；旧外译本和中译本多由这一版本传播 | | 1962 | 《观念的东西》 | 《哲学百科全书》条目 | 概念的压缩定义；体裁限制明显 | | 1968 | 《心理与脑》 | 生前论战文章 | 回应杜布罗夫斯基；区分社会形式与神经载体 | | 1974 | 《辩证逻辑》第一版 | 生前定稿著作 | 辩证逻辑研究的首要作者定稿版本 | | 1979 | 《观念的东西问题》 | 生前写作、分两期发表 | 晚期观念的东西论证；须同长稿及后出题名比较 | | 1980 | 《列宁主义辩证法和实证主义形而上学》 | 身后删节出版、编辑拟题 | 研究晚期列宁和实证主义批判；不是作者亲定终稿 | | 1984 | 《辩证逻辑》第二版 | 身后编辑增订本 | 可补充材料，但不能把新增内容无说明归入1974年定稿 | | 1997 | 1956年完整书稿的正式出版 | 身后出版的完整早期著作 | 抽象与具体理论的主要依据；仍须说明其1956年写作身份 | | 2009 | 《观念东西的辩证法》 | 身后发表、具有复杂稿本史 | 研究成熟理论的重要材料；应核对编辑说明和相关稿本 | | 2018 | 《观念的东西与现实：1960—1979》 | 身后专题文集 | 提供相关遗稿和难见文章；书名与结构来自编者 | | 2019— | 多卷本《文集》 | 持续出版的专题性文集 | 建立稳定书目和档案入口；逐篇判断初刊、手稿和编辑身份 | | 2026 | 《青年伊里因科夫：档案研究》 | 档案编选与研究出版物 | 重建1950—1955年思想和制度史；不是作者自编著作 |
这张表也说明“完整”“初版”“身后增订”和“最新”不能作为单一价值等级。1956年书稿在结构上比1960年版完整，1960年版却是作者生前实际公开承担的出版物；1974年《辩证逻辑》具有作者定稿权威，1984年版则保存更多材料；多卷本文集便于检索，但单篇初刊仍可能是研究措辞和编辑删改的首要证据。版本选择必须由问题决定。
术语表不是理论解释的替代品，它的功能是防止同一原词在论证关键处被无理由拆散，也防止不同原词因中文习惯而被合并。本文采用的核心对照如下：
| 原文 | 本文用语 | 必须保持的区别 | |---|---|---| | идеальное | 观念的东西 | 不得同价值义идеал“理想”或私人心理表象混同 | | идея | 观念 | 指观念或理念性内容时依语境使用，不替代идеальное | | мышление | 思维 | 指思维能力、过程和普遍形式；区别于мысль | | мысль | 思想 | 指一个思想或思想内容；不一概译为“思维” | | общее | 一般 | 通常指共同特征或抽象的一般 | | всеобщее | 普遍物 | 不得同общее合并 | | абстрактно-всеобщее | 抽象的普遍物 | 与具体的普遍物相对；作定语时为“抽象普遍的” | | конкретно-всеобщее | 具体的普遍物 | 指能够表达整体发生关系的普遍物；作定语时为“具体普遍的” | | абстрактное | 抽象的东西 | 名词范畴；形容词仍依语法译“抽象的”，абстрактность为“抽象性” | | конкретное | 具体的东西 | 名词范畴；形容词仍依语法译“具体的”，конкретность为“具体性” | | рассудок | 知性 | 与разум“理性”构成黑格尔语境中的区分 | |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 活动 | 不自动加译为实践、行动或行为 | | предметн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 对象性活动 | 强调活动以对象及其客观形式为中介 | | совместно-разделенн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 共同—分担活动 | 指共同完成而功能有所分担的发生结构 | | мыслящее тело | 思维着的身体 | 不译为把身体实体化的“思维物体” | | интериоризация | 内化 | 与вращивание“内长化”区分 | | вращивание | 内长化 | 指心理间关系向心理内结构的生长式转化，不同于一般意义的内化 |
其中有些条目已由项目术语审校确定，有些仍处于暂定状态。暂定条目在同一论证中仍保持一致，未来修订则应依据更多原文和中文学术传统，并说明原词、语境、受影响文本及其对既有论证的影响；“更自然”或“更常见”本身不足以构成改译理由。term-index-source
伊里因科夫的思想关系不能用单一“影响”概括。以下索引区分共同写作、制度关系、论争、合作、继承和身后编辑，以避免把同时代人的接触一概写成学派。
| 人物 | 关系性质 | 研究时需要注意的问题 | |---|---|---| | 瓦连京·伊万诺维奇·科罗维科夫 | 1954年论纲共同作者、早期同事 | 论纲不是伊里因科夫独著；后来的事件叙述包含当事人回忆 | | 捷奥多尔·伊里奇·奥伊泽尔曼 | 学位与研究所制度环境中的重要哲学家、评议者 | 师生、评议和理论分歧须按具体阶段区分 | |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季诺维也夫 | 同代逻辑研究者、早期讨论者和后来论争者 | 《资本论》逻辑研究的共同背景不等于方法一致 | | 格奥尔基·彼得罗维奇·谢德罗维茨基 | 方法论运动代表、早期交往者 | 不能由“活动”术语推定其系统思想方法论属于伊里因科夫学派 | | 梅拉布·康斯坦丁诺维奇·马马尔达什维利 | 同代哲学家、认识论和方法问题的论争者 | 1961年答辩材料显示实质分歧；不宜只写私人友谊或阵营对立 | | 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利夫希茨 | 前辈、朋友、艺术与观念的东西问题的论争者 | 共同反对主观主义，但在自然尺度和观念的东西范围上有分歧 | | 费利克斯·特罗菲莫维奇·米哈伊洛夫 | 朋友、独立哲学家、实践唯物主义的相近路线 | 版本比较可显示交流影响，不能把其著作视作伊里因科夫理论注释 | | 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列昂季耶夫 | 活动心理学的重要代表 | 能力社会形成和对象性活动上接近，心理学基本单位与体系不同 | | 彼得·雅科夫列维奇·加尔佩林 | 心理行动形成理论代表 | “内化”和分阶段形成有独立理论结构 | |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梅谢里亚科夫 | 盲聋教育研究者、实际合作者 | 教育方法和实证工作具有独立来源，不能归为伊里因科夫实验 | |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达维多夫 | 心理学家、发展性教学研究者 | 与抽象—具体和概念形成直接相关 | | 尤里·尼古拉耶维奇·达维多夫 | 社会学家、家庭讨论参与者 | 必须同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达维多夫区分 | | 叶莲娜·埃瓦尔多芙娜·伊列什 | 伊里因科夫之女、家庭和机构档案编纂者 | 提供并编选档案，不等于所有档案出版物均为作者自编 | | 阿列克谢·格里戈里耶维奇·诺沃哈特科 | 身后文本的早期主要整理者 | 编辑贡献巨大；早期文集仍需补充稿本和异文说明 | | 伊利亚·拉斯金 | 家庭档案系统整理项目的早期推动者 | 其工作连接私人保存与系统编目 | | 弗拉季斯拉夫·亚历山德罗维奇·列克托尔斯基 | 档案项目主持者、苏联认识论研究者 | 项目主持、机构支持与具体文本编辑职责应分别说明 | | 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迈丹斯基 | 文本整理者、档案研究者和哲学解释者 | 来源整理贡献与其关于政治、心理、语言和观念的东西的解释应区分 |
这份索引只提供研究入口。人物关系的强度须由共同署名、通信、课程、评议、会议记录和版本修改等材料证明。回忆中“经常交谈”不能自动推导概念影响，概念相似也不能反向证明个人接触。
俄文文本的首要网络入口是安德烈·迈丹斯基维护的“阅读伊里因科夫”网站：http://filorus.ru/ilyenkov/。引用该站文本时应标明“安德烈·迈丹斯基的网站”，并继续追溯作品初刊、文集或档案版本。原caute.ru地址只能作为历史来源链使用，不能在现有正文中无说明地取代当前署名入口。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的《伊里因科夫文集》总书目适合核对卷次、出版年、页数和ISBN；俄罗斯国家电子图书馆及各馆目录可以补充具体版本。它们是书目和馆藏依据，不意味着在线阅读器中的每一页都自动具有转载许可。《哲学问题》网站可用于查找期刊初刊和历史评论，PsyJournals可核对文化—历史心理学相关论文、DOI和许可信息。Direct-Media的《青年伊里因科夫》出版页提供版权页信息和完整目录，是确认该书材料结构的公开依据。
英文原始文本最方便的导航入口是Marxists Internet Archive的Evald Ilyenkov Archive。该页收录1954年论纲、1960年抽象与具体著作、1974年《辩证逻辑》及多篇教育、活动和观念的东西文章，能够支持检索和初步阅读；但译本年代、底本和删节情况不一，页面还保留指向旧caute.ru的历史链接，正式引用必须逐篇核验。mia-navigation-role
International Friends of Ilyenkov的文本页和组织史页面适合查找英语译文、会议、共同阅读和档案发现讨论。其页面同时可能链接正式译文、工作文本、视频、活动记录和AI摘要，这些材料的证据等级完全不同。该组织是研究共同体和传播平台，不是所有伊里因科夫文本的版本裁决机构。
系统研究和正式英译应优先使用Cambridge与Brill／Historical Materialism的出版物。Cambridge出版巴克赫斯特《苏联哲学中的意识与革命》；Brill出版《观念东西的辩证法》《人的实践本质》《智能唯物主义》和《问题的核心》。出版社页面适合核对编者、目录、DOI和出版信息，具体引文仍应返回书内页码及其所据俄文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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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引用方式同伊里因科夫哲学的内容存在方法上的一致性：思想形式只有通过公共对象、共同活动和可以纠正的表达才取得客观效力。文本研究中的版本、来源和校勘记录，正是使判断能够被他人复核的对象性条件。开放档案的意义不在于消除编辑和解释，而在于使编辑和解释留下可以追溯的依据。
伊里因科夫哲学的统一性不来自一个封闭体系，而来自一个贯穿其不同工作的问题：客观世界和社会历史形成的形式如何成为个人的思维、意志和能力。抽象与具体研究说明科学概念怎样重建对象的具体总体；观念的东西理论说明社会关系怎样取得物的代表形式；思维着的身体把思维还原到身体依照对象形式的活动，而不把它化约为生理过程；活动、语言和心理发生理论说明个体怎样掌握文化形式；人格、自由和教育理论则追问这种掌握能否使个人成为共同生活的自主主体。
这一问题结构同时包含尚未解决的困难。伊里因科夫未能充分说明对象性活动、早期情感性交往与语言中介的完整关系；观念的东西在自然与社会范围之间仍存在解释冲突；自由人格同国家、权利和制度异化之间缺少完成的政治理论；扎戈尔斯克经验也要求比哲学论证更细密的教育史和残障研究。确认这些缺口并不削弱其哲学地位。相反，一个思想传统能够持续发展，正因为它留下可以被新材料、新学科和新历史经验重新规定的问题。
档案发现正在改变这些问题的文本基础。1950—1955年材料使哲学对象和抽象—具体理论的形成过程更清楚，心理学残稿与语言研究暴露活动理论内部尚未完成的环节，国家和社会主义问题的笔记扩大了人格与自由研究的范围，多卷本文集则使百科、评议和未刊稿进入稳定书目。未来研究需要同时推进文本校勘、概念分析、制度史、心理学史、教育史和国际接受史，而不能以任何单一路线代表伊里因科夫的全部遗产。
对中文研究而言，首要工作不是迅速建立一套关于伊里因科夫的结论，而是形成可以长期修订的文本和概念基础：明确版本，区分材料层级，统一关键术语，保存异文和疑点，并使译文能够返回原文。只有在这一基础上，伊里因科夫才不只是由少数著名命题构成的名字，而会作为二十世纪哲学史中一项仍可被检验、批评和继续发展的理论工作进入中文思想语境。
[theses-object] 关于论纲的形成、题名和制度背景，参见Ильенков、Коровиков：《Страсти по тезисам о предмете философии（1954—1955）》，莫斯科：Канон+，2016；论纲首次在俄文学术期刊发表时见《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2020年第4期，第97—115页。迈丹斯基网站的生平年表将其核心命题概括为：“哲学是关于科学思维及其规律和形式的科学。” ↩1 ↩2
[mareyev-suspicion] Сергей Н. Мареев, “A Philosopher under Suspicion,” Socialist Future 5, no. 1（1996），英译Angela Landon；该文说明其俄文原稿发表于1990年，并以伊里因科夫对思维形式客观性的理解为传记主线。此文具有学生回忆和思想评价的双重性质，本文不把其中的评价性表述直接当作档案事实。 ↩1 ↩2
[abstract-concrete] 伊里因科夫：《科学理论思维中抽象与具体的辩证法》，1997年版，尤其参见第一部分第二章关于一般、普遍物和具体的普遍物的讨论，以及第二部分关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本文术语采用项目依据该版形成的中文审校记录。 ↩
[ideal-encyclopedia] Э. В. Ильенков, «Идеальное», Философ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т. 2（1962）, с. 219—227。该条目原文的可检索版本见迈丹斯基网站；网站承担文本导航功能，正式引用仍以百科全书初刊为准。 ↩
[soviet-philosophy] Andrey Maidansky and Vesa Oittinen, “Evald Ilyenkov and Soviet Philosophy,” Monthly Review 71, no. 8（2020）。该访谈把伊里因科夫规定为把活动论进路系统引入苏联哲学的人，同时明确指出“活动论进路”并非伊里因科夫本人使用的固定术语。 ↩1 ↩2
[maidansky-oittinen] Maidansky and Oittinen, “Evald Ilyenkov and Soviet Philosophy”。迈丹斯基在访谈末尾明确提出“思维着的身体”和心理发生“细胞”问题上的异议；这些是研究者对伊里因科夫的批评，不是伊里因科夫本人的自我规定。 ↩
[english-research] 相关出版信息分别见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和Brill正式书目：Bakhurst, Consciousness and Revolution（1991）；Levant and Oittinen, eds., Dialectics of the Ideal（2014）；Maidansky and Oittinen, eds., The Practical Essence of Man（Brill英文版2016，Haymarket版2017）；Ilyenkov, ed. and trans. Evgeni V. Pavlov, Intelligent Materialism（2018）；Bakhurst, The Heart of the Matter（2023）。 ↩
[versions-1956-1960-1997] 迈丹斯基网站的生平年表记载：1960年版以四年前写成的《科学理论思维中抽象与具体的辩证法》为基础，经过多次改写并删去三分之一以上。1997年版所保存的完整结构还可同1960年版目录直接比对。1997年版作者序为1976年德文版所作，作者在序中把当时拟刊文本称为对旧文本作少量插补的版本；因此“完整”指相对于1960年删节版恢复了更广的书稿结构，不表示完全没有后来的作者修改或编辑处理。 ↩1 ↩2 ↩3
[young-ilyenkov] Молодой Ильенков: архивны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 Авт.-сост. Е. Э. Иллеш; науч. ред. А. Д. Майданский. М.: Директ-Медиа, 2026。出版社目录列明1953年学位与入职材料、1954年教学及论纲材料、1954—1955年笔记和1955年会议记录、党务文件及书信。 ↩1 ↩2
[chronology] 生平日期与任职信息参见安德烈·迈丹斯基网站“伊里因科夫生平与创作年表”。年表记载其1941年入学、1942年入伍、1943年进入前线、1946年复学、1950年毕业、1953年通过学位答辩并进入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
[home-archive] Андрей Д. Майданский, «Открытия домашнего архива Э. В. Ильенкова»,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2024, № 3, с. 84—94, DOI: 10.21146/0042-8744-2024-3-84-94。文章依据家庭档案、科学院档案、哲学研究所人事档案和已出版文集讨论学位论文草稿、黑格尔评注、意识讲稿、国家问题及马马尔达什维利答辩记录。 ↩1 ↩2 ↩3 ↩4 ↩5
[korovikov-memoir] В. И. Коровиков, «Начало и первый погром» // Эвальд Васильевич Ильенков в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х / Ред.-сост. Г. В. Лобастов. М.: РГГУ, 2004. С. 216—223。科罗维科夫是论纲共同作者和事件当事人；其叙述对会议过程具有重要价值，但仍是事后回忆。 ↩
[mamardashvili-debate] 参见迈丹斯基《伊里因科夫家庭档案的新发现》，第84—94页。文中所据档案为Архив РАН, ф. 1922, оп. 1, д. 1047, л. 112—179；相关材料及迈丹斯基后记又收入其主编的Совет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 сознания: этюды по истории идей（莫斯科：Канон+，2023）。 ↩
[italian-affair] 迈丹斯基《伊里因科夫家庭档案的新发现》注4称，书稿曾交费尔特里内利出版社，相关经过详见伊列什2018年的研究。本文据此只确认事件与出版压力的关联，不把它解释为1960年版所有删节的唯一原因。 ↩
[ideal-publication-history] 《观念的东西》初刊于《哲学百科全书》第2卷（1962）；《心理与脑——答德·伊·杜布罗夫斯基》发表于1968年；《观念东西问题》发表于《哲学问题》1979年；《观念东西的辩证法》手稿写于1976年，其完整文本的身后出版另有编辑史。各文本的详细版本关系将在本文后续“文本发生史与版本问题”一节专门讨论。 ↩
[death] 迈丹斯基网站年表记死亡日期为1979年3月21日。关于自杀及其背景，可参见2004年回忆录各篇、马列耶夫“A Philosopher under Suspicion”以及Maidansky and Oittinen, “Evald Ilyenkov and Soviet Philosophy”。马列耶夫的网络英译页导语、正文和迈丹斯基访谈对死亡原因的措辞并不相同，恰好说明不能把一种解释写成无争议事实。 ↩
[textual-strata] 本文的材料分类参照项目作品清单、各长篇著作的章节清单、2016年论纲档案集、2018年文集和迈丹斯基《伊里因科夫家庭档案的新发现》。数字化记录能够确认来源地址、文件身份和章节边界，但“作者定稿”“身后编辑本”等判断仍以正式出版信息、手稿说明和版本比较为依据。 ↩
[early-text-chain] 1953年论文与早期草稿的关系见迈丹斯基《伊里因科夫家庭档案的新发现》；1954年论纲的档案与初刊信息见伊列什编《围绕哲学对象论纲的激情（1954—1955）》及《哲学问题》2020年第4期；1955年《关于科学理论认识中抽象与具体的辩证法》初刊信息见该文《哲学问题》版本和伊里因科夫博士论文摘要所附著作目录。该文后来亦见《哲学问题》1990年第2期再刊，故引用时须区分初刊与再刊。 ↩1 ↩2
[abstract-book-history] 1956年书稿、1960年版与1997年版的基本关系，参见迈丹斯基“The Dialectical Logic of Evald Ilyenkov and Western European Marxism”，尤其关于书稿原题、撤版、删节约三分之一和改题的叙述；另见马列耶夫“A Philosopher under Suspicion”。1997年版目录及1976年德文版作者序可与1960年版目录逐项比对。这里关于出版压力的说明采用迈丹斯基的档案—接受史重建，不把其中尚有争议的书稿外传细节写成确定事实。 ↩
[dialectical-logic-editions] А. Д. Майданский, «К оценке аутентичности второго издания “Диалектической логики”», 逐章比较1974年初版与1984年第二版。该文确认第二版增加五篇文本，同时指出原有十一篇发生大量无署名删改，包括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对象性实践活动、观念的东西以及价值形式等关键段落。本文据其校勘结论确定版本优先级，但新增篇章的作者归属仍须分别追溯其初刊。 ↩1 ↩2
[ideal-text-chain] “观念的东西”文本群的初刊与版本关系，参见伊里因科夫《观念的东西》（《哲学百科全书》第2卷，1962）、《心理与脑》（《哲学问题》1968年第11期）、《观念东西问题》（《哲学问题》1979年第6、7期）和《观念东西的辩证法》（《逻各斯》2009年第1期，第6—62页）；研究史重建见Andrey Maidansky, “Metamorphoses of the Ideal,” Studies in East European Thought 57, nos. 3—4（2005）, pp. 289—304。迈丹斯基指出，1977年达格利什英译明示为删节并修改，1984年《艺术与共产主义理想》所收版本较接近手稿但仍非完全可靠的作者定本。 ↩1 ↩2 ↩3
[late-editorial-books] 《列宁主义辩证法和实证主义形而上学》的身后出版和删节问题，参见迈丹斯基《伊里因科夫家庭档案的新发现》，其中明确称该题名为编辑题名，并指出档案稿包含出版时未保留的国家与共产主义方案讨论。1991年《哲学与文化》和1984年《艺术与共产主义理想》的篇目与出版年份据正式文集目录。 ↩
[dialectical-logic-object] 伊里因科夫、科罗维科夫1954年论纲对哲学对象的规定，见《围绕哲学对象论纲的激情（1954—1955）》及《哲学问题》2020年第4期，第97—115页；其在成熟著作中的展开，见伊里因科夫《辩证逻辑》1974年初版导言及第一篇。这里把早期论纲与成熟著作置于同一问题史中，不等于认为二十年间的措辞和理论结构没有变化。 ↩
[logic-1974-intro] Э. В. Ильенков, Диалектическая логика: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и теории（莫斯科：Политиздат，1974），第3—6页及第269—270页。导言把思维规定为社会的人之现实活动的观念的环节，并将逻辑规定为这种科学思维的理论描述；结语则明确称全书只讨论系统工作的若干条件和前提。 ↩
[logic-dialectics-epistemology] 伊里因科夫《辩证逻辑》1974年初版，第九篇“О совпадении логики с диалектикой и теорией познания материализма”，第210—232页。本文将совпадение译作“重合”，以区别于тождество мышления и бытия“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两处命题有关联，但不能在术语上混用。 ↩
[thinking-being-identity] Э. В. Ильенков, «Вопрос о тождестве мышления и бытия в домарксист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 Диалектика — теория познания: Историко-философские очерки（莫斯科：Наука，1964），第21—54页。该文明确说明，辩证法中的同一性不是“完全相同”，而是差异者和对立者在转化过程中的同一性；其唯物主义解释的关键是从现实活动说明存在向思想、思想向现实的转化。 ↩
[maidansky-thinking-language] А. Д. Майданский, «Мышление и язык в Логике Ильенкова»,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2019, № 2, с. 128—136, DOI: 10.31857/S004287440003880-3。文章以“活动—思维—词语”重构伊里因科夫的基本次序，说明他对形式—数学逻辑专门范围的肯定，并借斯宾诺莎、维果茨基、皮亚杰和扎戈尔斯克材料讨论感觉运动图式、语言与思维发生之间的困难。本文关于三个发生层次的区分，是在迈丹斯基批评基础上作出的分析性概括。 ↩1 ↩2
[formal-dialectical-logic] 参见伊里因科夫《辩证逻辑》1974年初版第一篇、第十篇；另见《思维与语言（言语）关系问题的几点意见》，《哲学问题》1977年第6期，第92—96页，以及《逻辑中的矛盾问题》，载《辩证矛盾》（莫斯科：Политиздат，1979），第122—143页。伊里因科夫把形式分析的效力限制在语言表达、术语同一和形式推演的范围，同时反对把这一范围扩大为概念形成和科学发展的完整理论。 ↩
[contradiction-category] 伊里因科夫《辩证逻辑》1974年初版第十篇“作为辩证逻辑范畴的矛盾”，尤其第230—248页；另见其《逻辑中的矛盾问题》，第122—143页。前者以价值形式、货币和剩余价值问题说明真实矛盾如何规定进一步研究的方向，并在结尾明确把术语—语义矛盾归入形式分析应当排除的范围。 ↩
[truth-dialectical-logic] А. Д. Майданский, «Понятие истины в диалектической логике Ильенкова», 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 2009, № 8, с. 169—178。该文以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具体的东西、矛盾和实践重构伊里因科夫的真理观。由于文中关于真理的集中定义由迈丹斯基作出，正文将其标明为研究解释，而不作为伊里因科夫原文直接引语。 ↩
[logic-concrete-sciences] 伊里因科夫《辩证逻辑》1974年初版结语，第269—270页。作者把范畴系统视为一个阶段，要求其后在具体科学研究中实现，并把哲学规定为具体科学的合作者，而非其仆人、最高监督者或“科学之科学”。 ↩
[abstract-concrete-structure] Э. В. Ильенков, Диалектика абстрактного и конкретного в научно-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м мышлении（莫斯科：РОССПЭН，1997），序言及第一、第二部分目录。第一部分依次处理抽象和具体的客观意义、概念与表象、一般与个别、具体统一、分析和具体抽象；第二部分处理科学发展、上升方法、逻辑与历史、理论起点及矛盾。可检索文本见迈丹斯基整理的全书导航，引用和版本判断仍以1997年正式出版物为准。 ↩
[objective-concreteness] 伊里因科夫《科学理论思维中抽象与具体的辩证法》1997年版，第一部分第一章“马克思对具体的东西的规定”、第二章“抽象与具体的东西的客观意义”及“具体统一是对立面的统一”。伊里因科夫把具体性规定为对象诸存在形式的内在相互制约，把抽象性规定为知识的片面性；因此，知识的符号或感性形式不能直接决定其抽象程度。 ↩
[representation-and-concept] 伊里因科夫《科学理论思维中抽象与具体的辩证法》1997年版，第一部分第一章“意识的机制和抽象”“感性与意识”“感性、抽象和社会劳动”，以及第二章“概念”“表象与概念的区别”。该书认为一般表象是概念形成的经验前提，却不因被词语固定便自动成为概念；概念的内容来自对对象本质关系和发生条件的研究。 ↩
[understanding-reason-development] 伊里因科夫《科学理论思维中抽象与具体的辩证法》1997年版，第一部分第一章“知性与理性”。伊里因科夫反对把理性理解为从个人心理中抽取出的共同能力，转而从认识的社会历史发展说明知性规定如何成为理性重构的材料。这一处理延续其《辩证逻辑》对个体思维和人类思维文化之间关系的规定。 ↩
[general-universal-concrete] 伊里因科夫《科学理论思维中抽象与具体的辩证法》1997年版，第一部分第二章“具体的东西与一般—个别的辩证法”。本文依照项目术语表区分общее“一般”、всеобщее“普遍物”、абстрактно-всеобщее“抽象的普遍物”和конкретно-всеобщее“具体的普遍物”。伊里因科夫以工具生产和价值形式说明具体的普遍物，但从个别新形式到普遍关系的判断仍须由具体历史条件证明，不能仅凭其例外地位推断。 ↩
[concrete-abstraction-practice] 伊里因科夫《科学理论思维中抽象与具体的辩证法》1997年版，第一部分第二章“抽象的东西与具体的东西的重合”“相对独立性是抽象的东西的客观原型”以及“具体抽象（概念）与实践”。作者把概念的具体性同对象内部规律相联系，并把实践规定为概念真理性的标准。正文对实践检验所作的持续性和可修订性说明，是在其原论证基础上的方法论限定。 ↩
[ascent-research-presentation] 伊里因科夫《科学理论思维中抽象与具体的辩证法》1997年版，第二部分第一章“马克思对科学发展的看法”及“马克思对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方法的唯物主义论证”。伊里因科夫依据马克思1857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区分现实具体的产生与思维再现具体的过程，并把经验材料和一般表象规定为理论认识的前提；本文所用“研究过程与理论叙述”还参照《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马克思对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的区分。 ↩
[capital-theoretical-start] 伊里因科夫《科学理论思维中抽象与具体的辩证法》1997年版，第二部分第四章关于理论分析及起点的讨论，尤其“作为具体的普遍物的价值”和“《资本论》的范畴体系”各节。伊里因科夫把价值关系规定为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的简单、普遍起点；正文强调起点并非词义中包含全部后续范畴，是为防止把其“范畴演绎”误读为形式演绎。 ↩
[logical-historical-concrete] 伊里因科夫《科学理论思维中抽象与具体的辩证法》1997年版，第二部分第五章“逻辑发展与具体历史主义”，尤其“历史研究方式与逻辑研究方式的区别”“抽象历史主义与具体历史主义”。伊里因科夫主张逻辑次序再现具体对象的形成史，却反对按现象在经验史上出现的先后排列范畴。正文关于目的论风险的讨论属于对该方法的批判性评价，而不是作者本人的明确表述。 ↩
[ideal-term-translation] Э. В. Ильенков, «О переводе термина “Wert”» // Диалектика абстрактного и конкретного в научно-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м мышлении（莫斯科：РОССПЭН，1997），附录。伊里因科夫针对《资本论》旧俄译对ideell与vorgestellt的处理指出，金在现实经济关系中以自己的物体代表其他商品的价值，“被代表的”并非“在个人想象中存在”。本节采用“客观代表”来说明这一点；中文术语“观念的东西／观念的”则依项目正式术语表对идеальное／идеальный的区分。 ↩
[ideal-not-consciousness] 参见伊里因科夫《观念的东西》，载《哲学百科全书》第2卷（1962），第219—227页；《观念东西问题》，《哲学问题》1979年第6期，第128—140页及第7期，第145—158页；《观念东西的辩证法》，《逻各斯》2009年第1期，第6—62页。1962年条目以“客观现实的主观形象”为起点，晚期文本则集中反对以个人有意识状态穷尽整个范畴；正文据此区分观念的东西、意识及其个体心理实现，而不把前后文本处理成彼此取消的定义。 ↩
[ideal-value-representation] 伊里因科夫《观念东西的辩证法》，《逻各斯》2009年第1期，第6—62页，尤其关于马克思价值形式、货币和“一个商品的形式在另一商品的身体中得到代表”的论述；另见《论“Wert”一词的翻译》。价值形式在此是观念的东西之社会代表结构的范例，但并非所有文化形式都可直接还原为商品价值形式。 ↩
[ideal-carrier-metamorphosis] 伊里因科夫《观念东西的辩证法》，《逻各斯》2009年第1期，第6—62页；А. Д. Майданский, «Метаморфозы идеального» // Идеальное: Ильенков и Лифшиц（莫斯科：РГГУ，2004），第185—196页；Andrey D. Maidansky, “Metamorphoses of the Ideal,” Studies in East European Thought 57, nos. 3—4（2005）, pp. 289—304。迈丹斯基以“事物形式—活动形式—另一事物形式”的变形重构伊里因科夫的关系论；正文采用这一重构，同时保留不同文化载体和活动领域之间的差异。 ↩
[ideal-objectification-alienation] 伊里因科夫《观念的东西》，第219—227页，以及《观念东西的辩证法》，《逻各斯》2009年第1期，第6—62页。1962年条目把宗教和客观唯心主义同人的社会能力之异化联系起来，晚期手稿则由对象性活动说明文化形式的客观存在。正文对“对象化”“物化”“异化”的区分同时遵循项目正式术语表：опредмечивание译为“对象化”，овеществление译为“物化”，отчуждение在哲学语境中译为“异化”；三者有关联而非同义。 ↩
[ideal-cultural-appropriation] 伊里因科夫《观念的东西》，第219—227页，尤其条目结尾关于个人通过对文化对象的现实活动掌握其活动形式的论述；另见《观念东西的辩证法》，《逻各斯》2009年第1期，第6—62页。正文把“掌握”解释为个人在对象性活动中再现和改变社会活动方式，不等同于信息传递或外部动作模仿；这一解释亦为后文讨论教育和人格形成提供文本前提。 ↩
[ideal-dubrovsky-debate] Д. И. Дубровский, «Мозг и психика»,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1968, № 8, с. 125—135；Э. В. Ильенков, «Психика и мозг（ответ Д. И. Дубровскому）»,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1968, № 11, с. 145—155；Maidansky, “Metamorphoses of the Ideal,” pp. 289—304。迈丹斯基特别指出，1968年的回应主要讨论能力、人格及其脑实现，不能当作伊里因科夫对观念的东西范畴的完整答复；Bakhurst在Consciousness and Revolution（1991）第240—241页对该论争的解释与迈丹斯基的重建亦有差别。 ↩
[ideal-truth-error] 关于真理，参见А. Д. Майданский, «Понятие истины в диалектической логике Ильенкова», 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 2009, № 8, с. 169—178；关于观念的代表关系，参见Maidansky, “Metamorphoses of the Ideal,” pp. 289—304。正文将“观念形式的社会客观性”同“该形式的真理性”区别开来，是为说明错误理论、宗教形式和异化制度也能取得公共的对象化存在；这是依据伊里因科夫问题结构作出的分析性区分，不是其原文中的固定定义。 ↩
[ideal-nature-debate] Мих. Лифшиц, Диалог с Эвальдом Ильенковым（Проблема идеального）（莫斯科：Прогресс-Традиция，2003）；Майданский, «Метаморфозы идеального», 第185—196页；А. Д. Майданский, «О мыслящей себя Природе и идеальной реальности»,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2004, № 3, с. 76—84；Maidansky, “Metamorphoses of the Ideal,” pp. 289—304。利夫希茨与伊里因科夫对идеальное的概念范围并不一致；迈丹斯基借斯宾诺莎和《辩证逻辑》中的“自然整体”命题扩大其适用范围，属于研究解释。正文同时保留1962年条目把观念的东西限定为社会历史事实的直接文本证据。 ↩
[ideal-research-interpretations] Maidansky, “Metamorphoses of the Ideal,” pp. 289—304；David Bakhurst, Consciousness and Revolution in Soviet Philosophy: From the Bolsheviks to Evald Ilyenkov（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尤其第240—241页关于杜布罗夫斯基论争的讨论。迈丹斯基侧重代表关系、形式变形和斯宾诺莎式自然整体，巴克赫斯特则把伊里因科夫置于思想内容客观性和苏联哲学文化的历史中；正文将二者作为后续解释路线，不以其术语替代伊里因科夫的原始文本。 ↩
[thinking-body-textual-basis] 伊里因科夫《辩证逻辑》1974年初版第二篇“思维作为实体的属性”；该篇以“思维着的身体”反对把现实的人分成无身体的思维和无思维的身体，并在后部把思维的功能承担者扩展到人的文化世界和“无机身体”。关于这一概念同斯宾诺莎原文的距离，参见А. Д. Майданский, «Понятие мышления у Ильенкова и Спинозы»,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2002, № 8, с. 163—173。本文依伊里因科夫术语表将мыслящее тело固定译为“思维着的身体”，保留“着”以突出思维是一种活动方式。 ↩
[spinoza-substance-attributes] 伊里因科夫《辩证逻辑》1974年初版第二篇；另见《思维与存在同一性问题》，载《辩证法——认识论：哲学史论稿》（莫斯科：Наука，1964），第21—54页。伊里因科夫把思维和广延解释为同一自然实体的两种属性，并以此否定两种独立实体之间的外在相互作用。本文在斯宾诺莎语境中依项目伊里因科夫术语表把модус译为“样式”，同实体、属性相区分。 ↩
[thinking-as-action] 伊里因科夫《辩证逻辑》1974年初版第二篇“思维作为实体的属性”。作者明确区分“活动的产品”与“活动本身”，以行走是腿的行动方式说明思维不是身体产生后可同身体分离的产品；同时反对把这一命题解释为脑内物理过程同思想内容的机械同一。 ↩
[external-form-universality] 伊里因科夫《辩证逻辑》1974年初版，第二篇关于身体沿外部对象形式组织行动、手描绘圆周以及身体活动之普遍性的论述；参见迈丹斯基《伊里因科夫和斯宾诺莎的思维概念》，第163—173页，文中所引圆周例见《辩证逻辑》1984年第二版第51页。正文把“形式”进一步限定为对象的结构、原因和规律，是依据伊里因科夫后来关于概念及观念的东西的规定作出的系统解释，不能缩减为对外部轮廓的复制。 ↩
[maidansky-spinoza-critique] А. Д. Майданский, «Понятие мышления у Ильенкова и Спинозы»,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2002, № 8, с. 163—173；同作者，«“Вещь мыслящая” — душа или просто тело?» // Философия сознания: аналитическая традиция（莫斯科：Современные тетради，2009），第174—179页。迈丹斯基依据《伦理学》《形而上学思想》和斯宾诺莎书信指出，res cogitans在相关语境指心灵而非身体，身体形象与观念、广延样式与思维样式亦不可混同。正文把这一定性作为文本史批评，同时把伊里因科夫的“思维着的身体”保留为其本人的理论构造。 ↩
[spinoza-1965-report] Э. В. Ильенков, «К докладу о Спинозе», 1965年9月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辩证唯物主义部门报告；可检索文本见迈丹斯基网站。报告把斯宾诺莎同二十世纪自然科学、心身问题、决定论及整体—部分关系联系起来。网页承担手稿导航功能，本文不把它等同于经过作者正式定稿的生前出版物。 ↩
[hegel-critical-reading] Э. В. Ильенков, «“Наука логики”» // Evald Ilyenkov’s Philosophy Revisited / Ed. Vesa Oittinen（Helsinki: Kikimora Publications, 2000），第329—372页。该文身后发表，主张批判阅读黑格尔须辨认其逻辑所描述的现实思维过程，并把黑格尔的“倒置图像”同科学和社会实践的原型相比较。另见《辩证逻辑》1974年初版第三至第五篇。 ↩
[hegel-concept-contradiction] 伊里因科夫《辩证逻辑》1974年初版第三至第五篇，以及《〈逻辑学〉》，第329—372页。两处都把黑格尔的贡献规定为：揭示形式逻辑无法处理的概念发展和矛盾，并要求通过进一步发展对象规定解决矛盾，而非把未解决的矛盾本身宣布为真理。正文对“理论危机”的表述是对该论证的分析性概括。 ↩
[marx-practical-mediation] 伊里因科夫《思维与存在同一性问题》，第48—54页，尤其关于概念是社会个人活动形式、对象性活动构成事物与思想之间现实中介的论述；另见《辩证逻辑》1974年初版第六篇对费尔巴哈和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讨论。本文按项目术语表把предметн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译为“对象性活动”，不与一般“实践”或单纯对象操作机械合并。 ↩
[thought-being-practice] 伊里因科夫《思维与存在同一性问题》，第21—54页。该文把同一性规定为现实向思想、思想向现实的转化，并明确说这种同一不取消两端的差异；在同一关系中，唯物主义把现实规定为起主导作用的一方，黑格尔唯心主义则把这一地位赋予思维。正文关于错误实践和局部技术成功的限制，是在作者原则基础上的批判性补充。 ↩
[cosmology-spirit-history] Э. В. Ильенков, «Космология духа», Наука и религия, 1988, № 8—9（身后初刊）；后收入《哲学与文化》（莫斯科：Политиздат，1991）。关于写于1950年代及其斯宾诺莎主义背景，参见А. Д. Майданский, «Русские спинозисты»,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1998, № 1, с. 79—88，尤其第84—85页及注34。手稿副标题自称“哲学—诗性幻想”，正文也把宇宙循环方案称为“假说”。 ↩
[cosmology-spirit-status] 伊里因科夫《精神宇宙论》，1988年身后初刊及1991年文集本。本文关于物理模型、推论有效性和伦理—目的论张力的评价，是依据该手稿论证结构作出的研究判断，不是作者自我批评；它旨在区分手稿的思想发生史价值与现代宇宙学的经验有效性。 ↩
[genealogy-critical-synthesis] 参见迈丹斯基《俄罗斯的斯宾诺莎主义者》，第79—88页；《伊里因科夫和斯宾诺莎的思维概念》，第163—173页；《“思维之物”——心灵还是身体？》，第174—179页；以及Maidansky and Oittinen, “Evald Ilyenkov and Soviet Philosophy”。正文关于三条思想资源“相互校正”的结构是本文的综合性解释，不是上述研究者或伊里因科夫本人的固定公式。 ↩
[activity-psychology-entry] А. Д. Майданский, «Онтогенез человеческой психики и языка в работах Э. В. Ильенкова», Сибирский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2020, № 76, с. 20—31, DOI: 10.17223/17267080/76/2，尤其第20—21页关于1959年能力论争、1963年扎戈尔斯克儿童之家和伊里因科夫1967年参与工作的说明。伊里因科夫站在列昂季耶夫和加尔佩林一方是迈丹斯基依据心理学论争史作出的历史概括；本文不由此推定三人的全部理论一致。 ↩
[sensorimotor-thinking-language] Э. В. Ильенков, «Соображения по вопросу об отношении мышления и языка（речи）»,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1977, № 6, с. 92—96，尤其第93—95页关于“深层结构”、感觉运动图式和文化对象的论述；另见А. Д. Майданский, «Мышление и язык в Логике Ильенкова»,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2019, № 2, с. 128—136。正文把先于言语的行动条件同语言取得后的结构重组区分开，是对两篇文本关系的分析。 ↩
[ilyenkov-meshcheryakov-report] Э. В. Ильенков, А. Д. Майданский, «К работе Мещерякова（послесловие и примечания А. Д. Майданского）», Консультативная психология и психотерапия, 2021, т. 29, № 4, с. 164—174, DOI: 10.17759/cpp.2021290410。期刊说明该文主体是伊里因科夫为1973年2月苏联教育科学院主席团发言准备的五页打字提纲，2021年首次发表；尤利娅与沟谷的材料、心理的“卷缩—展开”模型及手势—词语分析均见该稿，迈丹斯基后记须同作者原稿区分。 ↩
[psychology-image-orientation] Э. В. Ильенков, «Психология»,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2009, № 6, с. 92—100（身后发表）；另见《论梅谢里亚科夫的工作》，第164—174页。迈丹斯基2020年文章据前者指出，伊里因科夫以感性形象及探索—定向活动界定心理，并据此提出情感维度不足的批评；正文把“形象作为细胞”标明为其特定心理学模型，不把它当作心理学界的通行结论。 ↩
[meshcheryakov-collaboration] 迈丹斯基《伊里因科夫著作中的人类心理与语言发生》，第20—31页，尤其关于梅谢里亚科夫1969年报告、伊里因科夫协助准备报告及二人1971年共同提纲的说明；А. И. Мещеряков, «Как формируется человеческая психика при отсутствии зрения, слуха и речи»,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1968, № 9, с. 109—118。档案合作能够确认二人理论交流，但梅谢里亚科夫的教学方法和实证责任具有独立来源。 ↩
[deed-thought-word] А. Д. Майданский, «Мышление и язык в Логике Ильенкова», с. 128—136。迈丹斯基以俄文“Дело — Мысль — Слово”概括伊里因科夫的发生次序；其直接文本依据包括Э. В. Ильенков, «Мышление и язык у Гегеля» // Доклады X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гегелевского конгресса, вып. IV（1974）, с. 69—81，以及《思维与语言（言语）关系问题的几点意见》，第92—96页。本文依语境译为“行动—思想—言语”，并不把它视作伊里因科夫本人命名的三阶段心理学公式。 ↩
[sign-meaning-meshcheryakov] 伊里因科夫《论梅谢里亚科夫的工作》，第164—174页。原稿把手势置于“手势—行动—结果”结构中，区分由手势同时表示对象和动作的阶段与词语／符号使二者分化的阶段，并把意义增长解释为行动系统的内部区分。相关手稿性质及迈丹斯基解释见同刊后记；另见迈丹斯基《伊里因科夫著作中的人类心理与语言发生》，第20—31页。 ↩
[leontiev-galperin-relation] А. Н. Леонтьев,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Сознание. Личность（莫斯科：Политиздат，1975）；П. Я. Гальперин, Введение в психологию（莫斯科：Книжный дом «Университет», 1999）；迈丹斯基《伊里因科夫著作中的人类心理与语言发生》，第20—31页。正文关于三人关系的表述只确认能力社会形成、对象性活动和内化问题上的接近；活动—行动—操作层级和心理行动分阶段形成分别属于列昂季耶夫与加尔佩林的专门理论，不能无说明地归入伊里因科夫。 ↩
[interiorization-ingrowing] А. Д. Майданский, «Понятие вращивания в теории развития высших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их функций», Культур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психология, 2024, т. 20, № 3, с. 36—44, DOI: 10.17759/chp.2024200304。该文考察维果茨基的вращивание隐喻、心理间功能向心理内功能的结构转化及其同интериоризация的关系。本文依项目正式术语表分别译为“内长化”和“内化”，不把两者合并为同一中文术语。 ↩
[meshcheryakov-independent-line] Э. В. Ильенк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Мещеряков и его педагогика», Молодой коммунист, 1975, № 2, с. 80—84；А. И. Мещеряков, «Как формируется человеческая психика при отсутствии зрения, слуха и речи», с. 109—118；伊里因科夫、迈丹斯基《论梅谢里亚科夫的工作》，第164—174页。伊里因科夫本人明确把梅谢里亚科夫的工作同索科良斯基的教育传统相连；迈丹斯基后记进一步说明梅谢里亚科夫从卢里亚和文化—历史心理学获得的研究背景。 ↩
[davydov-developmental-teaching] В. В. Давыдов, Виды обобщения в обучении（莫斯科：Педагогика，1972）；Э. В. Ильенков, «Дидактика и диалектика»,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1974, № 2, с. 75—79。伊里因科夫在该圆桌发言中肯定达维多夫揭示了学校课程所依赖的抽象—具体和普遍—特殊观念，并把知识掌握同思维能力发展的分离视为教育问题。正文关于发展性教学独立研究任务的说明，是对二者关系的限定。 ↩
[maidansky-affect-critique] 迈丹斯基《伊里因科夫著作中的人类心理与语言发生》，第20—31页，尤其第22—30页关于情感、情绪性交往、符号和意识行为的讨论；另见其《伊里因科夫逻辑中的思维与语言》，第128—136页。将伊里因科夫的心理模型概括为“片面认知化”是迈丹斯基的批判性解释；正文同时保留伊里因科夫后期关于婴儿经由成人之手进入对象性活动的修正性表述。 ↩
[infant-mothers-hands] Э. В. Ильенков,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личности: к итогам научного эксперимента», Коммунист, 1977, № 2, с. 68—79，尤其第76页；迈丹斯基《伊里因科夫著作中的人类心理与语言发生》据此说明伊里因科夫后期关于婴儿心理起点的处理同身后发表的《心理学》并不完全相同。正文所说“修正”是文本间比较，不意味着作者曾公开宣布改变立场。 ↩
[zagorsk-history] 迈丹斯基《伊里因科夫著作中的人类心理与语言发生》，第20—31页；伊里因科夫《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梅谢里亚科夫及其教育学》，第80—84页；《人格的形成》，第68—79页。1963年建校、梅谢里亚科夫任科学负责人及伊里因科夫1967年参与工作据迈丹斯基研究；索科良斯基传统和四名学生的教育经历还须同参与者回忆及机构档案相互核对，后文不以单篇宣传性文章穷尽其历史。 ↩
[zagorsk-not-crucial-experiment] 伊里因科夫、迈丹斯基《论梅谢里亚科夫的工作》，第164—174页，尤其迈丹斯基后记关于索科良斯基反射学立场、梅谢里亚科夫文化—历史解释及同一教育成果可接受不同理论说明的讨论；另见А. Д. Майданский, «Воспитание и природа: уроки Загорского эксперимента», Философская антропология, 2019, т. 5, № 1, с. 81—101。把扎戈尔斯克称为非“关键实验”是方法论评价，不否定其对心理发生研究的材料价值。 ↩
[personality-text] Э. В. Ильенков, «Что же такое личность?» // С чего начинается личность. М.: Политиздат, 1979. С. 183—237。该文于作者去世后出版，后来收入《哲学与文化》等文集。本文以1979年初刊身份引用，不把后出文集的编排当作作者生前确定的著作结构。 ↩
[personality-universal] 伊里因科夫《究竟什么是人格？》。伊里因科夫以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六条为中心，把ensemble解释为内部有差异的社会关系总体，并以具体的普遍物区别人格的社会本质与经验个体的共同特征。参见К. Маркс, «Тезисы о Фейербахе», тезис 6。 ↩
[personality-formation] Э. В. Ильенков,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личности: к итогам научного эксперимента», Коммунист, 1977, № 2, с. 68—79。文章是作者生前发表的理论—教育论文本，其“实验”结论须同机构史、教育记录和后来的研究争论分别评价，不能只据文章的总结性措辞确定证据强度。 ↩
[free-will-text] Э. В. Ильенков, «Свобода воли（К разговору о Фихте и “свободе воли”）》,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1990, № 2, с. 69—75。后出《哲学与文化》所附编者说明把相关三篇理论草稿约定于1975年底至1976年初；这里采用“身后发表的晚期草稿”这一材料分类，不把具体写作日期视为已由作者题记完全确认。 ↩
[maidansky-free-will] А. Д. Майданский, «Э. В. Ильенков о свободе воли», Культур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психология, 2024, т. 20, № 1, с. 89—96, DOI: 10.17759/chp.2024200112。该文以斯宾诺莎、费希特和维果茨基为坐标重建伊里因科夫的自由概念，并批评其较少处理情感和意志的符号中介。这些评价属于迈丹斯基的研究解释。 ↩
[school-thinking] Э. В. Ильенков, «Школа должна учить мыслить», Народно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 1964, № 1, приложение；后收入Об идолах и идеалах（М.: Политиздат, 1968）。同一问题的较早简稿为«Многознание уму не научает»,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 22 сентября 1962 г.。两篇文本不能仅按后出书名合并为同一初刊。 ↩
[davydov-didactics] 伊里因科夫《学校应当教会思维》关于埃利科宁—达维多夫实验教学的讨论；另见В. В. Давыдов, Виды обобщения в обучении（М.: Педагогика, 1972）。此处所指达维多夫为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达维多夫，不是社会学家尤里·尼古拉耶维奇·达维多夫。 ↩
[didactics-dialectics] Э. В. Ильенков, «Дидактика и диалектика»,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1974, № 2, с. 75—79。文章明确把哲学、心理学、具体学科与教师实践的合作视为教学研究条件，不能据其辩证逻辑立场推导一套脱离学科内容的通用步骤。 ↩
[aesthetic-imagination] Э. В. Ильенков, «Об эстетической природе фантазии» // Вопросы эстетики. Вып. 6. М.: Искусство, 1964. С. 46—92。俄文фантазия与воображение在该文中交替使用；本文依语境以“幻想”译题、以“想象”指称作为普遍文化能力的理论概念。 ↩
[art-alienation] 伊里因科夫《论幻想的审美本性》。伊里因科夫把科学和艺术称为在特定分工条件下“异化的人的发展形式”，讨论的是普遍能力同多数个体分离的社会结构。这里的отчуждение采用哲学义“异化”，与经济交换语境中产品的“让渡”严格区分。 ↩
[ideal-human-nature] Э. В. Ильенков, Об идолах и идеалах（М.: Политиздат, 1968），尤其是«Идеал и “природа человека”»与«“Не идеал, а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е движение...”»两章。此处идеал译“理想”，不得同идеальное“观念的东西”混用。 ↩
[all-round-development] 伊里因科夫《论偶像与理想》，«“Не идеал, а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е движение...”»。伊里因科夫把全面发展解释为普遍的人类活动能力不再被固定分工从多数个人身上分离，并明确反对把它理解为一个人同时替代所有专业者。 ↩
[freedom-institutions] 关于伊里因科夫晚期国家、社会主义机器和个人自由材料的档案重建，参见А. Д. Майданский, «Открытия домашнего архива Э. В. Ильенкова»,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2024, № 3, с. 84—94，以及Maidansky and Oittinen, “Evald Ilyenkov and Soviet Philosophy.” “机器式社会主义”是迈丹斯基综合未刊笔记、报告草稿和回忆材料提出的解释框架，不是伊里因科夫已经完成并公开发表的制度理论。 ↩
[soviet-transition] В. И. Коровиков, «Начало и первый погром» // Эвальд Васильевич Ильенков в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х / Ред.-сост. Г. В. Лобастов（М.: РГГУ, 2004）, с. 216—223；另见伊列什编《围绕哲学对象论纲的激情（1954—1955）》所收同期文件。科罗维科夫的文章是共同作者与事件当事人的事后回忆，关于会议气氛、个人动机及政治时代的总体判断须同论纲、会议记录和组织文件互证。 ↩
[capital-logic-generation] 关于伊里因科夫、季诺维也夫及战后《资本论》逻辑研究的共同背景，参见David Bakhurst, Consciousness and Revolution in Soviet Philosoph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А. Д. Майданский, «Открытия домашнего архива Э. В. Ильенкова», с. 84—94；以及В. М. Межуев, «Эвальд Ильенков и конец в России классической марксист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 Эвальд Васильевич Ильенков в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х, с. 275—284。后两者分别属于档案研究和回忆—评价文本，本文不据其谱系判断推定所有参与者具有同一早期立场。 ↩
[methodologists-epistemologists] 迈丹斯基《伊里因科夫家庭档案的新发现》，尤其据俄罗斯科学院档案所重建的1961年马马尔达什维利学位论文答辩；档案号Архив РАН, ф. 1922, оп. 1, д. 1047, л. 112—179。迈丹斯基称之为“方法论者”与“认识论者”、季诺维也夫派与伊里因科夫派十年争论的结果，是研究者对论争史的概括，不是所有参与者共同承认的正式分组。 ↩
[zinoviev-formal-logic] А. Д. Майданский, «Мышление и язык в Логике Ильенкова»,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2019, № 2, с. 128—136，尤其该文所引伊里因科夫关于季诺维也夫、形式逻辑的对象及语言表达形式的未刊讨论稿。本文据此区分伊里因科夫对形式逻辑专业研究的肯定与其对“语言产生思维形式”这一哲学结论的批评。 ↩
[dialectical-logic-network] 科罗维科夫《开端与第一次清算》，第216—223页，记载凯德洛夫、罗森塔尔和科普宁在哲学研究所对伊里因科夫的支持；另见П. В. Копнин, Диалектика как логика и теория познания（М.: Наука, 1973）。支持关系来自当事人回忆，科普宁著作则证明其独立的逻辑—认识论方案，二者不应合并为“共同学派”的证据。 ↩
[activity-approach-position] Maidansky and Oittinen, “Evald Ilyenkov and Soviet Philosophy”；Maidansky and Oittinen, eds., The Practical Essence of Man: The “Activity Approach” in Late Soviet Philosophy（Leiden: Brill, 2016）。访谈明确指出деятельностный подход并非伊里因科夫本人固定使用的自称；本文因此采用“活动论进路”作为后出研究概念。 ↩
[naumenko-batishchev] Л. К. Науменко, Монизм как принцип диалектической логики（Алма-Ата: Наука, 1968）；Г. С. Батищев, Введение в диалектику творчества（СПб.: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ХГИ, 1997）；А. Д. Майданский, «Реальность как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понятие практики в совет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2010。迈丹斯基关于瑙缅科后期转向和巴季谢夫“离开马克思”的措辞具有鲜明论战性；正文只据其版本与概念比较确认两人对活动、实体和对象性的理解发生分化。 ↩
[mikhailov-practical-materialism] А. Д. Майданский, «“Практический материализм” в понимании мышления: Э. В. Ильенков и Ф. Т. Михайлов», Культур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психология, 2021, т. 17, № 1, с. 37—41, DOI: 10.17759/chp.2021170106。该文逐项比较《人的自我之谜》1964年与1976年版，并把改动同米哈伊洛夫和伊里因科夫的交往联系起来；影响关系属于有文本差异支持的研究解释，不等于作者明确声明的单向接受。 ↩
[lifshits-lukacs-circle] Г. Зайдель, «Тридцать пять лет назад —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 Эвальд Васильевич Ильенков в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х, с. 113—119；М. А. Лифшиц, «Памяти Эвальда Ильенкова» // 同书，第132—135页。赛德尔与利夫希茨分别以参与者身份回忆翻译《青年黑格尔》、卢卡奇通信和初次交往，所述事件可相互参照；对其理论意义的概括则属于本文分析。 ↩
[institutional-critique] Ф. Т. Михайлов, «Опять о нем и про него» // Эвальд Васильевич Ильенков в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х, с. 52—79；另见迈丹斯基《伊里因科夫家庭档案的新发现》，第84—94页。米哈伊洛夫关于阅读、谈话和政治态度的材料属于私人回忆；家庭档案文章则区分未刊笔记、报告和回忆。正文不以其中任何单项材料为伊里因科夫完整政治立场的直接证明。 ↩
[informal-public-space] В. В. Ванслов, «О философе Э. В. Ильенкове» // Эвальд Васильевич Ильенков в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х, с. 249—260；Г. Зайдель, «Тридцать пять лет назад —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с. 113—119；Ф. Т. Михайлов, «Опять о нем и про него», с. 52—79。三篇回忆分别记录1950年代家庭聚会、卢卡奇—利夫希茨联系及稍后讨论网络。参与者名单和关系性质仍须以同时期书信、日记或机构记录补充核验。 ↩
[archive-preservation-history] А. Д. Майданский, «Открытия домашнего архива Э. В. Ильенкова»,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2024, № 3, с. 84—94。该文分别说明家庭档案、哲学研究所人事档案和俄罗斯科学院档案中的材料，并未把“伊里因科夫档案”描述为单一机构馆藏。本文据此使用“来源集合”这一表述。 ↩
[archive-losses] 迈丹斯基《伊里因科夫家庭档案的新发现》，第84—94页。关于《心理与身体》残稿页码、仅存第一百一十八页的另一工作、《精神宇宙论》带奥伊泽尔曼批注原稿以及前线笔记的情况，均来自迈丹斯基的档案调查和他所引诺沃哈特科、马列耶夫记载。除现存残页外，关于未找到材料的内容只能作为损失线索，不能视为可直接引用的作者文本。 ↩
[novokhatko-editorial-stage] 迈丹斯基《伊里因科夫家庭档案的新发现》，第84—94页；另见А. Г. Новохатько, «Феномен Ильенкова» // Э. В. Ильенков, Философия и культура（М.: Политиздат, 1991）, с. 5—16。迈丹斯基所说“约三十年间唯一能够接触家庭档案的专业研究者”是其对档案工作史的概括；正文以“主要专业研究者”表述，并把具体出版成果同这一评价区分。 ↩
[archive-project-2015] 迈丹斯基《伊里因科夫家庭档案的新发现》，第84—94页。文章记载伊利亚·拉斯金与E. E. 伊列什准备2015年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项目“伊里因科夫档案的研究与描述”，由В. А. Лекторский主持；此后完成数字化、年代分类和目录，并启动《文集》工作。该叙述是参与者的阶段性工作报告。 ↩
[memoir-volume-2004] Эвальд Васильевич Ильенков в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х / Ред.-сост. Г. В. Лобастов（М.: РГГУ, 2004）。全书目录共二十四项，作者关系和篇目页码以该卷目录为准。本文把它归为“档案与回忆录”，不归入伊里因科夫原始文献。 ↩
[theses-volume-2016] Э. В. Ильенков, В. И. Коровиков, Страсти по тезисам о предмете философии（1954—1955） / Авт.-сост. Е. Э. Иллеш（М.: Канон+, 2016）；论纲期刊初刊见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2020, № 4, с. 97—115。2016年书兼具档案编选和事件叙述结构，引用其中任何文件时仍应标明具体作者、日期和材料类型。 ↩
[ideal-reality-volume-2018] Э. В. Ильенков, Идеальное. И реальность. 1960—1979 / Авт.-сост. Е. Э. Иллеш（М.: Канон+, 2018）。迈丹斯基《伊里因科夫家庭档案的新发现》多次以此书页码引用《心理与身体》等遗稿。正文将其界定为“身后专题文集”，以区别于作者生前定稿的同名专著。 ↩
[collected-works-status]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伊里因科夫文集》系列书目列出第一至第九卷的题名、年份、页数和ISBN：总书目。第七卷另见俄罗斯国家电子图书馆记录，第九卷书目为2026年、559页、ISBN 978-5-88373-870-7。迈丹斯基2024年文章称，原计划十卷，但按材料规模可能增加一至两卷。因此本文只确认九卷已经出版。 ↩
[collected-works-method] 多卷本各卷的主题和收入范围，以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总书目及出版说明为准。第六卷出版说明明确称其收入百科、词典、报刊、访谈、前言和评议，并恢复受编辑及审查改动的若干文本。本文关于“尚不能一概称为批判版”的判断，是依据严格文本校勘所需的底本、异文和编辑介入说明提出的方法限定，不是否定该系列的学术价值。 ↩
[archive-findings-scope] 迈丹斯基《伊里因科夫家庭档案的新发现》，第84—94页，讨论1950—1953年学位论文草稿、黑格尔《精神哲学》评注、意识讲稿、《心理与身体》残稿、内部评议、1961年马马尔达什维利答辩和晚期国家问题。文章同时包含材料报告与作者解释；正文对二者分别表述。 ↩
[memoir-volume-2024] Образ Эвальда Ильенкова в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х / Авт.-сост. и отв. ред. Г. В. Лобастов（М.: Русская панорама, 2024）, 448 с., ISBN 978-5-93165-506-2。书目信息见《哲学问题》2025年第2期书评目录和相关馆藏记录；出版社页面标作2023年。本文保留差异，不据未核版权页的网络说明判定其原因。 ↩
[young-ilyenkov-documentary-structure] Молодой Ильенков: архивны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 Авт.-сост. Е. Э. Иллеш; науч. ред. А. Д. Майданский（М.: Директ-Медиа, 2026）, 352 с., ISBN 978-5-4499-5517-3。书目、版权信息和逐项目录见Direct-Media正式出版页。出版社说明称多项材料首次发表；正文只据公开目录判断文献结构，不使用未获准的私人扫描或PDF文本层。 ↩
[filorus-digital-role] 项目保存的迈丹斯基来源说明确认：他已不拥有caute.ru，其网站文本现应引用http://filorus.ru/ilyenkov/并标明“安德烈·迈丹斯基的网站”。该网站承担文本、书目和生平导航；具体作品的正式引用仍须追溯初刊、文集或档案版本。 ↩
[ifi-archive-role] International Friends of Ilyenkov, “Ilyenkov Texts”；“Discoveries in the Ilyenkov Archive”。前者列出英语译文和阅读文本，后者为2022年1月13日迈丹斯基网络研讨问答及转录入口。两页均是当代传播与发现记录，不能替代俄文初刊、正式档案出版物或逐项翻译授权。 ↩
[mareyev-russian-research] С. Н. Мареев, Из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Лукач, Выготский, Ильенков（М.: Культурная революция, 2008）；同作者，Э. В. Ильенков: жить философией（М.: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й проект; Трикста, 2015）；另见其“A Philosopher under Suspicion,” Socialist Future 5, no. 1（1996）。三者兼具苏联哲学史、学生见证和理论辩护性质。本文采用其对思想谱系和学术氛围的分析，同时不把“真正马克思主义”等评价性范畴当作中性的制度分类。 ↩
[bakhurst-1991-reception] David Bakhurst, Consciousness and Revolution in Soviet Philosophy: From the Bolsheviks to Evald Ilyenkov（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DOI: 10.1017/CBO9780511608940。该书由1920年代哲学争论、维果茨基和列宁进入伊里因科夫的辩证方法、观念的东西和社会构成的个人；Cambridge正式书目页将其界定为对苏联哲学文化及一位苏联哲学家的系统研究。正文所谓英语研究“范式形成”是研究史判断，不表示此前不存在译介或论文。 ↩
[bakhurst-heart-matter] David Bakhurst, The Heart of the Matter: Ilyenkov, Vygotsky and the Courage of Thought（Leiden: Brill, 2023）, DOI: 10.1163/9789004544253。全书结构及各章题名见Brill目录。作者在前言中说明，该书主要汇集近三十年间写成并作修订的论文；正文据此称其为成熟综合，而不把它误记为围绕单一新论点写成的全新专著。 ↩
[oittinen-2000-symposium] Vesa Oittinen, ed., Evald Ilyenkov’s Philosophy Revisited（Helsinki: Kikimora Publications, 2000）, 372 p., ISBN 951-45-9263-8。该卷源于1999年9月7—8日赫尔辛基大学亚历山大研究所举办的国际研讨会，并收入伊里因科夫《〈逻辑学〉》身后文本（第329—372页）。会议和文集是英语及北欧研究组织化的重要节点，但不构成国际研究的单一起点。 ↩
[dialectics-ideal-volume] Alex Levant and Vesa Oittinen, eds., Dialectics of the Ideal: Evald Ilyenkov and Creative Soviet Marxism（Leiden: Brill, 2014）, DOI: 10.1163/9789004246928；篇章结构见Historical Materialism Book Series的出版说明。所收《观念东西的辩证法》英译及研究文章须分别追溯俄文底本；文集的主题编排不等同于一部俄文批判版。 ↩
[practical-essence-volume] Andrey D. Maidansky and Vesa Oittinen, eds., The Practical Essence of Man: The “Activity Approach” in Late Soviet Philosophy（Leiden: Brill, 2016）, DOI: 10.1163/9789004273146；目录和编者导论见Brill正式电子版。书名以引号标示“Activity Approach”，各章呈现的是晚期苏联哲学中相互分化的活动理论，而非一套既成统一学说。 ↩
[intelligent-materialism-volume] Evald V. Ilyenkov, Intelligent Materialism: Essays on Hegel and Dialectics, ed. and trans. Evgeni V. Pavlov（Leiden: Brill, 2018）, e-ISBN 978-90-04-38825-3；出版日期、编译者和篇目见Brill出版页。正文将“智能唯物主义”界定为英文文集题名，不把它作为伊里因科夫本人提出的学派名称；具体引用须依各篇初刊及俄文版本核验。 ↩
[ifi-research-network] International Friends of Ilyenkov, “History”。该页记载组织在2012年5月赫尔辛基“Spinoza in Soviet Thought”研讨会期间形成，2014年在赫尔辛基、2018年在哥本哈根举行专题会议，并持续组织阅读与网络活动；另见2022年研讨会页面。正文把它界定为研究共同体与公共基础设施，不把网站所收材料一概视为正式版本。 ↩
[ideal-current-debate] A. D. Maidansky, “Metamorphoses of the Ideal,” Studies in East European Thought 57, nos. 3—4（2005）: 289—304, DOI: 10.1007/s11212-005-1413-3；А. Д. Майданский, «О мыслящей себя Природе и идеальной реальности»,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2004, № 3, с. 76—84；Levant and Oittinen, eds., Dialectics of the Ideal。迈丹斯基关于自然整体与社会历史活动的统一、列万特的反二元论解释、巴克赫斯特的规范性重构及文集中符号学批评属于不同研究路线；正文未将其中任何一种宣布为伊里因科夫理论的唯一正确解释。 ↩
[western-marxism-reception] Andrey D. Maidansky, “The Dialectical Logic of Evald Ilyenkov and Western European Marxism,” in Russian Thought in Europe: Reception, Polemics, Development, ed. Teresa Obolevitch, Tadeusz Homa, and Józef Bremer（Kraków: Akademia Ignatianum / Wydawnictwo WAM, 2013）, 537—549。文章讨论1955年论文的意大利译介、切罗尼与德拉—沃尔佩学派、科莱蒂为意大利版所作导言、卢卡奇及圣母大学会议。正文关于“理论错位”的表述是依据该文所列接受事实作出的综合，不表示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共享统一立场。 ↩
[value-form-reception] 关于抽象—具体、价值形式与观念的东西的国际重构，参见Vesa Oittinen, “Evald Ilyenkov, the Soviet Spinozist”；Vesa Oittinen and Paula Rauhala, “Evald Ilyenkov’s Dialectics of Abstract and Concrete and the Recent Value-Form Debate”，均收入Levant and Oittinen, eds., Dialectics of the Ideal；另参见伊里因科夫《论“Wert”一词的翻译》，收入1997年《科学理论思维中抽象与具体的辩证法》附录。正文关于推广价值形式模型的限度是本文提出的方法判断。 ↩
[language-affect-debate] А. Д. Майданский, «Мышление и язык в Логике Ильенкова»,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2019, № 2, с. 128—136；同作者，«Онтогенез человеческой психики и языка в работах Э. В. Ильенкова», Сибирский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2020, № 76, с. 20—31；David Bakhurst, The Heart of the Matter。迈丹斯基明确批评伊里因科夫对情感性交往、语言独立作用和维果茨基晚期“情感—概念”问题处理不足；巴克赫斯特则由意义与规范性补充其心灵理论。正文将这些意见列为研究争论，不作为伊里因科夫已经承认的自我修正。 ↩
[zagorsk-research-debate] А. Д. Майданский, «Воспитание и природа: уроки Загорского эксперимента», Философская антропология, 2019, т. 5, № 1, с. 81—101；Э. В. Ильенков, А. Д. Майданский, «К работе Мещерякова», Консультативная психология и психотерапия, 2021, т. 29, № 4, с. 164—174；另见2004年回忆录所收А. В. Суворов等人的证言。正文区分教育成就、哲学解释和“关键实验”意义；关于学生经历、感觉史和机构筛选仍需教学记录、个人证言及档案互证。 ↩
[freedom-political-debate] А. Д. Майданский, «Э. В. Ильенков о свободе воли», Культур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психология, 2024, т. 20, № 1, с. 89—96；同作者，«Открытия домашнего архива Э. В. Ильенкова»,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2024, № 3, с. 84—94；Maidansky and Oittinen, “Evald Ilyenkov and Soviet Philosophy.” 晚期国家、社会主义机器及个人自由之间的关联主要依据未刊笔记、报告和研究者重建，本文因此使用“未完成任务”而不宣称存在一部完整政治哲学著作。 ↩
[archive-research-revision] 关于新档案所涉及的学位论文草稿、意识讲稿、心理学残稿、内部评议、国家问题和马马尔达什维利答辩，参见迈丹斯基《伊里因科夫家庭档案的新发现》，第84—94页；关于1950—1955年材料的正式出版结构，参见伊列什编、迈丹斯基学术编辑《青年伊里因科夫：档案研究》（Direct-Media，2026）出版目录。正文关于档案“不终结解释”的论断是本文的史料学原则。 ↩
[reading-path-method] 本章的阅读分层依据本文第三章关于文本发生史、第十一章关于档案材料和第十二章关于研究解释的区分。它不是按读者能力划分的难度等级，而是按研究功能区分问题定位、原始论证、系统著作和档案校正；任何一层都不能永久替代其他层。 ↩
[short-research-entry] 入门研究的书目信息分别见Maidansky and Oittinen, “Evald Ilyenkov and Soviet Philosophy”；Мареев, Из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与Э. В. Ильенков: жить философией；Maidansky, “The Dialectical Logic of Evald Ilyenkov and Western European Marxism”；Майданский, «Открытия домашнего архива Э. В. Ильенкова»；Bakhurst, Consciousness and Revolution in Soviet Philosophy。正文的推荐次序按研究功能安排，不构成对著作学术价值的排名。 ↩
[term-index-source] 术语对照以项目中伊里因科夫、迈丹斯基和维果茨基的结构化术语记录为依据。条目同时记录审定状态和语境说明：идеальное、всеобщее、абстрактное、конкретное、мыслящее тело和вращивание等已有明确审定；деятельность、предметн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конкретно-всеобщее和совместно-разделенн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等仍保留继续复核的状态。正文在现阶段统一使用首选译名，不把“暂定”理解为可任意换译。 ↩
[public-project-rights] Ilyenkov Philosophy Text Archive, 项目仓库及其中的权利说明。该说明明确区分项目自有代码、项目文档、事实元数据和第三方原文、译文、扫描及图像；项目的总体许可不是覆盖所有文件的统一许可，项目不能许可其不拥有的权利。“适合AI审计或研究”也不构成模型训练、再分发或其他用途的授权。 ↩
[citation-principle] 项目仓库提供项目级引用建议，逐篇文本仍须结合来源信息、版本说明、文本身份、权利记录和修订历史。迈丹斯基网站的署名要求是：现行入口使用http://filorus.ru/ilyenkov/并标明“安德烈·迈丹斯基的网站”；caute.ru只保留为历史来源说明。 ↩
[korovikov-teaching-memoir] В. И. Коровиков, «Начало и первый погром» // Эвальд Васильевич Ильенков в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х / Ред.-сост. Г. В. Лобастов（М.: РГГУ, 2004）, с. 216—223，尤其是关于两人共同授课、以原始文献代替教科书以及1954年论纲产生于教学争论的回忆。科罗维科夫是论纲共同作者和当时任课者，具有直接见证资格；该文写于事件数十年后，并把课堂经历放在“第一次清算”的回顾结构中，故正文只用其说明教学取向，不以其政治评价替代同期档案。 ↩
[mikhailov-teaching-memoir] Ф. Т. Михайлов, «Опять о нем и про него» // Эвальд Васильевич Ильенков в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х, с. 52—79。关于莫斯科大学心理学系哲学小组、阅读清单、伊里因科夫在讨论中的位置以及“没有自己的学校”的判断，均来自米哈伊洛夫的长期友人回忆。后两项属于人物和学术风格评价，不能直接转化为组织史事实。 ↩
[memoir-intellectual-milieu] Ф. Т. Михайлов, «Опять о нем и про него», с. 52—79；А. В. Суворов, «Средоточие боли» // Эвальд Васильевич Ильенков в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х, с. 11—51；В. В. Ванслов, «О философе Э. В. Ильенкове» // 同书，第249—260页。三篇作者分别以朋友、学生和研究所同事身份描述家庭交往、音乐、手工制作与讨论生活；正文只据其交叉可见部分说明非正式交往空间，不用个体印象推断理论来源或死亡原因。 ↩
[dialectics-worldview] Э. В. Ильенков, «Диалектика и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е» // Мат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диалектика как логика и методолог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научного познания（Алма-Ата, 1977）, с. 158—181；文本导航见安德烈·迈丹斯基网站“Диалектика и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е”。项目中的HTML转存尚未作为校勘定本，正文据已标明的初刊信息和可核论证结构概述，不使用网络文本替代正式页码。 ↩
[consciousness-materiality] Э. В. Ильенков, «О материальности сознания и о трансцендентальных кошках» // Диалектическое противоречие（М., 1979）, с. 252—271；文本导航见安德烈·迈丹斯基网站“О материальности сознания”。文章以В. Н. Порус和И. С. Нарский关于矛盾、谓词与意识物质性的讨论为直接论战对象。正文将其用于限定意识、神经结构和物质对象的概念层次，不把该文扩张为一部完整心灵哲学。 ↩
[human-body-manuscript] Э. В. Ильенков, «К понятию “тело человека”, “человеческое тело”» // Эвальд Васильевич Ильенков（М., 2008）, с. 396—408；文本导航见安德烈·迈丹斯基网站“К понятию ‘тело человека’”。该文是身后发表的手稿，项目作品清单将其登记为作者原始文本，但当前数字转存尚未完成人工逐字校验。正文据其概念论证使用，不把手稿修辞和反事实隔离情形当作实证研究报告。 ↩
[suvorov-participant-memoir] А. В. Суворов, «Средоточие боли» // Эвальд Васильевич Ильенков в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х, с. 11—51。苏沃洛夫以盲聋学生、研究者和长期友人的位置写作，文中保存多封伊里因科夫书信和大量对话回忆。本文采用其关于成人自主性、毕业后支持中断及道德教育反思的参与者证言，同时保留悼念文体、记忆年代和编辑转录所带来的证据限制。 ↩
[right-to-creativity] Э. В. Ильенков, «Право на творчество» // Огни Алатау, 15 ноября 1977 г.；文本导航见安德烈·迈丹斯基网站“Право на творчество”。这是报纸访谈而非专门论文，关于天赋、音乐教育、早期分流和扎戈尔斯克经验的表述具有公共论辩的概括性。正文以其说明伊里因科夫能力理论的社会规范方向，并以《人格的形成》等理论文本限制其经验外推。 ↩
[aesthetic-sensuousness] Э. В. Ильенков, «Диалектика эстетического, как теория чувственного познания» // А. С. Канарский, Диалектика эстетического процесса（Киев, 1979）, с. 3—4。该文是为他人著作所写的短序，确认伊里因科夫赞同从审美过程发生及人的感性形成研究艺术；它不能单独承担完整美学体系的证据。чувственность在正文中依项目术语表作“感性”，并同ощущение“感觉”、чувственное восприятие“感性知觉”区分。 ↩
[machine-human-cybernetics] А. С. Арсеньев, Э. В. Ильенков, В. В. Давыдов, «Машина и человек, кибернетика и философия» // Ленинская теория отражен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наука（М., 1966）, с. 263—284；文本导航见安德烈·迈丹斯基网站同题文本。正文保留三人共同署名，不把文章全部细节无条件归于伊里因科夫；这里的В. В. Давыдов是心理学家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达维多夫，不是哲学家尤里·尼古拉耶维奇·达维多夫。项目中的HTML文本尚未完成人工逐字校验，本文只据可核出版信息和核心论证作分析。 ↩
[richter-german-reception] Г. Рихтер, «Несколько замечаний о восприятии философии Э. В. Ильенкова и культур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школы советской психологии в Германии» // Эвальд Васильевич Ильенков в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х, с. 285—296。里希特逐项列出民主德国期刊译文、1974年Geschichte der marxistischen Dialektik相关章节和她编译的É. V. Il’enkov, Dialektik des Ideellen: Ausgewählte Aufsätze（Münster; Hamburg: Lit Verlag, 1994），并明确说明文章是个人视角的札记、对联邦德国情况的掌握并不完整。正文据此重建一条有位置限定的德语接受线索。 ↩
[ilyenkov-readings-history] Г. В. Лобастов, «Из истории Ильенковских чтений» // Эвальд Васильевич Ильенков в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х, с. 302—307；另见Г. Рихтер，同书，第285—296页。洛巴斯托夫以组织者身份记述1980年哲学研究所纪念讨论、1990年马列耶夫发起伊里因科夫学术讨论会、1997年材料出版和1999年国际化；里希特记述1999年赫尔辛基会议与2002年莫斯科国际会议的连接。年度连续性和具体主办信息仍应以会议材料互证。 ↩
[memoir-naumenko-vanslov] Л. К. Науменко, «Об Эвальде Ильенкове, о времени и немного о себе» // Эвальд Васильевич Ильенков в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х, с. 80—112，数字文本见安德烈·迈丹斯基的网站；В. В. Ванслов, «О философе Э. В. Ильенкове» // 同书，第249—260页，数字文本。瑙缅科以1954年学生、后来辩证逻辑研究者的身份记述课程论文批注、课堂与家庭讨论；万斯洛夫以1950年代哲学研究所同事和美学家的身份记述青年研究者进入研究所。正文只在两者关系位置一致的范围内重建教学与机构生活，不把人物评价直接转作制度事实；正式页码依2004年纸本。 ↩
[memoir-vodolazov-khamidov] Г. Г. Водолазов, «Эвальд（штрихи к портрету）》 // Эвальд Васильевич Ильенков в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х, с. 120—131；А. Хамидов, «Из памяти об Э. В. Ильенкове» // 同书，第172—188页。沃多拉佐夫以年轻研究者和朋友身份回忆自学讨论、研究所研讨与1968年答辩；哈米多夫以外地来访者身份记述文学、艺术、手工制作和研究所处境。两文具有鲜明悼念与政治评价，正文只据可相互参照的交往方式和劳动实践使用。 ↩
[memoir-polishchuk-shimina] В. Полищук, «Страждущий демон философа» // Эвальд Васильевич Ильенков в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х, с. 165—171；А. Н. Шимина, «Мои встречи с Э. В. Ильенковым» // 同书，第207—210页。波利舒克是伊里因科夫研究生，其把导师的低干预方式同扎戈尔斯克教育相类比，明确属于回忆者自己的推断；希米娜记述伊里因科夫对其哲学—教育研究的支持以及向В. В. Давыдов的转介。正文据此呈现教学关系差异，不构造统一教学法。 ↩
[memoir-vanslov-aesthetics] В. В. Ванслов, «О философе Э. В. Ильенкове», с. 249—260。万斯洛夫记述1953年后研究所青年研究者环境、两人对美学与音乐的讨论、与利夫希茨的关系、墙报活动以及1970年代伊里因科夫可能转入艺术研究机构的谈话。关于转职、学术委员会和墙报处理的细节尚须机构档案互证；正文把它们作为研究所生活与学科交往的证言，不作为理论来源证明。 ↩
[memoir-ananchenko-reception] А. Б. Ананченко, «Философия настоящего и будущего» // Эвальд Васильевич Ильенков в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х, с. 240—248。作者明确说明从未见过伊里因科夫，所述是1981年以后通过《Учитесь мыслить смолоду》、州立图书馆和学生读书小组形成的阅读经历。因此本文把该文归入著作接受史，而非人物亲历回忆；关于历史系教学和“学派”的判断均保留为回忆者评价。 ↩
[abstract-ideal-object] Э. В. Ильенков, «Понятие “абстрактного”（“идеального”）объекта» // Проблемы диалектической логики（материалы к симпозиуму）（Алма-Ата: Наука, 1968）, с. 62—77；文本导航见安德烈·迈丹斯基网站同题页面。文章针对当时“科学逻辑”中的术语和本体论假定，正文不把其批评扩展为对一切模型和理想化的否定。项目中的HTML转存状态为尚未完成人工逐字校验，正式引证以1968年印本为准。 ↩
[on-universal] Э. В. Ильенков, «О всеобщем» // Некоторые проблемы диалектики（М., 1973）, с. 4—39；文本导航见安德烈·迈丹斯基网站“О всеобщем”。本文依项目术语表把общее译为“一般”、всеобщее译为“普遍物”、名词化конкретно-всеобщее译为“具体的普遍物”；日常语言中“共同祖先／共同田地”的例子用于辨析词义，不能单独证明科学概念的发生关系。 ↩
[militant-materialism-1979] Э. В. Ильенков, «Материализм воинствующий — значит диалектический» // Коммунист, 1979, № 6, с. 47—60；文本导航见安德烈·迈丹斯基网站同题页面。刊物说明将其称为作者最后一篇文章。正文把列宁文本解释、反映与实践的认识论论证、对波格丹诺夫的政治批判以及纪念性文章的制度语言分层处理，不以其中的阵营化措辞替代理论评价。 ↩
[lenin-dialectics-1980] Э. В. Ильенков, Ленинская диалектика и метафизика позитивизма（М.: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0）。该书身后出版，书名由编辑拟定且正文有删节；现行数字导航见安德烈·迈丹斯基网站目录页。正文据正式出版结构讨论其“马克思主义反对马赫主义”“俄国实证主义的正面纲领”“辩证法是革命的逻辑”等论证，不把1980年版视为作者亲自校定的最终著作。 ↩
[psychology-manuscript] Э. В. Ильенков, «Психология» //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2009, № 6, с. 92—100（身后发表）；文本导航见安德烈·迈丹斯基网站“Психология”。稿本保留笔记式结构，现行发表附有后出编者注释；正文使用作者正文关于形象、需要、身体运动和人的心理普遍性的论证，不把注释中的传记判断反向归给作者。 ↩
[psychology-image-cell] 伊里因科夫《心理学》，《哲学问题》2009年第6期，第92—100页。伊里因科夫在开篇以马克思分析价值为类比，区分从诸心理现象抽取共同特征与寻找“最简单形象”的发生关系；随后把有机需要、指向对象的需要、目的、身体移动和形象联系起来。正文把这一方法称为“心理细胞”重建，同时依据稿本未完成状态和后续发展心理学批评限定其结论。 ↩
[objectivity-consciousness-manuscript] Э. В. Ильенков, «[Проблема предметности сознания]» // Драма совет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Эвальд Васильевич Ильенков（Книга — диалог）（М., 1997）, с. 153—170；文本导航见安德烈·迈丹斯基网站同题页面。原稿无标题，方括号题名来自身后编辑。迈丹斯基将其同1954—1955年前后的意识研究联系起来；正文据此称其为早期手稿，但不以1997年编题替代原始文本身份。 ↩
[time-magnifier-psyche] Э. В. Ильенков, «Психика человека под “лупой времени”» // Природа, 1970, № 1, с. 88—91；文本导航见安德烈·迈丹斯基网站同题页面。文章把索科良斯基—梅谢里亚科夫教育称为内化理论的experimentum crucis，并以“时间放大镜”说明普通发展中不易观察的中介。正文保留这项作者主张，同时明确它不能按当代证据标准自动成为排除生物条件和竞争心理理论的判决性实验。 ↩
[world-of-man-review] Э. В. Ильенков, Э. Глаголева, «Мир человека» // Семья и школа, 1973, № 1, с. 44—45；文本导航见安德烈·迈丹斯基网站“Мир человека”。该文是两位作者共同署名的斯科罗霍多娃著作书评，正文始终保留共同作者身份；关于兴趣、语言、想象、交往需要和能力形成的公共教育表述，应同专门心理学文本和当事人著作交叉阅读。 ↩
[potemkin-black-box] А. В. Потёмкин, «О “тайне черного ящика”» // Эвальд Васильевич Ильенков в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х, с. 224—228。波将金记述《Тайна черного ящика》于1964年3月首先刊登在罗斯托夫国立大学校报及其后版本传播，并以控制论、信息论和博士答辩背景评价文章。正文只把它用于出版接受史和论争语境；其对形式化方法的总体评价不代表控制论研究共同体，也不替代各版本实物核验。 ↩
[nikanorov-applied-method] С. П. Никаноров, «Носить подмышкой “Капитал”?» // Эвальд Васильевич Ильенков в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х, с. 297—301。尼卡诺罗夫以操作研究、系统工程和组织研究专家身份，回忆1965年经П. Г. Кузнецов同伊里因科夫讨论辩证法对应用任务的作用。文章的谈话为多年后单方回忆，正文不据此确定伊里因科夫原话，只用它呈现技术程序与哲学方法之间确曾出现的外部质疑。 ↩
[dialectics-hermeneutics] Э. В. Ильенков, «Диалектика и герменевтика» // Современные зарубежные концепции диалектики: Критические очерки（М., 1987）, с. 133—163（身后发表）。项目来源记录仍保留历史caute.ru页面，尚未确认现行filorus.ru对应页，故正文和书目以正式印本为依据，不把历史网站作为版本权威。文章主要批评伽达默尔式语言本体论；正文同时指出其“当代国外哲学批判”体裁及对解释学内部差异处理不足。 ↩
[thinking-specificity] Э. В. Ильенков, «О так называемой “специфике мышления”（к вопросу о предмете диалектической логики）》 // Драма совет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Эвальд Васильевич Ильенков（Книга — диалог）（М., 1997）, с. 183—195（身后发表）；文本导航见安德烈·迈丹斯基网站同题页面。文章直接讨论凯德洛夫、罗森塔尔等人对主观辩证法“特殊性”的规定。正文依其论证区分逻辑对象与神经生理、心理和语言实现条件，同时把这一划界同迈丹斯基的语言批评并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