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6-29
安德烈·迈丹斯基 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国立大学
来源：The Dialectical Logic of Evald Ilyenkov and Western European Marxism
载 Obolevich T., Homa T., Bremer J. (eds), Russian Thought in Europe: Reception, Polemics, Development, Akademia Ignatianum, Wydawnictwo WAM, Krakow 2013, pp. 537-549.
扎根于俄罗斯土壤的西方心灵——我们可以用这句话简要概括伊里因科夫著作中所体现的精神原型。他自幼便强烈地受到西欧文化、尤其是德国文化的吸引。他心目中的英雄是斯宾诺莎、黑格尔和马克思；在音乐方面，则是理查德·瓦格纳。1 他最喜爱的读物是奥威尔的《一九八四》。2
伊里因科夫哲学的问题领域继承自西方哲学经典，并自始至终浸透着它的逻辑。在俄罗斯哲学中，古老集体主义的精神始终居于支配地位。从历史上看，它主要采取了两种形式：东正教的宗教精神——其哲学上的理想化表达是“共融性”（sobornost'）概念——以及村社主义（obshchinnost'）。就此而言，伊里因科夫是一位非典型的俄罗斯哲学家，是一个局外人。毫不奇怪，他与俄罗斯官方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通常称作“辩证唯物主义”（Diamat）——始终格格不入。
西方哲学之所以能够取得其最卓越的成就，应当归功于它遵循了斯宾诺莎的箴言：不要嘲笑，不要悲叹，不要诅咒，而要理解。俄罗斯哲学却忽视了这一命令，以牺牲逻辑推理为代价，培育了一种对世界的情感性知觉。因此，别林斯基甚至能从德国唯心主义最抽象的构造中“嗅到血腥味”。认识论不过是宗教伦理学说或社会政治学说的婢女。
从开始从事哲学研究的那一刻起，伊里因科夫便一直在逆流而行。他毕生所致力的是逻辑学——他喜欢把这个词的首字母大写——即一门研究观念世界之规律的科学，或者说“观念的辩证法”。他第一次尝试阐述自己对哲学研究对象的这种理解，结果很不幸。1955年春，伊里因科夫和他的朋友瓦连京·科罗维科夫被逐出莫斯科大学。“辩唯派”给他们扣上了“认识论主义者”的帽子。不过，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他们在欧洲找到了一些颇具影响力的辩护者。西方最大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帕尔米罗·陶里亚蒂，以及哲学研究所所长、保加利亚科学院院长托多尔·巴甫洛夫，“对于莫斯科国立大学对这些青年教师的指控和迫害表示惊讶，因为他们在哲学研究对象这一问题上持有同样的观点”。3
伊里因科夫的第一篇论文《论科学理论认识中抽象与具体的辩证法》4很快便被译成意大利文。5 这项工作由意苏文化关系协会正式发起。该协会秘书翁贝托·切罗尼博士在给《哲学问题》编辑部的信中表示，意大利哲学家加尔瓦诺·德拉·沃尔佩、卢乔·科莱蒂和朱利奥·彼特拉内拉希望读到伊里因科夫的其他著作，并与作者建立通信联系。
芬兰研究者韦萨·奥伊蒂宁认为，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对伊里因科夫著作的“特殊热情”——切罗尼如是说——既与他们对苏维埃国家去斯大林化的期待有关，也与他们试图寻找盟友有关：在马克思《1844年巴黎手稿》发表以后，他们正在反对以“存在主义人道主义”的精神解释马克思主义。然而，双方观点的分歧很快便显示出其根本性。德拉·沃尔佩学派的哲学家明确希望发展一种非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立场极难同伊里因科夫的黑格尔主义立场相调和；伊里因科夫不仅不想放弃辩证法，反而力图使之成为改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工具。因此，德拉·沃尔佩学派和伊里因科夫虽然都背离了官方“辩唯”，但遗憾的是，他们走向了不同的方向，这两股批判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彼此排斥。“意大利事件”似乎为伊里因科夫在西方的接受确立了一个典型模式：即便是那些原本最有可能同情地接纳他思想的人，也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总体上似乎也不知道究竟该如何对待他。6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乔治·卢卡奇的立场最接近伊里因科夫。伊里因科夫曾与自己的两名学生共同撰写一篇充满热情的评论，评介卢卡奇关于青年黑格尔的著作。7 他们把这本书译成俄文；不久，其中讨论耶拿时期黑格尔经济思想的一章便发表于《哲学问题》。更早些时候，他们曾写信给卢卡奇，请求获得发表译文的许可，并询问 Entäußerung 与 Entfremdung 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
几个月后，1956年秋，匈牙利起义爆发。由于卢卡奇曾在纳吉·伊姆雷政府中担任文化部长，他的著作已不可能以俄文出版。十年以后，伊里因科夫及其弟子再次尝试翻译卢卡奇的《青年黑格尔》，但第二个译本同样未能在伊里因科夫生前问世。8
不久以前，这一翻译计划的参与者之一谢尔盖·马列耶夫教授写了一部关于苏联哲学史的专著，勾勒出一条从卢卡奇通向伊里因科夫的“创造性马克思主义”路线。9 的确，两人在理解辩证法范畴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都被视为黑格尔主义者，都反对马克思主义中的庸俗思潮，也都遭受过恶毒的攻击。但是，从他们对哲学研究对象的看法开始，两人的哲学原则便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
卢卡奇的哲学始终远远超出了逻辑学和认识论的范围。晚年卢卡奇对此直言不讳。他感叹道：“在最近几个世纪中，认识论、逻辑学和方法论在哲学思想中一直占据支配地位，而这种支配地位至今仍未成为历史。”为了证明“在解决世界问题时诉诸本体论的不可根除性（Unausrottbarkeit des ontologischen Herantretens an die Weltprobleme）”，他援引了胡塞尔、舍勒和海德格尔。10
伊里因科夫厌恶任何形式的“本体论”。他认为，把本体论与认识论区分开来，这一区分本身就是不恰当和错误的。它根源于这样一种观念：思维规律与存在规律并不一致，仿佛现实会在理智的“镜子”中发生折射——借用弗朗西斯·培根的比喻来说。伊里因科夫本人坚持唯物主义的“思维与存在同一”原则。思维同现实的关系，从来不是别的，而只是现实同其自身的关系在观念中的表达；这里所说的现实，并非作为本体论研究对象的“现实一般”，而是具体历史的现实——“社会存在”。
在“存在的一般规律”的名义下，哲学家所描绘的，要么是他们自己在历史上受到限制的思维之抽象图式，要么是当代科学思维现有的图式。在前一种情况下，哲学家不可能超越“自我论式”的思辨；在后一种情况下，他则沦为一个靠他人的思想维生的男妓，模仿物理学家和数学家的思维形式，连同他们的一切幻想与偏见一并照搬。
经济科学，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马克思的“社会存在本体论”。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而言，戴着“哲学家的眼镜”观察社会存在，意味着向后退一步，是从具体下降到抽象，是从“历史科学”退回“意识形态”的领域。在伊里因科夫看来，本体论是辩证法的一种病态。健康的——也就是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是“关于思维的思维”，是逻辑学，而不是别的什么。在这一点上，伊里因科夫与卢卡奇针锋相对。
与伊里因科夫同时，德拉·沃尔佩也在建构一种作为“实证科学”的逻辑学；11 在这种逻辑学中，不存在从“存在的一般规律”推导具体事物的位置。用本体论思辨取代具体科学研究的恶习，会导致“马克思主义转变为形而上学，而这正是当代大部分辩证唯物主义的典型特征”，卢乔·科莱蒂在伊里因科夫第一部著作意大利文版的序言中如此写道。12
这部著作写于1956年，最初的书名是《科学理论思维中抽象与具体的辩证法》。然而，伊里因科夫的“信用记录”——异端分子的名声、被莫斯科国立大学开除的经历，以及在匈牙利事件前夕传播卢卡奇思想的行为——使这本书的出版变得极其困难。当然，对于任何“辩唯派”而言，这部著作的文本都像红布之于公牛。伊里因科夫所在的哲学研究所所长、院士彼·尼·费多谢耶夫读完校样后，下令拆毁已经排好的铅字版。
不久以后，这部手稿出现在西方，到了米兰的费尔特里内利出版社手中。它是在未经作者许可的情况下被送出去的吗？伊里因科夫本人是这样声称的。然而在当时，承认自己把书稿寄往国外——更不用说寄往几年前曾出版《日瓦戈医生》的那家出版社——无异于鲁莽至极；这样做意味着永远毁掉自己的一生。
据伊里因科夫的大学时代好友阿·弗·波将金说，是意大利人阿里戈·列维窃走了《辩证法》的手稿。列维当时是《晚邮报》驻莫斯科记者，后来获得过多项重要新闻奖，并获授意大利共和国功绩勋章大十字骑士级。很难相信这样一个人会窃取手稿，并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将其出版。尤其令人难以相信的是，此后多年中，伊里因科夫始终与列维保持着友好关系。13
得知意大利文版即将出版以后，费多谢耶夫勃然大怒。伊里因科夫被斥为“哲学界的帕斯捷尔纳克”，在党组织会议上遭到围攻，最终长期卧病住院。不过，为了抢在意大利人之前，这部著作被匆忙付印。那时，在研究所领导层和十几位审稿人的压力下，伊里因科夫已经重写了全书，将篇幅削减了约三分之一，删去了最具“黑格尔主义色彩”的段落，也删除了对形式逻辑的全部批评。他还增添了一些内容，并将书名改为《马克思〈资本论〉中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莫斯科：苏联科学院，1960年）。
翌年，即1961年，意大利文译本终于出版。序言作者卢乔·科莱蒂在当时还不十分知名——他与伊里因科夫同龄，均生于1924年。三年后的1964年，他退出共产党，并最终成为一个卡尔·波普尔式的激进马克思主义批判者。14 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科莱蒂仍试图清除黑格尔辩证法对马克思主义造成的有害影响。
在这篇冗长的序言中——足足52页——科莱蒂阐述了自己关于辩证法和马克思价值理论的观点。他从攻击黑格尔转向严厉批判“辩唯”的“古老而矛盾的形而上学”，并以苏联哲学家马克·罗森塔尔研究《资本论》逻辑的著作为例。直到序言末尾，他才拿出四页篇幅评论伊里因科夫的著作。他的评价相当友善：“人们不能不注意到伊里因科夫研究的严肃性和独创性，尽管他的论述多少带有经院式的线性特征。”15
科莱蒂希望伊里因科夫并非孤立的个例，希望他的著作是一个“青年苏联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第一只春燕，这个学派将“恢复对马克思著作的严肃分析”。
在这一代青年作者中，伊里因科夫由于种种原因，在我们看来是最有趣的一位。首先，因为他的著作提出了《资本论》的“逻辑”问题；这一问题在整个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包括苏联文献——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其次，因为他的研究涉及这样一个主题：它长期以来一直由意大利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路线持续加以阐发，即马克思著作中的规定性抽象，或者说历史的、具体的抽象。16
科莱蒂所说的，是由他的老师德拉·沃尔佩开辟的路线。德拉·沃尔佩把伽利略和马克思的规定性抽象或历史抽象（astrazioni determinate o storiche）——马克思在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考察了这些抽象的发生——同黑格尔的一般抽象（astrazioni generiche）对立起来。伊里因科夫则把这种抽象称为“具体抽象”。如果形式抽象所把握的只是事物之间的相似性和共同特征，那么具体抽象所固定的，则是事物作为同一整体之诸环节的具体相互联系。借助这些更高层次的抽象，起初彼此分离的事实仿佛“生长到一起”，形成一种“有机统一体”，一种“总体”。
对任何历史时代的理论理解，都要求有一套属于该时代自身的特殊抽象，它们表达这个时代最简单的社会关系。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这类抽象被称作“在实践上真实的”抽象。用德拉·沃尔佩的话说，马克思由此成功地“使哲学逻辑成为一门实验—历史科学”。17 德拉·沃尔佩和早期科莱蒂把马克思对逻辑学的改造视为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否定；伊里因科夫则把它理解为对黑格尔所发现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辩证方法所作的唯物主义重新阐释。这种解释与马克思本人的话是一致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公开承认自己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
伊里因科夫部分赞同科莱蒂对黑格尔的批评：辩证法公式不应当被变成取代具体过程和现实事物研究的“先验图式”。唯心主义辩证法的这种原罪，也被“辩唯”的巨擘们继承下来——伊里因科夫提到三个人：普列汉诺夫、斯大林和毛泽东。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逻辑退化为本体论：一种由例证和三段论构成的总和，其中某条“辩证法的一般规律”充当大前提，而经验事实和“具体”科学的数据则充当小前提。
科莱蒂的忧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唯心主义辩证法确实可能产生一种令人厌恶的后果：被这种辩证法迷住的心灵，会对现实事物的整个世界，对经验给予的事实、事件和现象，采取傲慢而轻蔑的态度。18
正如青年马克思针对黑格尔所指出的，逻辑的事情不能取代事情的逻辑。伊里因科夫和科莱蒂都理解这一点，并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加以强调。在这里，他们结成了共同阵线，肩并肩地反对黑格尔和“辩唯”。正因如此，科莱蒂把伊里因科夫视为盟友，称他是苏联哲学家中“最缺乏黑格尔主义色彩的人之一”，尽管“他对《大逻辑》的知识极其精深——这听起来或许有些矛盾”。19
不过，科莱蒂坚持认为，伊里因科夫仍未彻底同“辩唯”和黑格尔决裂，他的著作中仍保存着一些未能清除的黑格尔主义残余。其中首要的一点，便是关于矛盾具有客观实在性的主张。在这个问题上，科莱蒂与伊里因科夫存在根本性的、不可调和的分歧。伊里因科夫则把在科学思维中绝对禁止矛盾的做法，视为形式逻辑、亚里士多德—经院逻辑遗留下来的返祖现象。
“归根结底，事情总是表明，试图建构一种没有矛盾的理论，只会堆积起新的矛盾，而这些矛盾比那些似乎已经被消除的矛盾更加荒谬，也更加无法解决。……辩证方法和辩证逻辑要求我们，不但不能害怕对象的理论规定中出现矛盾，反而必须有意识地寻找这些矛盾，并准确地把它们记录下来——当然，是为了找到它们的合理解决，而不是为了在事物的理论规定中堆起二律背反和悖论的高山。 “而要在理论规定中实现矛盾的合理解决，唯一的道路就是追踪这些矛盾如何在客观现实的运动中，在‘自在’事物世界的运动和发展中得到解决。”20
在当代西方学术研究中，人们可以看到对《抽象与具体的辩证法》的高度评价。例如，在《二十世纪哲学家传记辞典》的“伊里因科夫”词条中，著名苏联哲学研究专家詹姆斯·P. 斯坎伦指出，这部著作“成为正在成长的一代人的一种手册”；它的作者也由此获得声誉，被认为是“后斯大林时代苏联最有影响力的马克思辩证方法解释者”。21
古典德国哲学多部专著的作者和编者内克塔里奥斯·G. 利姆纳蒂斯——来自塞浦路斯，任教于美国霍夫斯特拉大学——指出，伊里因科夫开创了对《资本论》辩证法的研究。后来，他的工作在德语文献中得到延续，如鲁迪格·布布纳、汉斯-于尔根·克拉尔、弗里德里希·库内、赖纳·迈纳斯、格奥尔格·夸斯和伊日·泽莱尼；在过去二十年的英语和法语文献中，也有迈克尔·E. 米尼、弗雷德·莫斯利、托尼·史密斯、内田弘和鲁伊·福斯托等人。时间证明，在伊里因科夫与科莱蒂的论争中，伊里因科夫的立场是正确的：“如今，人们已经普遍承认马克思这部巨著的黑格尔主义性质。”22
此外，利姆纳蒂斯认为，伊里因科夫提供了“迄今国际文献中对矛盾概念最出色的解释”，也对黑格尔的抽象和具体概念作出了“最优秀、最全面、却令人遗憾地未获应有重视的论述”。23
20世纪60年代中期，伊里因科夫参加了萨尔茨堡和布拉格的黑格尔大会，并收到美国圣母大学“马克思与西方世界”研讨会的邀请。苏联官员不允许他赴美，但他的论文——像往常一样遭到删节——最终还是被寄到会场，并收入研讨会论文集。24
在这三次报告中，伊里因科夫都讨论了社会分工造成的异化，以及消除异化的条件。他坚持认为，异化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仍然存在，并且仍在持续。社会主义革命所建立的所有制形式，只是对私有制的一种“形式—法律上的否定”。换言之，归社会主义国家所有的财产，只是在形式上、纯粹在法律意义上才是“公共的”；在现实的经济实践中，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仍然是私人的。
真正克服异化，意味着把私有财产转化为“该社会中每一个个人、每一个成员的实际财产”。它绝不能归结为由国家垄断私有财产，因为国家是一个“非人格的有机体，它同构成自身的每一个个人相对立”。25
这样的段落根本不可能通过审查，因此被从伊里因科夫提交给美国研讨会的论文中删除。研讨会组织者得到的通知是，作者因“住院治疗”而无法到会。
从布拉格会议论文《黑格尔与“异化”》中可以看出，伊里因科夫密切关注着欧洲哲学家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激烈争论。然而，他参与这些争论的尝试都失败了：那些回应科莱蒂批评、反驳阿多诺和马尔库塞，或批判波兰著名哲学家亚当·沙夫的手稿，都未能在伊里因科夫生前发表。26 审查者严密封锁了他同欧洲哲学界展开对话的一切努力。
无论如何，伊里因科夫都很难融入马克思主义思想演变的总体趋势。即使身处西方，他很可能仍会是一个局外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潮流引领者要么抛弃辩证法而转向形式逻辑，要么试图使辩证法适应形式逻辑；他们把辩证法从自然界中驱逐出去，将其适用范围限制在“社会存在”领域。
在伊里因科夫看来，形式逻辑是一门研究思维之符号表达形式的科学。在语言领域，形式逻辑的规律完全有效。“但是，说话并不等于思维——否则，最能说会道的人就应当是最伟大的思想家。”27 伊里因科夫喜欢引用费尔巴哈这句“略显粗鲁、却完全公正”的话。辩证逻辑教我们产生思想，而形式逻辑只教我们正确地表达思想。如果说辩证法是认识事物的方法，那么形式逻辑对于现实事物的了解，并不比算术对于天上究竟有多少颗星的了解更多。
20世纪60年代，在路易·阿尔都塞启发下，伊里因科夫同一批年轻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皮埃尔·马舍雷、亚历山大·马特隆、艾蒂安·巴利巴尔和贝尔纳·鲁塞——一道，开始阐发斯宾诺莎作为马克思先驱这一主题。阿尔都塞和伊里因科夫都赞赏斯宾诺莎力图具体地思维，也都批评黑格尔辩证法把抽象与具体、观念与现实之间的关系“神秘化”。但是，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斯宾诺莎的文本中寻找的是抵抗黑格尔辩证法的解毒剂；伊里因科夫则把斯宾诺莎的名字同黑格尔和马克思一道，写入辩证逻辑的历史。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作为斯宾诺莎主义心理学家的列·谢·维果茨基在西方日益流行。伊里因科夫继承并发展了维果茨基关于人格形成的文化—历史理论。他的大部分晚期著作都直接讨论心理学和教育学问题，28 从心理和人格的一般概念，一直到聋盲儿童教育的方法论。在了解并重视伊里因科夫著作的欧洲学者中，心理学家占多数。有关伊里因科夫的引文不断出现在“文化—历史活动理论”的研究中，尤其常见于芬兰于尔约·恩格斯特伦学派的研究者那里——该学派位于赫尔辛基大学活动理论与发展性工作研究中心。不过，就目前而言，西方心理学家对伊里因科夫思想的理解水平仍然不甚令人满意。
20世纪末，剑桥和赫尔辛基先后出版了两部讨论伊里因科夫著作的文集。29 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分析哲学立场，而伊里因科夫本人对分析哲学极为蔑视，甚至曾以非常粗鲁的措辞攻击它。尽管如此，在这些著作中，西方哲学家开始同伊里因科夫以及他在俄罗斯的追随者展开相当严肃而深入的对话。这场对话后来又延续到《东欧思想研究》2005年第57卷和《俄罗斯哲学研究》2010年第48卷的伊里因科夫专题中，也延续到每年举行的“伊里因科夫纪念研讨会”上；来自欧洲各国、主要是德国和芬兰的学者会定期参加这一会议。
当今西方最具权威的伊里因科夫研究专家，是赫尔辛基大学的韦萨·奥伊蒂宁和加拿大女王大学的大卫·巴赫斯特。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肯特大学荣休教授肖恩·塞耶斯也高度重视伊里因科夫的著作。
现有苏联哲学研究文献几乎不提伊里因科夫。然而，他是战后时期苏联最重要、最富原创性的哲学家。他发展出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主义和辩证法解释，这种解释具有持久的现实意义和理论吸引力。30
根据同布里尔出版社签订的出版合同，目前有两部新的伊里因科夫著作集正在准备付印。其中一部收录他关于黑格尔的著作之英译；另一部则收入作者完整版《观念的辩证法》31的英译，以及一批关于同一主题的新评论。因此，今天我们看到，伊里因科夫的思想正在西方以并不迅速、却始终持续的方式向前推进。
收入：Obolevich T., Homa T., Bremer J. 编，Russian Thought in Europe: Reception, Polemics, Development，Akademia Ignatianum、Wydawnictwo WAM，Krakow，2013年，第537—549页。
[1] 他的妻子回忆道：“他没有一天不听瓦格纳，甚至在打字时也听。睡觉前，他不读小说，而是阅读瓦格纳歌剧的总谱。”（Г.В. Лобастов 编，Э.В. Ильенков в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х，Москва，2004年，第10页。） ↩
[2] 伊里因科夫把这部在苏联遭禁的小说称为“杰作”，并曾根据一个德文版本将其译出，供自己阅读。 ↩
[3] В.И. Коровиков，Начало и первый погром，《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1990年第2期，第68页。 ↩
[4] Э.В. Ильенков，О диалектике абстрактного и конкретного в научно-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м познании，《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1990年第2期，第42—56页。 ↩
[5] E. Ilenkov，Dialettica di astratto e concreto nella conoscenza scientifica (Questioni teoriche)，《Critica Economica》1955年第3期，第66—85页。 ↩
[6] V. Oittinen，Foreword，《Studies in East European Thought》第57卷，2005年，第228页。他曾在2004年“伊里因科夫纪念研讨会”上所作的《伊里因科夫的意大利事件》讲演中详细讨论这一问题。 ↩
[7] 参见 Г. Зейдель、Э.В. Ильенков、Л.К. Науменко，Георг Лукач, «Молодой Гегель и проблемы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1956年第5期，第181—184页。 ↩
[8] 参见 Г. Лукач，Молодой Гегель и проблемы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Т.И. Ойзерман、М.А. Хевеши 编，Москва，1987年。 ↩
[9] С.Н. Мареев，Из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Лукач - Выготский - Ильенков，Москва，2008年。 ↩
[10] G. Lukács，Zur Ontologie des gesellschaftlichen Seins. Prolegomena，载其 Werke，第13卷上半册，F. Benseler 编，Darmstadt，1984年，第7页。 ↩
[11] G. Della Volpe，Logica come scienza positiva，Messina，1950年。 ↩
[12] L. Colletti，Prefazione，载 E.V. Il'enkov，La dialettica dell'astratto e del concreto nel Capitale di Marx，V. Strada、A. Sandretti 译，Milano，1961年（1975年重印），第XXII页。 ↩
[13] 波将金档案中保存着一张1964年的照片：列维同伊里因科夫一道在莫斯科近郊徒步旅行。见 <http://www.caute.tk/ilyenkov/arch/avp1964a.jpg>（照片中最后两人即列维和伊里因科夫）。 ↩
[14] 关于科莱蒂思想的演变，参见 O. Tambosi，Perché il marxismo ha fallito. Lucio Colletti e la storia di una grande illusione，Milano，2001年。 ↩
[15] L. Colletti，Prefazione，第LVI页。 ↩
[16] 同上。 ↩
[17] “（……）使哲学逻辑成为一门历史—实验科学”（“Fare della logica filosofica una scienza storico-sperimentale”），见 Galvano Della Volpe Opere，Roma，1972—1973年，第4卷，第553页。 ↩
[18] Э.В. Ильенков，Вершина, конец и новая жизнь диалектики (Гегель и конец старой философии)，载其 Философия и культура，Москва，1991年，第123页。 ↩
[19] L. Colletti，Prefazione，第LVII—LVIII页。 ↩
[20] E.V. Ilyenkov，The Dialectics of the Abstract and the Concrete in Scientific Theoretical Thought，S. Syrovatkin 译，Delhi，2008年，第243—244页。 ↩
[21] St. C. Brown、D. Collinson、R. Wilkinson 编，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Twentieth-Century Philosophers，London，1996年，第362页。 ↩
[22] N. Limnatis，German Idealism and the Problem of Knowledge: Kant, Fichte, Schelling, and Hegel，Dordrecht，2008年，第351—353页。 ↩
[23] 同上，第109、299页。 ↩
[24] E.V. Il'enkov，From the Marxist-Leninist Point of View，载 N. Lobkowicz 编，Marx and the Western World，London，1967年，第391—407页。 ↩
[25] Э.В. Ильенков，Маркс и западный мир，《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1988年第10期，第106页。 ↩
[26] 参见他收入 Философия и культура 的几篇文章：The Summit, the End and the New Life of Dialectics、Hegel and "Alienation"、Concerning the "Essence of Man" and "Humanism" in Adam Schaff。 ↩
[27] “Aber Sprechen ist nicht Denken, — sonst müßte der größte Schwätzer der größte Denker sein”（L. Feuerbach，Sämtliche Werke，Leipzig，1846年，第2卷，第199页）。 ↩
[28] 伊里因科夫关于这些问题的文章集不久前已经出版，参见《Journal of Russian and East European Psychology》第45卷第4期，2007年。他篇幅较长的手稿 Psychology 也在不久前被译成英文，见《Russian Studies in Philosophy》第48卷第4期，2010年，第13—35页。 ↩
[29] D. Bakhurst，Consciousness and Revolution in Soviet Philosophy: From the Bolsheviks to Evald Ilyenkov，Cambridge，1991年；V. Oittinen 编，Evald Ilyenkov's Philosophy Revisited，Helsinki，2000年。 ↩
[30] S. Sayers，评 D. Bakhurst，Consciousness and Revolution in Soviet Philosophy，《Canadian Slavonic Papers》第34卷第1—2期，1992年，第176页。 ↩
[31] 这部著作在伊里因科夫生前已经有一部分被译成英文出版，参见 The Concept of the Ideal，载 A.N. Leontiev 编，Philosophy in the USSR: Problems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R. Daglish 译，Moscow，1977年，第71—99页；但作者未能看到它以自己的母语付印。此后俄文版《观念的辩证法》曾三次在作者身后出版，也都经过删节，不过删节幅度并不算大。 ↩