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6-30
安德烈·迈丹斯基、维萨·奥伊蒂宁
Monthly Review，2020 年 1 月 1 日，第 71 卷第 8 期
安德烈·迈丹斯基是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大学哲学教授。他以俄文出版过许多关于巴鲁赫·斯宾诺莎、马克思主义和苏联哲学史的著作与文章。他的主要研究兴趣之一，是著名而又富有争议的苏联哲学家埃瓦尔德·伊里因科夫（1924-1979）。伊里因科夫留下了数量庞大的未刊档案材料，这些材料将收入由迈丹斯基主编的十卷本《文集》。
维萨·奥伊蒂宁是芬兰赫尔辛基大学亚历山大研究所教授。他与迈丹斯基长期合作。两人曾共同编辑一部讨论 20 世纪 60-70 年代苏联哲学中活动进路的著作：《人的实践本质：晚期苏联哲学中的“活动进路”》（Haymarket Books，2017）。
原文图片说明：维萨·奥伊蒂宁著《重访埃瓦尔德·伊里因科夫的哲学》。
维萨·奥伊蒂宁：苏联哲学家埃瓦尔德·伊里因科夫于 1979 年去世。此后，他的声望不断上升；起初增长缓慢，但近几年里，他受到的国际关注越来越多。你如何解释这一现象？毕竟，苏联哲学总体上素有相当乏味之名。
安德烈·迈丹斯基：的确，伊里因科夫越来越受欢迎，尤其是在过去十到十五年间；与此同时，除列夫·维果茨基的文化历史心理学之外，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其余部分实际上已经成了博物馆里的陈列品。几乎每年都能看到伊里因科夫著作的新译本，特别是英语和西班牙语译本。最近，西欧成立了“伊里因科夫国际之友”团体，他们的第二届研讨会于 2018 年夏天在哥本哈根举行。
我认为，有两个主要因素促成了伊里因科夫著作吸引力的不断增长。
第一，在社会迅速转型、对又一次经济危机的预期等背景下，世界各地重新兴起了对卡尔·马克思和创造性马克思主义的兴趣。而伊里因科夫善于从马克思那里汲取最好的东西，也就是马克思的思维方法和批判精神。伊里因科夫的著作中，意识形态遮蔽和经院主义成分极少，而正是这些东西使许多有才智的人远离马克思主义。第二，伊里因科夫档案中还保存着许多他生前无法发表的文本，而这些文本有时甚至比已经发表的著作更有意思。这里我要提到他那篇令人印象深刻的《精神宇宙论》（最近才首次被译成德文和英文）；他关于心理学和教育学的著述；他对现代社会中人的异化现象的研究（他对机器式社会主义的批判尤其有趣）；以及他对摆脱异化之历史道路的探索。伊里因科夫手稿的出版持续不断，从而不断激起公众的好奇心。他手写遗产中超过一半仍留在书桌上。甚至连他珍爱的《观念的东西的辩证法》也没能来得及付印。
奥伊蒂宁：你提到了苏联心理学中的文化历史学派（阿列克谢·列昂节夫、列夫·维果茨基）。的确，伊里因科夫似乎在许多方面都与这一学派十分接近。他们的共同基础是活动理论，或者像当时所说的“活动进路”。
迈丹斯基：是的，伊里因科夫认为自己是这一强大心理学学派的拥护者。他曾写到“维果茨基学派优越于其他任何解释心理的图式”，明确地把自己同这一学派联系起来。伊里因科夫沿着列昂节夫和彼得·加尔佩林的活动理论路线开展工作。这是维果茨基学派的一个分支，它把心理呈现为一种在外部世界中进行搜寻和定向的活动。就人而言，这种活动是在由人类劳动创造的文化对象和人工制品的世界中进行的。
伊里因科夫尤其关心内化过程，即文化功能如何在个体心理之中“扎根”（维果茨基的术语）的机制；这个个体心理起初还属于非人动物。正是在这一时刻，人的人格，或者说自己的“自我”，产生了。在扎戈尔斯克聋盲儿童实验中，这一微妙过程仿佛慢镜头电影一般，显得尤其清楚。伊里因科夫把十多年生命投入了这一实验。在他悲剧性地去世以后（他于 1979 年自杀），他的聋盲学生萨沙·苏沃洛夫写了一首题为《痛苦的焦点》的对话诗献给自己的老师；另一位学生娜塔莎·科尔涅耶娃则给女儿取名为埃瓦尔季娜。
奥伊蒂宁：尽管伊里因科夫同苏联文化历史心理学有这些亲缘关系，他却不是心理学家，而是哲学家。我想，我们或许可以说，正是他在苏联哲学中开创了活动进路，而在此之前，这一进路只应用于心理学之中？
迈丹斯基：当然，伊里因科夫首先是一位哲学家。在心理学领域，他主要处理一般方法论层面的问题：心理是如何形成的，它最初的“胚芽细胞”是什么，什么是人格，等等。
至于活动进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在形式上早已宣示过它，并引用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有关对象性实践活动以及不仅要解释世界、还要改变世界的论述。教科书并不使用“活动进路”这个术语，不过伊里因科夫本人也没有使用过这个说法；由“活动”派生出的形容词 dejatel'nostnyj 在他的著作中根本没有出现。尽管如此，正是伊里因科夫首先注意到这样一个任务：以对象性活动，即劳动为基础，解释人类思维的发生及其结构。
概括地说，在他看来，情形是这样的：人类劳动仿佛把自然现象从里向外翻转过来，在实践中揭示出事物纯粹的观念形式。只有在这之后，这些形式经过“文明的蒸馏器”熔炼，才会作为“观念”印刻在人类心灵之中。对世界的实践改造，是艺术感知和逻辑思维的基础与源泉，也是所有人所特有的能力的基础与源泉。
伊里因科夫那些富有才华的学生，如尤里·达维多夫、列夫·瑙缅科、根里赫·巴季谢夫等人，继承了这一原则。遗憾的是，他们的主要著作没有被译成外文。英语读者或许只能通过我们几年前共同编辑的那本书，对他们有一个大致了解。
奥伊蒂宁：因此，伊里因科夫不仅是一位职业哲学家，而且还希望他关于活动在教育中所起作用的思想，能够在苏联社会中得到广泛应用。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迈丹斯基：确实如此，伊里因科夫从来不是一位书斋哲学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担任炮兵；和平时期，他设计过无线电设备，其中包括一台音质极佳的巨型磁带录音机，甚至还在书房里安装了一台车床。他也在经济学和教育心理学方面做过大量工作。
伊里因科夫一直被这样一个问题折磨：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国家没有像马克思预言的那样消亡？为什么社会没有演变为一个自我管理的公社？相反，国家支配人的人格的力量却极大地增长了。伊里因科夫得出结论：要建设一个所谓“有人性面孔的”社会，就必须改造人的人格本身。正因为如此，他才对扎戈尔斯克聋盲儿童实验产生了强烈兴趣；在这一实验中，培育一种新人格的原则能够在实践中得到磨炼和检验。文化历史心理学和发展性教育学应当教会我们如何形成和谐的人格，使这种人格能够摆脱异化巨型机器，即国家与市场的枷锁。
有人或许会把它称为一种教育学乌托邦。也许的确如此。但是，正如奥斯卡·王尔德所说：“一张不包括乌托邦的世界地图，连看一眼都不值得，因为它漏掉了人类不断登陆的那个国度。”
奥伊蒂宁：从今天的角度看，伊里因科夫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具原创性的贡献，也许就是关于“观念的东西”的概念；此后，这一概念引发了大量讨论。
迈丹斯基：1962 年，伊里因科夫的文章《观念的东西》发表于《哲学百科全书》，在苏联哲学界引发了一场巨大的争论浪潮。意识形态铁幕使这场讨论无法越出苏联。伊里因科夫关于这一主题最重要的著作，直到不久前才被完整译成英文，并以《观念的东西的辩证法》为题出版；书中还附有评注，用以说明围绕“观念的东西”这一概念展开论战的具体语境。
这部晚期手稿的命运并不简单。哲学研究所所长、前共产党官员鲍里斯·乌克兰采夫，连续数年不准《观念的东西的辩证法》付印。手稿直到伊里因科夫去世以后才出版，而且经过删节，书名也被修改。因此，《观念的东西的辩证法》把罗兰·巴特的夸张说法变成了现实：读者的诞生不得不以作者之死为代价。
这部作品在 1979 年出版，又给围绕“观念的东西”概念的争论火上浇油。苏联美学泰斗米哈伊尔·利夫希茨也加入了论战。伊里因科夫非常尊敬利夫希茨。（顺便一提，利夫希茨也是格奥尔格·卢卡奇的密友。）利夫希茨反对从活动角度理解观念的东西。在他看来，观念的东西这一概念为任何事物设定了完善的标准，并且适用于自然界中的一切事物。
伊里因科夫则把观念的东西看作“社会人的生命活动印在自然实体上的一种印记”。凡是进入这种生命活动范围的事物，都会获得观念性的“印记”，并且在这种活动持续期间成为观念的东西的栖居之所和工具。大脑皮层成为思维的工具，金银成为货币，火则表现为炉灶的神祇。甚至天空中的星辰也会转化为黄道十二宫的星座，成为指南针和历法。伊里因科夫把观念的东西称为一种“代表关系”：在人的活动范围内、在社会生活的生产过程中，事物，更确切地说，事物的内在本质和存在规律，通过这种关系得到代表。
伊里因科夫对理想社会秩序的问题怀有浓厚兴趣。在《论偶像与理想》（1968）一书中，他试图勾勒共产主义运动在现代世界中的方向。他把共产主义理解为把管理社会生活的职能交到每一个人手中的过程；换言之，就是以一种“自我管理的组织”取代市场机器和国家机器的过程。青年马克思把它称作“消除异化”和“人对自身的重新占有”（der menschlichen Wiedergewinnung）。
令伊里因科夫痛心的是，那个曾令他如此恐惧的“控制论噩梦”、那个机器偶像，却以共产主义理想的面貌出现在苏联。这个国家建立的不是一个“有人性面孔的”社会，而是一种机器式社会主义。我相信，这摧毁了他的生存意志。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该书在苏联遭到查禁）成了他最喜爱的书。伊里因科夫用德文阅读这部作品，甚至还将它译成俄文，供自己阅读。
奥伊蒂宁：伊里因科夫素有“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之名。但在我看来，他似乎并不是 20 世纪 20 年代苏联早期哲学中阿布拉姆·德波林学派那一类黑格尔主义者。或许我们可以把他同卢卡奇比较？
迈丹斯基：作为哲学家，伊里因科夫是在黑格尔著作的陪伴下成长起来的。黑格尔的小册子《谁在抽象地思维？》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二十年间，他曾两度翻译并评注这篇文章。与此同时，他又批评黑格尔思维得过于抽象，具体说，就是把辩证法公式变成“先验的纲要”，并且对“经验给定的事实、事件和现象的世界”抱有一种“傲慢而轻蔑的态度”。辩证唯物主义的领军人物，伊里因科夫点到了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约瑟夫·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名字，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了这种唯心主义的原罪。
伊里因科夫也以类似方式批评了由德波林领导的普列汉诺夫追随者。这些人编写了 diamat 和 histmat 的学校课程，这两个词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缩写，而这些课程令伊里因科夫深感厌恶。西方文献经常声称，伊里因科夫延续了德波林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路线。在我看来，这种意见并不正确；不过，我并不否认两人在对哲学研究对象和某些辩证法范畴的理解上存在亲缘关系，也不否认他们都推崇黑格尔和斯宾诺莎。
卢卡奇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伊里因科夫非常重视他的《青年黑格尔与资本主义社会问题》，并曾同学生一起翻译和评注这部著作。在伊里因科夫的档案中，保存着他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撰写的卢卡奇《社会存在本体论》书评。尽管伊里因科夫坚决反对把辩证法本体论化，这篇书评仍然对 1971 年去世的卢卡奇表现出极大的敬意。在他看来，卢卡奇代表着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最优秀、最富生命力的一脉，与 diamat 那种僵死的经院主义形成鲜明对照。
奥伊蒂宁：你目前正在编辑《伊里因科夫文集》。能否再多谈一点这一出版计划？另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伊里因科夫档案中的未刊材料，是否会改变人们迄今已经形成的对其哲学的认识？
迈丹斯基：2019 年 2 月，十卷本《伊里因科夫文集》的第一卷以俄文出版。我们已经又准备了三卷，等待付印。院士弗拉季斯拉夫·列克托尔斯基、伊里因科夫的女儿叶莲娜·伊列什和我共同参与了这项工作。
伊里因科夫档案中其余材料的出版，或许会为他的思想肖像增添某些新特征，但不大可能显著改变人们目前对他的认识。他的档案主体已经出版。在仍未刊行的作品中，我尤其要指出他最后一部著作的手稿。这部作品批判了以技术官僚方式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案；伊里因科夫认为，苏联当时正在推行的正是这一方案。由于他不能直接批判现实中的机器式社会主义，伊里因科夫便转而同它的意识形态家展开论战，例如亚历山大·波格丹诺夫（他在某一时期以前曾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最亲近的盟友，同时又是列宁在哲学上的对手），以及当时的波兰马克思主义者亚当·沙夫。
然而，苏联审查制度严密封锁了伊里因科夫就这一主题所写的一切。直到他去世一年以后，他最后一本书才得以出版，即便如此，书稿仍遭到大量删削，而且使用了某位审查者选定的书名：《列宁主义辩证法与实证主义形而上学》。
奥伊蒂宁：最后还有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你认为伊里因科夫的哲学中存在哪些空白或问题？
迈丹斯基：像伊里因科夫这样的伟大思想家，会犯富有思想性的错误。他们的错误为反思提供了宝贵材料，并标示出理论的生长点。也就是说，这些是“客观的”错误：它们由时代精神以及研究对象本身的矛盾所制约，而不是源于心智本身的主观缺陷。
有些问题令伊里因科夫长期绞尽脑汁，却始终未能解决，例如前面已经提到的国家消亡问题。而他哲学中最严重的空白，恰恰可以在这一领域找到。伊里因科夫经常机智地批判设计一台“比人更聪明的机器”的设想，也就是制造一台能够比活生生的人更好地规划经济发展、管理社会生活的超级计算机。然而，他从未提出那个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显而易见的问题：一台可编程电子机器，如何能够帮助我们“消除异化”并实现“人对自身的重新占有”？如果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马克思），那么，以计算机为基础的磨坊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社会？
就我个人而言，在思想中同伊里因科夫展开辩论尤其有趣，也尤其有益。伊里因科夫把“思维着的身体”这一概念归于斯宾诺莎，但在我看来，这个概念并不恰当，而且含混不清（我曾不得不同伊里因科夫的学生围绕这一概念展开激烈争论）。又如不久前，我曾在《心智、文化与活动》上为维果茨基把情感视为心理“胚芽细胞”的观点辩护，反对伊里因科夫把感性形象视为这种“细胞”的立场。但即使在这些情况下，我仍然习惯于透过伊里因科夫所打磨的逻辑范畴之镜来观察事物。我还从未遇到过比这更好的理论透镜。
来源：Monthly Review，第 71 卷第 8 期，“评论”栏目，2020 年 1 月 1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